进了这张大门，就是我的故乡，我的第二故乡；洞庭湖畔一家特大型现代化企业；有我青年时代遗留在这里的痛苦和欢乐，还有干涸了的汗水。我把这大门里的世界固执地称为故乡，开初是《现代汉语词典》教唆的，他说，故乡是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它又告诉我，居的意思也是住，住是住宿。它再深入解释，对这个定义我就不服了。这张大门里，确实不曾有过我一床卧榻，但，一生中六千多个白昼从这里消失，白昼里有我的青春，最美最蓬勃的生命。难不成只有卧倒过的地方才是故乡？站着，坐着的地方就不叫故乡？我不服又怎么着呢？也许“故乡”这个词诞生时，白昼和夜晚不曾像今天一样极端对立，把白昼交给办公室，而把夜晚交给家，这两个地方，就像金星和水星，都围着太阳公转，却各有各的轨道。于我，故乡的意义，发生在这站着和坐着的时空里，而那卧着的地方就像夜晚一样空洞和迷茫。
　　 “喊你呢，没通行证也敢往里闯？”恶魔般的声音从后面越过来，挡在我眼前。
　　 大门旁的保安都不认识我。也许我第一次走进这张大门时，他们还没出生；我告别这张大门时，他们还坐在教室里读书。这张大门也不认识我。和我相识的大门，是一袭土布衣服，两旁顶梁柱像我出生的年代营养不良的人一样单瘦，我每天路过那单瘦的身旁，有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现在的大门难怪不认识我，它是一个穿着丝绸的贵族；那身绸缎发光放亮，直剌我的眼目；两旁顶梁柱膀阔腰粗，像营养过剩的肥胖儿。大门右边有一座山，山肯定还认识我，转过头往右看，山不在了，一块人造小平原仿佛对我说，你是谁？来干吗？人造小平原上建了一栋七层大楼，大楼也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
　　 “你说你是厂里的老职工，打电话给你以前的同事，叫他来门卫接你进去。”和善的声音。这人肯定是保安的头，至少是大门旁这些保安的头，我就认他做这些保安的头头吧。
　　 这张大门里的哪一个角落我不熟悉？哪一张脸我没见过？当年，这张大门里有长脸、圆脸、尖脸、方脸各式各样的脸型三千多张，如果每一张都能对上各自的名号，题目难度偏高，有怪题偏题的嫌疑，如果换一种题型，在工厂之外，只要是这张大门里的面孔，就算是人海，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仿佛贴了一张特殊商标，专等我的眼睛来辨别谁是大门里的同事。
　　 见到数字我的脑壳就成了木头。我曾试图记住常用的银行卡密码，一组数字，小学生背乘法口诀似的，背十天半月，一到银行就卡了壳，脑壳里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数字。而我曾经的办公室电话，十年二十年前，却仍如昨日一样鲜活。我拿出手机，没作思考，按下一串数字，十多年前的电话就响在我的耳旁。但对方无人接听，电话里的声音断了，我又拨。
　　 “不要打了，张科长来了。”和善的声音又说：“张科长，这人要找你们宣传部。”我不认识张科长，张科长也不认识我。我说找某某某，张科长说没有这个人。问他们现在的部长，张科长说了一个名字，我不认识，在我的记忆里也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又问他们部里的副部长、科长、干事一干人的名字，张科长把一个个名字报来，我如身在异国他乡，脚下是一方从未涉足过的土地，陌生的浪潮一阵阵袭击我。
　　 我说了十多年前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张科长说这电话号码现在是他办公室的，至于十多年前是谁使用，他从没听人说过也没办法去考证。
　　 当年我和老丘一个办公室，那时他在谈恋爱，这号码整天为他响个不停。我和老丘一个星期有六天（那时是六天上班制）面对着面，如果我是一面镜子，他哈哈一笑，皱眉一叹；挖挖鼻孔，擦擦眼睛，都必将收入我这面镜子里。有时起草关系到全厂某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案或撰写某个重大汇报材料，我们一连两天把夜晚当白昼用，去食堂吃饭，到厕所方便，才会出办公室。
　　 “如果老丘在我们厂工作，你打他的手机吧。”张科长给我指了一条新路。我依稀记得曾经储有他的手机号码。多年前一次偶遇时相互留下的，印象中从那号码进入我的手机起，就像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再也没见过天日。手机里果然有他的名字。我第一次驳通这号码时，也成了最后一次拨，手机里有一个甜甜的女孩告诉我，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哼！哼！”鼻孔里发出的声音。老职工？老职工个狗屁。谁也不认识你，还老职工？不是骗子就是搞推销的。哼！哼！骗谁呢！恶魔般的声音仿佛占尽了道理，阻止我这骗子或者是搞推销的进入大门，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快感。
　　 今天我和这恶魔般的声音扛上了，我就要证明我曾是这大门里的主人。
　　 机关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车间里的工人好比螺丝钉，大多一生一世铆在一个位置。那时我二十岁，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接电话的是陌生的声音，好像是小女生。“某某车间某某泵房吗？”她说没错。我一连报了三个名字，她都说没这人。我说我是谁，她说我不认识你。电话里传来她和班长对话的声音，也是一个女声。她在电话里说我的名字。班长说什么我没听清，只听她说，“我们班长说不认识你，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是第二班的第三任班长。”她说，“我们就是第二班。”“问你们班长，她现在是第几任？”她说，“班长说不知道，班长还说，皇帝有吏官写史，才知道是第几任。”“你们班长是个王八蛋。”“黄八八是三班的，你认识黄八八怎么不早说？”“我不认识什么王八蛋，把你们班长的名字告诉我。”“你原来是吊马子的？”她突然小声说，“我们班长叫杨丹，上个月刚失恋。”“乱七八糟。”我把电话挂了。
　　 “骗哎，攀哎，骗不到，攀不上吧。”恶魔般的声音说，“还不承认是骗子，搞推销的。看你还有什么招。没招了吧？没招了就走，莫影响我们工作。”
　　 谁能证明我和这大门里的关系？大门里那栋大楼能证明。它在我眼前，我在大门外却不得而入，我只能隔空相望，如果站到它身旁，肯定认识我。二十多年前，大楼左上角有个高音喇叭。我还没离开大厂，高音喇叭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从大楼左上角下来，大楼从此沉默，再也发不出声音。当年，大厂有三个高音喇叭从不同的角度剌激我们的耳膜，八十多分贝的音律，从不遗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角落。后来，讲环保才知道不同条件下五十至七十多分贝就算噪音，在禁之列。大厂里几乎都知道我的名字，也算大厂里的一个名人，全是近八十分贝的噪音所赐。那八十多分贝的噪音，强行把我的名字送进三千多职工的听觉神经，存进记忆，没人能幸免音律的强奸。多年后，我到了市里一家媒体，偶尔遇到曾经也在大厂被八十分贝的音律强奸过的同事，他们还记得我的名字。那时我刚刚完成从倒班工人到宣传部新闻干事的身份转换，我的新职业是写新闻稿，用手写，电脑的名词还没有进入我当时的大脑，手下一张张写满汉字的稿纸，仿佛是金片，用我对新职业的激情当浆糊贴在大厂脸上。那一年，我在报纸、电台、广播站发表了二百八十多篇新闻稿。一九八十年代中期，市里惟一的媒体是广播站。离上班半小时，高音喇叭就响了，先转播中央电台新闻，再转播市广播站新闻。转播市广播站新闻时已到上班高峰。几千辆自行车，同一时间朝厂大门挤拥而来，如决堤的水，漫满了厂大门的一条公路，人河一样朝前翻涌。有次，我陪一位报社的摄影师爬到办公楼顶上，拍一张上班路上的壮丽图片，一条公路，一千多米长，只见黑乎乎的脑壳在移动，一个抵一个。我当时并不看好这张照片，后来听说这照片获了什么奖。我的名字，每个上班日的这个时间，就朝公路上那些上班的脑壳轰炸。轰炸的结果就是让大家记住，广播里有个女播音员每天在我的名字后加了一个“来搞（稿）”。在听众耳朵里，“搞”和“稿”是一个音，而在中国大陆，“搞”在民间的口语中，有一种男女间的特殊含义。通讯员某某来稿，这种用语大概到广播站变成广播电台才消失。上班高峰时，我也是那人河里的一员，市广播站女播音员的声音刚飘荡在我们头顶，身边的人就朝我挤眉弄眼，说，女播音员喊你来“搞”了，还慢腾腾干吗？快去哎。善意而友好的笑闹，让我感到生活和工作都十分甜蜜。
　　 恶魔般的声音鼓着一双大眼睛，把我当贼盯，连我擦擦鼻孔的小动作也盯着不放，仿佛抬手间也藏有阴谋。
　　 站在这张不得而入的大门口，我的心对着办公大楼呼喊，大楼你帮我作作证，证明我不是搞推销，证明我不是贼！它就是不开口，是没看到我？还是也不认识我了？办公大楼二楼从左往右的第三个窗口，是我曾经的办公室。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到那个窗口里。窗口里面现在办公的人是张科长，他不认识我，窗门你应该认识我，当年我每进办公室，都扶着你打开来，下班时又把你关上，十天半月，用抹布擦掉你身上的尘土，那时，我们岂止用熟悉形容？我擦亮眼睛再看时，我错怪了这扇窗户。我擦抹过的窗户是铁的，刷着淡绿色的防锈漆，难怪现在的窗户也用陌生的眼睛看着我，闪亮的铝合金，还有放出深绿色光亮的玻璃，它不仅仅对我陌生，这环境于它也还是陌生的。办公大楼是昔日那栋大楼，但着了一套华丽的外装，墙面的瓷砖把认识我的沙浆墙面遮挡着不让它见我。当年的沙浆墙面肯定不知我站在大门外不得而入的尴尬。
　　 不认识，都不认识了。如果它们都认识我，能叫故乡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朝贺知章回到故乡也有人不认识他了，才有如此感慨。
　　 我有两个故乡。第一故乡是湖南宁乡灰汤镇，那是一个出温泉的地方，它和韶山、花明楼是个等边三角形。九十度的温泉夺得亚洲第一的美称。第二故乡就是这不得而入的大厂。这个大厂曾被誉为洞庭湖畔的璀璨明珠，芙蓉国里一枝花。“芙蓉国里一枝花”，曾是我发在省报头版的一个新闻标题，后来，这七个汉字广泛地出现在汇报材料、领导讲话、上级表彰、等各类媒体中，那个时候，我所有的文字，都没有这七个字耀眼，可惜，后来的使用者，都不知是我的专利。
　　 我二十岁离开灰汤，二十多年后再回灰汤，也遇到了贺知章的尴尬。我感到温暖的是那条无名小河汊还认识我，河汊上的小桥还认识我。二十岁那年，我从小桥旁坐汽车离开灰汤。汽车启动了，我默默地注视着那条小桥，这是我和灰汤的初次惜别。小桥目送我离开灰汤，直到看不见我为止。我每每想到第一故乡灰汤，脑海里首先出现的画面就是那座静静地目送我的小桥。
　　 我在《故里灰汤》的散文里写过：“原始的温泉喷口，像一口锅，圆圆的，浅浅的。仿佛底下有盆火，锅里浮着一层水泡泡，像爆豆子一样跳起来……”自由流淌了二千多年的泉眼，不再有温泉从泥土里冒出来，我离开灰汤前，田间就建起了泵房，温泉改道走泵房流出，只有少量的温泉恋旧仍走它们祖辈们的路。传统的温泉泉眼上方，还有一口水塘，靠温泉的一边是四十多度的温水，另一半则是凉水。我听老人说，有皇帝的年代，水塘里养着贡鸭，鸭子在冷热不均的环境下，肉嫩味鲜，是另一种与百姓无缘的山珍海味。
　　 我站在水塘旁，无法确定当年泉眼的位置，但广袤的田野，水塘，与水塘相距不到一百米的乌江都是当年的面貌，它们都笑迎游子回故里。年少时，我赤身躺在乌江河里。每到秋冬季节，在河滩上淘出一个沙池，一条沟引来热雾腾腾的温泉，另一条沟引来乌江清澈的河水，那份惬意的快感，几十年挥之不去，化成温馨、浪漫的情愫藏在心中。乌江，一条与四川红色乌江重名的小河。我相信不是抄袭，红色乌江还没出名前，它就叫乌江了。三十多年前，乌江灰汤段，是一条热河，大地气温刚降，河面就如仙境般地升腾白色的雾霭，有时白云一样连接着天空。那种神雾般的境界虽然不再，但乌江仍坚守着安静地缓缓流淌的本性。
　　 从小镇密集的人群里，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了，但只要报上我父母的名号，小镇的原住民，不管男女老少，都会从“笑问”变“笑迎”。回家的温暖如蜜甜润心灵。故乡，故乡，这里是我的故乡。父母在小镇从教二十多年，不知有多少人是我父母的桃李。这些人记得我父母，也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从他们后代的诚挚笑容里，我也能读懂他们脸上的文字：知道，知道，听爷爷，听爸爸说过。这就是我的故乡——灰汤。不管我游到海角天涯，不管我鬓毛多么霜白，只要我回到这里，他们都能认识我。灰汤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父老乡亲，都敞开胸怀迎接我。
　　 年纪大了，喜欢回忆。生命的最高峰在中年，中年一过，前面余下一个一个缩水的波浪，只有回过头才能再次看到峰巅。生命滑向谷底时，回忆就是最好的慰藉。近年，我时常做回忆的游戏，游戏的场景离不开故乡。我的两个故乡，游戏场景最明亮，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第二故乡。第一故乡，年少懵懂，记忆都已支离破碎，拾起来很美，雾中赏景似的，却十分吃力，常常不得不中断游戏。第二故乡，我的大厂，回忆的画面，像保存在收藏夹里的视频文件，随意调取；且图像清晰，画面流畅；既不卡带，也没马赛克。这是一段情感饱满，最有生命亮色，最有戏剧性的生命历程，也是一座充满回忆资源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