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中华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史，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分析，文人所扮演的角色与定位，他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开创、宣导、传承、巩固、推广和深化等多方面的作用。这种说法，或许有读者朋友有疑虑，不过，你如果是一位对中国文学史和历史稍微懂一点的人，就不难看出，我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比如说，以先秦时代的儒、道、墨、法四大家为代表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他们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诸多方位来看，这种古文化所赋予的思想内涵，让我们后代人把自己置身在这种独特的东方文明体系之中，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尤其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所开创的历史新局面，无不为我们古老的封建帝国所取得的成就感而顶礼膜拜。单就现代社会来说，我们耳闻目睹的，主要凸显在官方的吏治和民间的自治以及东西方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理念的分支机构（全世界孔子学院380多所、中国全国各地的孔庙、孔子塑像以及尊孔仪式等），所带给全人类在一种普遍追求和谐、稳定为大局的国际国家秩序、社会秩序而出具的指导性和建设性的思路，无不显示出文人们的智慧。确实，一个好的文人，他提供给社会动力的背后是个人名誉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翻身。时下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期，各条战线都在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为配合这种大势所趋，搞好和谐社会、合理分配有限资源、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国家和服务于现当代为目的，下面，该是我就文人相轻这种话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的利害关系等，多方面展开深度的剖析。
　　 文人相轻，自古有之。据说，当时的傅毅和班固的文才其实差不多，但班固写给弟弟班超的书信中却说：“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大凡一个人总是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而文学创作的方法很多，很少有人能够用多种形式和多种风格来写作。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的长处来攻击别人的短处。这就出现了“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反击；而根据清朝的陈康琪《郎潜纪闻二笔》记载里说的：长兴人臧寿恭眉卿、乌程人严可均铁桥（眉卿、铁桥应该是他们的号或者字之类的）两人，他们都出生在湖州（老乡），而且精通儒学经典、很有学问，本应该惺惺相惜，彼此尊重，然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互不友善。太守杨岘，是臧先生的高徒，也曾经跟随严先生游学。有一次，太守从长兴回来，他把船停靠在城外时，偶然发现旁边的船上有一个人旁若无人的拿着酒独自喝着，感到很不解，仔细一看，原来是严先生。赶忙问他从哪里来，严先生把实话告诉他，太守听后非常诧异地说：“是村夫子，堪若师乎?”第二天，太守问臧先生：“严某如何人?”他说：“粗能讽《三字经》。”所谓《三字经》，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古时候学生的启蒙教材。文人相轻，可见一斑。到了上世纪初期，鲁迅和梁实秋的对骂，则复制了这种文人之间的故态。“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节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作者：鲁迅。）而梁实秋则回应道：“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由于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立场的不同，把一些认识上的分歧都不可避免地带进了现实生活中，一来二往，口水战也就擦枪走火了。
　　 秀才、童生、进士、举人、探花、榜眼或者状元什么等级的划分，就催生了世俗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普遍认识。所以，古时候的学子，仅依靠读书来博取功名利禄是唯一的途径，这应该说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是皇权垄断性的具体表现。作为众多的文人来说，他们在争抢这种光环下的溢彩流光时，其实，也有他们言不由衷的无可奈何。诸如上文中我列举的那些封建士大夫和现当代一些典型的文人形象，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和功利性的作用在作祟，僧多粥少、千人一面的尴尬局面，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如一位沧桑的老人，它在留给后世子孙的丰富遗产里，那种包容和理解，就为众多的芸芸众生，开启了一个个划时代的巨幅画展。封建王朝自辛亥革命后，彻底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文人在历史的大变革里，出具了它广阔的施展空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造就了文人辈出的生态环境，但是文人之间的交恶，却一直不能停下来。
　　 比如众所周知的沈从文和丁玲的口水战，先是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性需要的使然，捏造、歪曲、诋毁胡也频与丁玲结合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丁玲则认为沈从文有损她的名誉，使她在晚年时写出了《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进行了无情的挞伐。沈从文还曾经指责丁玲获得斯大林奖是“政治肯定多于文学成就，是造神运动下的产物”。沈从文与萧乾的矛盾，则缘于学生萧乾关心他的住房困难一事，却被沈从文看作是往他脸上抹黑，有人说是双方思想的理解错误。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沈从文一直没原谅过萧乾。丁玲蔑视周扬，周扬轻视丁玲，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但与传统气节贞操也不无关系。
　　 为了体现文章的真实性和厚重感，上面的素材，是我搜集了有关资料后稍加改动的一段文字。读者不难看出，即使是那些文坛泰斗，他们之间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名誉权的维护，始终把自己列为重头戏，而别人只能是陪衬或者甘当替罪羊的角色定位。不可否认，一个文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广泛被社会各界所接受。这不仅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同时，也展示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或者全人类在某种理念上的荣誉观和满足感。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结晶、是作家和诗人毕生的追求和梦想。因此，在这种功利性和世俗性的作用之下，众多的文人一显身手。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毕竟文人的贡献远不如科学家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得实在，所以，能够被社会理解、包容和利用的概率实在太小了，以至于造成了过多的文人被边缘化。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国家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发展模式，进而把市场经济建设纳入了主旋律。这种转变的第一印象，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上的改观，一些原本被奉为经典或者神圣的东西，一夜之间，被搁置在历史的废墟，这是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有着担当的人来说，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注定了众多的迁客骚人，企图通过文字来扭转自己在生活领域的翻身。尤其是网络的铺设，它把文人的笔触和思想世界引向了那浩瀚无垠的网络空间。
　　 文学交流群（ＱＱ群）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为网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种变化主要是作者进群就可以与对方直面交流心得和写作体会，极大地方便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正面现象。但是，由于人的思维意识、文化层次、地域观念等的不同，所持的立场也会不同，所以，对文学的理解也普遍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就为文人相轻的历史新局面，拉开了现代网络的直面战场。比如说，某位自称为诗人的人发一些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作品，并附上个人简介，诸如某某网络文学编辑部评为推荐或者精品文什么的、某某杂志社或者报社等纸质媒介发放的获奖证书、稿费、奖金等形色各异的宣传广告（真实性可疑）；某某发长篇大论的批评性文章指责某某作家的文字狗屁不通、某某长篇小说家指责某某名家倚靠某某权贵的“大腿”上位、某某出版商在群里滥发征文广告进行欺骗等众多的丑态百出，让文学交流群，被抹上了一层看得见摸不着的刀光剑影。
　　 确实，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平台。对于网络文学的正负面形象，我以一个作者和编辑的身份（审文1300篇左右、发文5大网络、曾落户过5个文学社团，历任优秀编辑、总编、副社长、名誉社长等职务。），就网络文学的结构和布局，来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网络文学它主要是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来获取作者的稿源和读者的点击率，而网站的获利，则需要通过广告收入和出版书籍来维持网站的正常运转。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就把网站的各级行政机构，根据各自的需要，把它进行细化。这就出现了站长、社长、总编、主编、编辑、签约作者、非签约作者、读者等一系列代名词的出现。而在这种不同分工的背后，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到矛盾和利益的冲突，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既陌生又熟识；既团结又分裂，有时他们为了一篇精品文和绝品文的评选工作，唾沫横飞、纷争不断。网络文学它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随意性和广泛性，它的审核程序和它的编辑团队备受社会太多的质疑，所以，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难以有一个可以定性的结论。不过，在面对滚滚而来的读者和作者（尤其是一些名家的加盟）面前，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传统纸媒的那种高深莫测、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我想，它会随着时代的滚滚洪流回归到自己准确的定位。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地变化。作为一个现当代的文人，我们的社会视觉观和思想观，力求在精准把握时代的脉搏之外，还能够为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行动的指南，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文人。
　　
　　 （附录：文艺界核心价值观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价值追求，内容是“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爱国，是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气节。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崇德，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操守。尚艺，是文艺工作者的职业追求。《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践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规范，主要内容是“坚持爱国为民、弘扬先进文化、追求德艺双馨、倡导宽容和谐、模范遵纪守法”。其中在“倡导宽容和谐”的内容中，公约强调，要积极营造团结和谐的氛围。反对门户之见，文人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