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文化底蕴深厚
　　
　　 关中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书中，占有重要的一章。
　　 从地理概念讲，关中是指“居四关之中”而言。其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后又增加东边的潼关和北边的金锁关。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又被誉为“天府之国”和“五千年历史帝都之首”。
　　 由于我国周、秦、汉、唐等主要朝代在此建都，其包括雅俗文化在内的整个关中地域文化，历史积淀很深，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成为我国辐射面宽广的文化地域之一。近些年来，为了突现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人们常在“关中”前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关中”。一个“大”字，不仅说明了“八百里秦川”地域之广、土质之沃，而且也道明了因古老、深邃而浩大的文化内涵。中国，古称华夏，夏者，大也！一个“大”字把关中的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等，全涵盖了！
　　
　　 一.关中文化的历史积淀很深
　　
　　 “秦中自古帝王州。”作为“帝都之首”的关中，尤其是长安地域，历经数千年，在继承古文化的基础上，将语言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乃至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等文明，夯实了极其深厚的基础，推向了一个个日益垒升的历史台阶，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光彩。
　　 其历史典籍，分量很重，其皇家文化，色彩很浓。这些，自不待说。就是散布在广大乡野的民间文化，也异常丰盈，多姿多样，但那都是打上了历史烙印的。如遍布关中各县的皮影、剪纸、刺绣，木偶、社火、节庆，以及关中民间演出的秧歌、曲子、迷胡、老腔、碗碗腔、秦腔等，都是古老的艺术。
　　 民歌伴着劳动产生（如号子），应该是遥远的上古时期；三千年前春秋时期的《诗经》记载了秦风、豳风等关中民歌；汉代“乐府”中，有“秦歌”的记载；剪纸、皮影，至少在西汉时就有了；秦筝、百戏、秧歌、曲子，汉唐就已流行；迷胡、老腔、碗碗腔、秦腔等关中戏曲至少在明末清初就有。研究表明：韩城秧歌耍“赞赞帽”的丑角艺术，与唐宋时期的唱赞有关；合阳跳戏，是元代杂剧的遗音；西安鼓乐所采用的记谱、读谱法，采用的是宋代的“俗字谱”。如今还遗存的黄河船曲、泾渭号子、劝善吟诵以及东府一带的“拉花戏”等，都是源远流长的艺术。你很难想象，关中曾经竟是“汉剧”的戏窝子；河北梆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还一直被称为“秦腔”；就是如今为关中社火队开道的戴假面具者的表演，也是周代傩舞的遗存。这些，都说明了关中文化的古老。
　　 与这些紧密相关的是关中方言。关中方言，是我国最古老的方言之一。从许多史载典籍和现存关中方言的语音、词汇中，可以看出这一方言古树的老根，是何等的深长！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关中方言的调值，对关中所有演艺艺术的巨大影响，还有对关中境外演艺艺术孳生、发展的催化作用（因有另文，故不详述）。我研究关中地域文化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不论从政治、经济方面，还是从文学（如诗词歌赋、变文、经韵）、艺术（如音乐、舞蹈、曲艺、戏曲）方面，其源多在陕西关中的古代。我至今，一直赞同并坚持学者齐如山“风从西边来”（此“西边”指的就是含陇东在内的泾渭流域）的观点！
　　 关中文化，底蕴深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
　　
　　 二.关中文化的多方辐射很广
　　 所有地域性的文化，都是源于根生并与相邻的、交往的地域文化相互影响、交融而不断发展的。关中文化更是。由于长期作为“京畿之地”的原因，关中（尤其是长安地域），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经吸收、融合许多外域（如整个中华地域的东、西、南、北、中和外国）的文化成分，形成了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又不断远播的关中文化的特色。这正是由作为“京畿之地”而形成的特殊性。
　　 正因为这种吸收、兼容、发展，是自然的，其远播和多方辐射，也就是必然的了。
　　 西汉京都长安，是民间音乐的天下，当时，不仅可以听到关中的秦声，还可以听到来自今湖北、四川、云南、河南、山东和江浙一带的民间音乐。这在司马相如写的《上林赋》中，都有真实、生动的描绘。汉乐府机构，无疑就是贮存各地民间文艺的丰盈宝库了，这对以后中华民族的音乐，乃至文学、戏剧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张骞数通西域、唐僧西天取经等，也把外来民族的文化（如龟兹乐等）引进、吸收和发展（如唐代的“十部伎”等）。如此，就不难理解傩舞、关中曲子、西安鼓乐和同州梆子腔等，咋地一下子就能辐射到中原、华北、华南、西北、西南诸地方了。
　　 秦腔（同州梆子），被公认为梆子腔之祖，经远播、交融而形成了北方各梆子腔剧种（远至安徽的徽剧、广东的“秦戏”）；曲子传至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晋南、河南、四川，形成各路曲子。而关中佛教、道教文化和西安鼓乐的流播和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云南漓江的纳西古乐，有一个分支就是受其影响的产物）。
　　 显而易见，关中文化的多方辐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史实。
　　
　　 三.关中文化的研究价值很大
　　
　　 基于以上所述，即可看出关中文化是以“古”为优、辐射面极广的地域性文化，其研究、开发的价值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研究关中民俗文化，对当今关中地域文化建设，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义有四：
　　 一曰“继古”。正由于关中地域文化很“古”，我们就要挖掘其深藏、继承其精华。对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形成，对黄帝、炎帝等帝王将相的发迹、兴亡、更递，对历史文化名人（如著《史记》的司马迁，著《汉书》的班固、班超，通西域的张骞、精医药的孙思邈、大诗人白居易等）的成就，对因循古文化而来的傩舞、《诗经》、乐府、唐诗、汉赋、秦筝、汉百戏，以及其他文化典籍进行系统化、深入化的研究，使其精华，永世长存，世代继承。
　　 二曰“繁今”。雅文化、现代文化之根，在于俗文化，而俗文化从纵观角度讲，也是古文化。从经济发展看，是继古繁今的必然；从文化发展看，也是如此。发展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族根文化的优秀传统。如用外来文化毁了我们民族文化之根，就会毁了我们的整个民族，其危害可想而知。我们“继古”的目的，在于“繁今”，在于在继承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基础上，繁茂我们现今的文化之树。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由于关中文化很古，用来繁今，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沉甸甸的分量。
　　 三曰“护艺”。关中具有古文化意义的民间文艺极为丰富，为汉民族地域文化之冠。如现存的西安鼓乐、梆子戏秦腔、宝鸡社火脸谱、凤翔泥塑，千阳刺绣、西府曲子、东府锣鼓、富平阿宫腔、华州皮影、华县老腔，华阴迷胡、大荔碗碗腔、合阳跳戏、合阳线戏、长安道请、韩城秧歌、韩城耍神楼等。正因为“古”，其价值珍，如若设法保护其原生态，就更具特殊的意义。对现存的曲子、民歌、曲艺、戏曲等，都应通过采风整理、汇集出版、录制音像、活态演示等形式予以妥善保护，并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上给以改造与发展。
　　 四曰“兴文”。此“文”指的是文化之“文”，亦含“文言”之“言”（即方言）。就广义的文化而言，语言是所有文化的载体和躯壳。而方言，则是地域文化之精髓和灵魂。没有方言的应用，哪有地域文化之存在？没有方言之应用，哪有地域文化之特色？固然这与推广普通话相矛盾，但不能因普通话的推广而诛杀各地方言，正如兴繁京剧，不能消灭秦腔、晋剧、豫剧、粤剧一样。
　　
　　 四.关中文化的保护潜力很强
　　
　　 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是关中群众性民俗文化保护的典型，也是为继古而保护关中民俗文化的宏大文化创造。
　　 几点建议：
　　 其一，鉴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许多文物、古迹、庙宇、民居建筑、各类牒谱、民间工艺和因过时并弃之不用的了农具、用具等出现濒临绝灭的危险，向政府和村舍领导呼吁，一定要推广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保护理念和保护经验，从而广造舆论，发动群众，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各地民间的有关“非遗”实物等，进行有效地贮存、保护。即使是因陋就简地保护，亦可，千万不要使其丢失和破坏。
　　 其二，依据国家遗产保护法规，由政府出面，自上而下地指令、安排保护事宜，务使保护落到实处，切忌空谈。不要只伸手要钱，提倡自身因陋就简地先行保护模式。如以村为单位，先将村舍、自家的东西登记造册地予以保护，还是可行的。
　　 其三，切忌轻视农村、基层力量。在加强对关中民俗文化细化管理的同时，注意培训农村保护骨干，组织、壮大基层保护队伍，力争形成一个群众性的保护阵容和上下一体化、链接化的保护格局。
　　 其四，根据关中的特殊地位和古老的方言载体，挖掘天然潜力，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包括保护理论在内的涵盖地域、历史、方言、民俗、艺术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借以引导、促进关中地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