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个肚儿圆之后，我反剪着双手悠闲地散步在华灯初上的县城大街上。暮春时节，刚下过一场雨，夜晚的气温格外舒爽，心情也不错，忽然发现这座小县城其实还是挺美的。
　　 我刚回到公司大门口，碰见门房的老穆正坐在院子与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聊天。老穆见我回来了，便给那人说：“这是我公司的“笔杆子”，是一位年轻的作家。”那人让我坐下来谝一会儿。谝就谝吧，这一谝才知道到他姓鲁，在县城做着小生意，喜爱文学，业余也搞点创作，偶尔还在当地报刊上发些“豆腐抉”。碰到了同道中人，我俩都感到非常高兴，就继续谝起了文学。
　　 我问鲁师傅现在还写东西吗？他说现在忙生意，没时间写也不想写了。我说怎么了不写了呢？他说：“写文章很劳神，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好的构思，熬夜加点地写好改好，却难以发表，县上有个《XX风》杂志，稿子投过去，人家还要收费，一个版面500元呢。”我说：“原来如此，其实这个也不奇怪，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文学不景气，很多文学刊物都市场化运作了，办杂志的人也要吃饭嘛。”他说：“我知道杂志社要搞经营，在刊物的封二封三上打点广告就行了，不给作者付稿费倒罢了，还向作者收版面费呢！”我笑了笑说：“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我从不干掏钱发表文章的事情；搞写作本就不容易，没有稿费罢了，寄两本样刊也行，如果要掏钱去发表文章，那样划不来，也太没球意思了！”他说：“你说得没错。”
　　 接下来，鲁师傅说到了他的一个搞写作的朋友。他说：“朋友以前也搞了多年的文学创作，曾在《渭南日报》、《陕西日报》、《华商报》等省市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在他们当地小有名气。前几年，朋友写过一部小说，结果出版不了，听说小说拍成影视剧才会赚大钱，就找一家影视公司去谈，结果人家要他先拿出一部分钱作为改编剧本的费用。他说：‘我将小说的版权给你们，你们要给我费用，怎么还让我给你们付钱？’他不愿意了，躁气地走了，从此再也不搞写作了。”
　　 我对鲁师傅说：“你那位朋友没坚持写下去太可惜了，要是坚持下来，没准现在是个腕儿呢。”他说：“写作是一件苦差事，既劳神又伤身体，要靠它去挣钱太难了，作家总得养家糊口吧？要写多少文章赚来的稿费才能够生活的开销呀……”我狠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你说得没错，靠写作吃饭很难，陕西可能除了贾平凹等极少数专业作家靠吃写作饭外，大多数作家都是要靠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然后才能业余时间去搞写作；文章写出来还不好发表，甚至要掏版面费；好不容易弄出一部书稿，却没人给出版，只能自掏腰包去出版……这就是作家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我话音刚落，门房的老穆开口了。他说：“陕西以前有个作家叫路遥，生活很艰苦，为了写作连命都搭上去了，落了个英年早逝。搞写作虽然受人尊敬，但是要想过得好，还得给有钱的老板打工呀……”老穆笑了笑，吸了一口烟，抹了一下嘴巴，又说，“我们村上有好多人这两年务弄冬枣，一年都至少挣六七万元，一个作家写一年稿子才能挣多钱呀？”听到老穆这番话，我感到有些惊讶，但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以前是人民教师，还在当地某个小学当过校长。老穆虽不是作家，但我曾看过他写的年终工作总结，文笔相当老练，连我们公司的很多大学生都赶不上呢。他平时喜欢读书看报，经常看我的文章，很欣赏我的才华，经常称呼我为“刘作家”。所以，我平时很尊敬他；他今天的这番话，更是让我对他增添了相当的敬意。我忽然觉得，他是一个通达世事的智者。
　　 鲁师傅又说起他当年写文章的那些事儿了，而我却不愿再谈文学方面的事情了，借口要回办公室加班，起身告辞了。
　　 穿过黑暗悠长的楼道，我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门前。对面办公室的门半开着，我借着从里面射出来的一道亮光，将钥匙插进了锁孔，结果左拧一圈，打不开，右拧一圈，还打不开。我拨出钥匙看了看，没错呀，又插了进去，拧了一下，卡住了，又使劲拧了一下，只听见“嘣”地一声，低头去看，钥匙拧断了，钥匙头在手上，钥匙身却卡在了里面！我就失慌了，试图用手指甲掐住，将断在锁孔里的钥匙残体拔出来，可是根本就掐不住断头儿。不行，我得想办法把门打开，因为我的包还在办公室，包里装着钱包、充电器，以及我外边寓所的钥匙呢。
　　 我忽然想到了门房的老穆，立即下楼找他说明了情况。他说：“你打电话问公司行政部那几个人，看有没有专业开锁人的电话，让过来开下门锁。你先打电话，我拿着尖嘴钳上去试试吧。”
　　 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连着给五个同事打了电话，两个人没接电话，其他三个虽然打通了却告诉我没有开锁人的电话。过了一会儿，老穆下来了，一脸无奈地说：“不行，咱没有专业工具，打不开呀。”我说：“算了，只能等明天再说了。”
　　 我默默地走出了公司大门，站在大街上瞅了半天，不知该去往何处。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上衣口袋，掏出来两张可爱的“老人头”，再摸一下身份证也在，便甩开膀子大步流星地向灯火辉煌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