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草市场屠杀事件和我的父亲】
　　
　　 他赢弱地佝偻着腰，满头花发的模样，一点儿也不能使人联想到曾经的威严；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是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而非细长脖颈的驼鸟，更不是病恹恹的瘦弱之躯。童年的记忆透过重重时空雾障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我的幻觉，起初仅仅是一个分辨不清的点，一个模糊的人影，然后渐渐近了，更近了；我看清他的面孔，胡须虬屈地盘桓在唇与鼻孔之间，他穿着一身干净又陈旧的铁路工作服，背着沉甸甸的牛皮工具袋走在铁路线，看到我的刹那只是嘴唇轻微地动了动，黑黝黝的面孔绽开不易觉察的笑；那一刻，他的腰板挺直，头发乌黑，牙齿又白又齐，一副正当年的状态。其实我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个错觉，时光不可能任由我的想象而倒流，他的胡须也不是虬屈的，相反当他抱起我，凑向我时，用一双强健的臂膀把我拢到他身旁，我能够感觉到他又硬又刺的胡须，和溢满于空气当中混合着皮革味、机油味和蒿草味的汗臭味；这奇怪的味道源源不断地从他身上流淌出来，就像他每一个汗毛孔都是一个味道永不枯竭的喷泉。
　　 “马恩列毛，实际原先中间还有个斯，就是斯大林。”他坐在一个固定在比我拳头小不了多少的碎石子间漆成铅灰色的铁盒子上，抬头望了眼远处将阳光撕裂成粼粼波光的铁轨，缓缓说道：“就是恩格斯在巴黎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五一是国际劳动节的，说是为了纪念干草市场屠杀……”
　　 “为什么会有屠杀？”我惧怕地瞟了眼蜿蜒而去的铁道线，小脑瓜里泛起南京那座城市，泛起‘二.七’惨剧和被缚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基督，也泛起华人对伯利的恐惧；头顶的杨树枝摇曳不停，努力抗拒着灼热，将阳光不断筛洒成数不清的碎片，却带不来一丝凉爽。
　　 “因为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他弯腰，从牛皮工具袋里拿出那两面卷起来的红绿小旗，放到一边，然后手探进去，摸索着。
　　 我曾经试图搬动这个不断散发皮革味道的工具袋，但它沉甸甸的重量不得不令我放弃。信号弹，小旗，大小不一的扳手，再加上工具袋外面的铁锤，硫酸溶液的信号灯，一册红色塑料皮的袖珍版毛泽东选集（家里，还有四册白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选，这都是单位强行分摊的任务，不要不行；而且每周都要预留一整天学习毛选，背诵毛主席语录），和一个军绿色铁皮水壶构成他工作要素；不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抑或是战争危险，他和他的伙伴，或者说是伙计，都要沿着铁道线巡查。他一路走去，以火车站为起点，踏着碎石子，枕头，或者干脆就是闪闪发亮的铁轨，其间要经过三座隧道，到达边境线，掏出钥匙打开那个铁皮箱，换下那块铅制小牌子，用来证明自己的工作。
　　
　　 备战备荒的年代，到边境线换牌是桩危险工作，尤其在珍宝岛冲突前后，他和他的伙计快到中苏边境线时，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一个匍匐在地观察着苏联大兵，另一个提心吊胆走过去换牌；下一次，他们再调换过来，另一个人前去换牌。最要命的一次，一群民兵隐藏在边境线中方一侧的草丛中，荷枪实弹地瞄准着苏联大兵，他和他的伙计一起去换牌；而那俩苏联大兵一边向他走来，一边嚷着什么。
　　
　　 “列宁说过，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把海参崴还给咱们，可斯大林上台又不还了……原先，那里老大一片都是中国的，一直到库页岛都是……”他感慨道；同时，他的手从工具袋里掏出来，递给我枚原本嵌在枕木上带着‘Ж’字的铁钉：“要是列宁再多活十年就好了……”
　　 他把两面卷在一起的红绿小旗子重新放回满是皮革味的工具袋里，拍拍屁股上的灰尘，站起身，抚摸下我的头，挎上工具袋，斜着肩膀继续沿铁道线走去。他走路的姿态总是那样与从不同，臀部上翘，腹部以上向前，形成一个倾角，就像1917年的列宁在街头演讲。在铁路车站候车室那个会议厅里就并排挂着四张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标准像，在我哥哥的历史课本里就印着马克思和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的头像，他俩都有着浓密的胡须，犹太人的胡须和普鲁士贵族的胡须。
　　 列宁坚硬上翘的胡须惹人注目向大众倾泻着激情，孙文坦诚而忧患的两撇胡须则在不歇地传播着奋斗与理想（这个先行者也不期出现在历史课本里）；至于浓密的普鲁士贵族胡须，使我艰难地仰视，从中发掘出汩汩不息的幻想。我手心里握着那枚带着‘Ж’字的铁钉，脑子里翩翩幻想起经他娓娓道来的叛逆者的叛逆行径。
　　
　　 “他就是一个叛逆者，贩家子，大逆不道，前后娶了俩老婆；说是老婆，其实就是同居，什么手续也没办；他那俩老婆还是两姐妹，爱尔兰人，她俩偏偏都喜欢上了他；他不生养孩子，还偷偷将家里的钱拿到外面，拿给别人花；那个人是个犹太人，整天无所事事，每天就知道读书，连老婆都养不起。”下班，回到家，脱下蓝色工作服，扫了眼贴在墙上拿着风灯的李玉和，借着桌上那盏微弱的小油灯，他的脸忽明忽暗地映现在我的视线之内：“他哪怕稍微听从家长的，也会是个成功企业家，也会有大把的钱，说不定现在哪个跨国公司就是他的呢；但他总喜欢和另一个大胡子混在一起，说什么要解放全人类；就他一个人，解放谁去呀……最后，他连自己都没解放，反倒替摩尔人养了三个女儿……”
　　 因为节省，她，我的妈妈不舍得点燃需要分摊电费的电灯，而要用棉线搓个灯芯，将一汪豆油倒在浅浅的小碟子里，然后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饭，讲故事听故事，做作业和缝补衣裳。
　　 “大家都为他可惜；其实，他是个聪明人，虽然他没读完书就经商了，但当过炮兵，后来还当过副官，二十几岁就写过轰动一时的论文，他家还有个工厂，可以说衣食无忧，很有前途……和他一样的还有陈独秀，也是少爷羔子，也分别娶了两姊妹做老婆……”听着他的讲述，我悄悄翻开哥哥的历史课本，凝视向隐没在普鲁士胡须间的那张脸。他一只手捏起粒油炸花生米扔到嘴里，另一只呷口白酒，惬意地咀嚼；他的讲述和童年时期翻看的那册历史课本激发起我无限幻想，只是多年之后我走进图书馆，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却发现了另一重迷宫般的故事。
　　
　　 “Haymarket Massacre注1”，从普鲁士胡须间的唇部吐出这句话，玛丽早已经撒手而去，随后的莉希渐渐被病魔缠身，在1878年9月11日履行结婚手续几小时忍受着哮喘与坐骨神经痛双重折磨，面带微笑与幸福步入永恒（这个小小的结婚手续破坏了他的某种观念：结婚，那些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的仪式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当然，五年之后他的挚友那个摩尔人也追随着另一个女神燕妮抛弃人世。
　　 但是当时，乃至现在甚至将来都有人不同意他这样说，而执拗地更正为“Haymarket Riot注2”。于是他挟持着愤怒，拖曳着古稀之躯奔走在欧洲与美洲，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同抗议不公平与不公正，一同维护人权与自由；八小时工作制是一种进步，也是文明与平等的标杆，它宣示着工人是人，而非奴隶或者某种冰冷的机械，这令他缅怀起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会议，和1883年喜欢坐在安乐椅疾病缠身的第一提琴手，以及那句‘劳动创造世界’的豪言壮语。
　　
　　 “我是一个老兵，为无产者呼吁正义是我的使命。”他说这话时瞳孔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似乎看到那些自诩为法律化身的维护者们审判那八位无政府主义者，似乎看到四名被绞死者和一位狱中自杀者，似乎看到干草市场上的血腥，同时回忆起青年时期柏林炮兵部队服役的情形，也冥想起1849年的爱北斐特武装起义；接着，他微微一笑，坚毅而自豪道：“我曾是维利希志愿军团副官，在巴登――普法尔茨浴血奋战……”就在他周围，1890年5月1日的巴黎，伦敦，纽约和芝加哥，数以万计的工人走向街头，为自身命运而奋斗。
　　
　　 “其实，他也是嗜饮无产者血液的资本家；”他的一位同胞，大腹便便的有产者臃肿的脖颈笨拙地扭动，嘲弄道：“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那就是他洗不脱的罪证！”说过这话，他的这位同胞举起水晶般的玻璃高脚杯，半眯着眼睛冲向灯光欣赏番红宝石般的波尔多，然后一饮而尽。
　　
　　 他喝不起波尔多，更没见过那些洋酒；对于月薪只有二三十块钱，一家六口是很拮据的。顶多，他把朋友送的一根细小的家参塞进白酒瓶子里，或者塞进捡来人家丢掉的茅台酒酒瓶子灌进散装小烧，泡过几天，倒在比牛眼睛大不了多少的磁杯子里津津有味地一小口一小口品尝；就那么一个小杯子，他能喝上十几分钟。
　　 “喝吧，这比茅台还好，”一次，山东老家来了亲戚，眯缝着眼的小姑夫和一直堆着笑的小姑，他这样向人家介绍：“茅台就是粮食酒，可我这酒，不仅是粮食的，里面还有人参，当年的地主天天喝，也喝不起！”
　　 满口山东腔的小姑夫只是笑，只是跟随着他的动作频率举杯，一小口一小口品尝这琼浆玉液。而他，借着家里有客人，一顿晚餐，破天荒地喝了三小杯，星光挂满穹窿时，才酡颜醺醉地倒在火炕上。等到次日清晨，他红着眼睛醒来，怔怔地向窗外望了好一会儿，穿上领章帽徽齐全的铁路制服，拿起筷子甩了甩，不紧不慢喝过粥，翘着臀部推门而去。
　　 那一年，1986年，干草市场屠杀事件已经过去一百年，1939年出生的他也接近半百；虽然他还保持着相对健壮的体力，却再也抱不动我了；刚刚就读高中的我将他的青春渐渐吸走，就像一枝藤蔓渐渐吸走一株大树的养分。不过，逢到他心情好时，还会跟我讲那些历史，讲摩尔人和普鲁士大胡子的友谊，只是他并不知道我已经读过许多共产国际的书籍，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以及巴枯宁和、托洛斯基和布哈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他不过是位只上了三年小学的小学生，甚至连旧式高小毕业证都没拿到；至于那些白皮毛选，早就不见了，抽屉里只留下一册还算九成新厚实的红色塑料皮袖珍版毛泽东选集。
　　
　　 “其实，他就是个初中生，”2013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坐在午后阳光照耀的地板上，已经退休了二十年的他一边用剪刀剪断坚硬的胡须，一边继续津津有味地讲述下去，就像讲述一桩鲜为人知的传奇：“他爸让他辍学经商，他就不上学了。”说话的功夫，被剪断的胡须纷纷掉落在早已铺好的旧报纸上；他的胡须虽然还那么坚硬，却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染成灰白；而且，他张开嘴的刹那，我可以看到他黑洞洞的口腔，看到那颗陈旧泛黄的孤零零的牙齿。
　　 莱茵河畔，爱北斐特理科中学，那座学校是否依旧存在；铁路车站候车室那个会议厅里就并排挂着四张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标准像是否依旧存在？我默默凝视着他，不禁暗自佩服他是从什么时候读过这么多书，知道这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我环视着这间熟悉又陌生的屋子，时光翩翩地滑向1976年不可琢磨的隧道深处。那年，刚刚读书的我因为偷懒，不想起床被他用把木工锯隔着厚实的被子抽打屁股；那年，我心惊胆战地将哥哥历史课本带着普鲁士胡须画像那一页撕掉藏到枕头底下；那年，我发现他成为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弓着腰身，大汗淋漓锯着木头；那年，许多人走向街头又是欢呼又是歌唱。而锯下的一截截木头给一把斧头劈开，成为柴禾柈子，整齐地码在院子里，时光碎屑般等待被燃烧起来的那一刻。我抽动下鼻孔，似乎嗅到溢满于空气当中混合着皮革味、机油味和蒿草味的汗臭味。
　　 隔了会，他吃力地站起身，赢弱地佝偻着腰，走到窗台前，将裹在旧报纸里的胡须茬子倒入垃圾桶，然后窸窸窣窣地将它叠好，放到一边。他的这个动作或者习惯，早在童年我就熟知，他是一个尊重文字的人，只要印着文字，就算是张夸夸其谈的小广告，他也会翕动着嘴唇不厌其烦地默读一遍；这个动作或者习惯等到步入老年更加深入骨髓，甚至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病态。只是，当我问及那册红色塑料皮袖珍版毛泽东选集时，他晃下脑袋，嘴唇翻了翻：
　　 “嗨，都那么多年了，谁知道丢哪儿去了……”
　　 他说这话时，就像早已忘记自己是山东移民一样。
　　
　　
　　
　　 注1：干草市场屠杀。
　　 注2：干草市场暴乱。
　　 干草市场暴乱（英语：Haymarket Riot，又译秣市骚乱），始于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导致屠杀发生，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五一劳动节就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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