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是一九七五年出生的，在我们兄妹中排行老三，弟弟比我小三岁，在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妹三人由姥姥带我们，母亲在饭店打工。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弟弟养成了一个怪癖，吃饭时蔬菜中只吃豆角、土豆、酸菜，做菜时还不许放葱、蒜。我不晓得他吃了会怎么样，每顿饭大家都劝他多吃一些蔬菜，可他还是敬而远之。
　　 半年后，母亲领我们改嫁了，继父带我们很好，尤其喜欢弟弟，因为他那时长得胖乎乎的，聪明可爱的他还会哄人。在短暂失去父爱之后又从新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对于他的童年应该是值得庆幸的。灿烂的笑容总是挂在他的脸上。
　　 那一年我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村里的医疗条件非常的差，只有一位卫生员，只能给病人打个针。当时弟弟九岁，夏天里的一个上午，他感冒高烧，咳嗦不停，打了针退烧药，但缓解不了病情，这时继父又不在家，母亲只好求邻居大叔赶自家马车去乡里给弟弟看病。弟弟病愈回家后，母亲讲，那天他们刚走出村子，弟弟的手脚都凉了，我想弟弟后来患了肺结核，应该是与那次感冒有关的。
　　 弟弟十四岁那年，又患了感冒，治来治去，时好时坏，最后继父领他去了结核病院就诊，经确诊他患了肺结核。由于经济条件差和弟弟的怪癖在外吃饭不方便，拿了些药物回家进行治疗。
　　 弟弟对于药物特别的反感，每次吃药都要别人督促着，喝水往下送药时，总是要呕吐几回，也难为他小小的年纪一把一把的药片要吃到肚子里，后来把胃、肝都吃出病了。经过一阶段的治疗，弟弟的病情好转了，又开始活蹦乱跳，高高兴兴的上学了。可是家里面没有领弟弟再去复查，认为他的病好了。
　　 可是好景不长，一次感冒他的肺病又复发了，结果又是输液又是吃药，就这样病时好时坏的缠着弟弟。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病就没彻底好过，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家庭条件确实筹不到住院的那笔费用，当时也没有合作医疗保险，所以就没有住院进行系统的治疗。这因该是我人生的最大的遗憾。
　　 他的身体渐渐地瘦弱，两个本来大大的眼睛已经深深的陷进眼眶中，显得颧骨特别的高。学习也因此经常中断，一年能上大半年。冬天，家人劝他休学，可是他坚持要读书，早晨他还是早早起来，怕迟到了，可是我能看得出来，他起床有多么的吃力。我明白他自己不想放弃，他渴望能够天天走进学校，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
　　 然而，书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最终连书包都背不动了，从此学校的大门再也没有迈进过。
　　 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不领他去住院治疗呢？病魔不是没有给我们时间啊？
　　 接连几日的阴雨，终于在那日的清晨停了下来。
　　 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的七月七日的早晨，阳光爬上窗户照进屋内，弟弟还没有起床。母亲喂完猪，去唤弟弟起来时，弟弟一阵剧咳，随之是大口大口的鲜血，就在那一瞬间，家人心中仅有的一点点希望像泡沫一样的破灭了。
　　 我请来大夫给弟弟打了一针止血药，大夫告诉我们应该马上去医院，弟弟是肺结核后期。
　　 此时，弟弟的脸色苍白，眼睛恍惚，母亲很快为弟弟换好了衣服。
　　 当我用自行车推着他去镇上的车站点儿时，他皮包骨的双手扶着车座，那双手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一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扶着他。他问我：“哥，你说我还能好了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怎样撕心裂肺的痛啊？
　　 我强忍着悲恸，眼泪含在眼眶里，把头扭向一侧，不敢面对弟弟的目光，那目光中一定有对生的渴求，以及对于健康的憧憬，他如何能接受即将结束的生命啊！那年他十八岁的生日就快到了。
　　 “会好的，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不要怕，医学很发达的。”我的话不知他是否听到。
　　 那次我没能陪弟弟一同去，是母亲和继父领他去的。
　　 三天后，弟弟在旗医院拿了些药回来，他的精神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那天，也是雨后初晴，我还是用那辆自行车把弟弟接回家的。
　　 母亲背后对我讲，医生说没有希望了，回家准备后事吧。
　　 两天后，弟弟又一次咳血，精神也没以前好了，终日的躺在炕上，而我唯一能作的就是去医院买药，找大夫等事情。
　　 七月二十二日的傍晚，弟弟忽然能够下地走动的，拿起弹弓子到房前房后转悠一圈，回来笑着说：“哥，我打死一只鸟，掉到咱后院的木杖子上了，你去捡回来。”说完就上炕了，我去看，发现一只鸟挂在杖子上扑棱着翅膀，已经奄奄一息。
　　 晚饭说他想吃面条，我给煮了许多，他也吃了许多，大家都说弟弟真的好了。
　　 谁知那是他最后的晚餐。
　　 深夜十一点半，弟弟永远去了，结束了他即将来临的十八岁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