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三则消息，联想三个故事。
　　 三则消息，《“新官率先公示财产”是个好主意》（《北京青年报》7.24），《不完全公开财产申报让人遗憾》（BBC中文网,1.9），《财产申报二十年有难有结果》（《炎黄春秋》2009）。
　　 三个故事。
　　 一是“文种的马鞭”。那是《西施泪》剧的精髓之笔。说的是吴越相争时期，越王勾践败后被俘，为吴王养马三年，受尽凌辱，也被马鞭抽过。勾践回到越国，第一天就将马鞭交给大夫文种。并授权曰：发现我有过错，就用此鞭打我。文种还真的在勾践忘记耻辱寻欢作乐时，用马鞭抽打勾践。这一鞭足足让勾践清醒，以后励精图治，兵强马壮，打败越王，赢得胜利。
　　 二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张穿“百纳衣”的照片。那是抗战时期最困难阶段，一度军民只能用米线、野菜充饥，穿百纳衣御寒。党中央倡导“自力更生，丰衣足实”。中央最高领导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带头种田、纺线、穿“百纳衣”。主席那张旧照片，是给晋绥干部作报告时照的。照片上主席站立讲演，身旁只有一小方凳，凳上一只旧水杯，一盒烟，一盒火柴。这照片几十年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向人们诉说那段艰难历史。三是外国总统的现实故事，《俄总统、总理“亮家底”》（《新京报》4月8日）。消息说，俄总统总理用自身行动向腐败“宣战”。总统办公室在网站，公布了总统工资，存款和动产不动产清单；总理办公室，也公布了总理个人和家庭财产。
　　 三个故事都是一把手的故事，有古代的一把手，有现代中国和外国的一把手。他们的事例虽然不同，但“率先垂范，从我做起”是相同的。勾践率先让下臣用马鞭监督一把手；党中央主席率先艰苦奋斗，为军民作典范；俄总理率先公示自己财产，为官员作示范。特别是最让人震撼之处在于，一把手都是在没有法律的强制下，率先从我做起。吴国并未立下法律，下臣可监督皇上，陕甘边区也没有成文法强制“穿百纳衣”，即使现代法制发达的西方俄罗斯，据媒体披露“法律并未强制官员的家庭成员和亲属公开其收入”。但他们作为一把手勇于率先作榜样，突破“先有律而后有行”的常规。这种垂范“石破惊天”，对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道德力量”都具有超级示范作用，甚至胜于“神圣”的法律。勾践作榜样，吴国兵强胜利了；党中央主席作榜样，战胜了最艰难的日月，赢来了抗战胜利；俄罗斯总统的榜样，力量也会无穷的，反腐胜利就在前方。
　　 再看三则消息。
　　 《好主意》说，“新官公示的好处，如果每提拔一次干部让他们公示一次财产，用不了多少年，官员群体中的大多数都将进入公示财产之列。到那时，再要求已经成为少数的官员把家底亮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面的财产公示制也就建立起来了。”《让人遗憾》讲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干部财产申报向公民公开的只有工资奖金津贴等，不公开的则有固定资产，银行存款等。针对这种“不完全公开”文章评说，在“官员也有隐私权”的操纵下，把“明白收入”公开了，把“阴暗收入”隐藏了，让公众的监督沦为“花瓶”。《难有结果》记载，“财产申报”早在上世纪80年代讨论，1994年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立法几度搁浅。由于整体上缺乏法律依据，20年无结果。文章评析，不是条件不成熟，而是当改革涉及官员自身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定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问题就变得异常艰难。今年人代会，中纪委答复，正在抓紧，一年比一年积极，越来越深入。“十二五”也未见规划出台之日期，百姓盼什么来？
　　 三则消息都涉及官员公示财产。“公示财产”成了反腐的热点和关键。这个“法”和别的法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这个法是革官员自己的命。现实是亿万“富裕”党员有三分之一，官员有多少？官员出于本能和利益，先以“隐私权”阻挡，97%的官员反对。“隐私权”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就巧借手中的权阻挡。二十年不能出台，腐败从个体到集体，从小官到顶大的官，无法遏制。为什么党的红色书中也写着：“各级领导同志更应该自警，自勉，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而“公示财产”喊了二十年，没有哪个一把手勇于率先垂范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立好法来强制呢？没有立法规范导向，“一把手”率先规范从自身做起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先锋队的“先锋队”的先锋作用在何处体现的？为什么“公示财产”立法二十年了，“婴儿”难产呢？因为立法是要靠国家权力的，而国家权力又是在官员手中掌握的，并不在公众手里。尽管世界公认“财产申报”是反腐败的一把利剑，是终极“治官之术”；尽管有90.1%的公众赞成，但却有97%的官员反对，“公示财产”这只婴儿二十年死在胎里，并不足为奇，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产物。
　　 改革的阻力在哪里？十年前就有中科院教授呐喊，改革的阻力在暴富群体，在“干部利益独立化”（上海《机关动态》1998年9月11月）。现在又认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在政府”。在特殊利益集团，呼吁要限制一把手的权，须先限制政府的权。八十年代初，“改革”刚起步时，“改”什么？改“文革”蔽病，改“极左”路线，改“两个凡是”。那好改，因为是革他人的命，何况被革命者，已没有权力作支撑。如立“游行示威法”，立“国旗法”，那容易，是革别人的命，是规范百姓的行为，用权力通过就是了。而改革30年后“革”什么？革“改革变化”新积累新产生的蔽端，比如，非法占有的财产多了，大有障于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台“公示财产”抵制腐败，抵制分配不公正。然而，革自己的命，
　　 约束自己行为，如同割自己的肉，那就很难了，让少数先富，“吃肥容易”“减肥”难。掌握分配“GDP”倾斜者也靠权力，审议通过“公示财产”也靠权力。财产也有“隐私权”，“不完全公开”的内部申报；新官率先公示，等等明或暗，
　　 用权力阻碍改革，用权力来保护权力者的利益。正应了十年前《周末》（1998.9.11）的判断：改革措施到了下面就走了形，改革的阻力在于“干部利益独立化”：也应了《炎黄春秋》（2009第7期）的判断：改革涉及官员自身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订走向的（特别是立法权，笔者注）巨大权力，问题就会变得异常艰难。一语道破真谛，不只让社会震惊，更要求执政党特别重视。有学者指出，人们对改革的期望热度在下降，“攻坚”阶段，不断“深化”，已成耳
　　 边风，调子喊得再高，雷声特大，落到现实处，下的“雨”少，让人们感受的总是，改革的走向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97%官员反对。一个省政协副主席，就追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保护自身利益明目张胆，很是疯狂。他们通过实力，或“鼠猫勾结”，或“强强联手”，巧妙地影响共共政策，以保护自己利益。“奶粉标准下降”、“公示财产”二十年出不了台、《工资条例》难产等都是佐证。因为这不是非权力的“全社会”能左右的。
　　 改革，不只“革”群众，不只“革”别人，不只“革”已不握权力的前人死人，不对自身进行“改革”，“公示财产”再喊二十年，法律也不会出台。改革别人容易，只需创新。“革”自身的命，则更需“革命性”，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效仿古代帝王敢于“革”自己的命；学习一代伟人敢率先约束自己，兑现承诺；借鉴外国总统敢“革”自己的命。“一把手”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锋队”，最具有革命性，最能带头“革”自己的命，应该让“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只“马鞭”，来监督自己，超越古代帝王，效仿革命伟人。“公示财产”这把反腐利剑一定鼎天而出，社会期待，万民呼天。或许“公私财产”，已超出一下“立法”问题、“法治”问题，而是一个改革利益再分配的政治问题。改革的“GDP”是继续让少数人独吞暴富，将基尼系数拉大，还是让多数人享受“以人为本”走近公平。敢在前人基础上迈出半步，就会有突破，若“官员公私财产”。像“保护私有财产”一样敢写进《宪法》，从根本大法上建立根基，阻力变会克服，法律就会出台，反腐败就会大有成效。大胆呼吁，有哪位人大代表提案，支持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