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种田的人家，收入是很有限的。加上水、旱灾害频繁，靠种几亩薄田很难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因此，家家户户都要搞一点副业。其实，广义的农业也是包含着副业的，就是通常说的农、林、牧、副、渔，统称“大农业”。
　　 养猪是我们那里的一项传统的副业。过去，庄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养上一。两头猪。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猪的粪便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在化学肥料还没有问世前，种田的肥料主要靠泥渣和人、畜粪便，有句俗语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虽然那时也有再高级一点的有机肥料，如饼肥（豆饼、菜饼），不过，用那种肥料成本太高，普通人家用不起；其二，汉族人的饮食习惯，肉食都是以猪肉为主，猪肉有广阔的市场，养出来的猪子不愁卖，再说，如果家里有什么喜事需要宴请亲朋好友，自家杀一条猪，荤菜就再也不要化钱去买了；其三，养猪不需要一次性投入很多成本。一开始只要化点钱买一条苗猪。过去苗猪也不贵，十多斤重，只是比猪肉价稍高些。
　　 养猪的猪舍又叫猪圈，猪圈又分淌圈和踏圈两种形式。淌圈较先进，卫生条件也好些，猪圈里面有个猫洞与粪坑相通，可以经常进行冲洗。踏圈就差得多了，一般的踏圈只有土墙没有顶棚，圈里铺上一些草木灰和青草，猪子的粪便就一层一层地踏在圈里，用那种肥料作基肥效果也不错，就是猪圈旁边臭气熏天，夏天是苍蝇、蚊子的孽生地。喂猪子的饲料也因养猪人家的经济条件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条件较好的人家一般是喂的是粮食搭配谷糠和青草，经济困难的人家则全是喂的谷糠和青草，只是在苗猪期和将出栏时的育肥期内才舍得喂一点粮食。大集体的时候，一个人每天的口粮计划也只有斤把原粮，人尚且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就更舍不得拿粮食去喂猪了。有的时候，连谷糠也不周全，天天以青饲料为主，还有些洗锅、洗碗的泔水。那时的泔水里又不像现在多少有一点剩饭剩菜，吃粥的碗都要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的，洗锅时总是先反复地铲锅、舔铲子。因此，泔水里的“含金量”实在是少得可怜。那种穷养猪的模式在里下河地区延续了许多年，直到分田到户后才得到改善。
　　 穷养猪的周期是很长的，需要养一年多才能出圈，出圈时猪子的毛重也只有一百几十斤，那时的生猪收购站也收一百斤刚出头的生猪，叫等外猪，一条猪子只有四十多元钱，相当于现在买半只老鹅的钱。因为营养不良，那时的猪肉也全都是自然的“瘦肉型”。打赌的时候，一个人吃二、三斤熟肉一点儿也不稀奇。那时候买肉肥膘越厚的肉就越是上等肉，人们就像一台长期运转而又润滑不良的机器，一见到大肥肉就会垂涎欲滴。有一句俗语说“抬头看人，低头斫肉”，意思就是说遇到熟人会割一点肥些的肉。成语“挑肥拣瘦”的释义在那时是只“挑肥”不“拣瘦”，现在才是只“拣瘦”不“挑肥”。
　　 人民公社那些年，穷养猪的人家，一天到晚没个闲时，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清晨上工前，天不亮就要起来烧早饭、喂猪食，有几个孩子的人家还要挨个儿叫醒孩子们，帮他（她）们穿好衣服。在田里歇气的时候还要见缝插针地扯几把猪子吃的青草。中午下工回来，先要刷洗早上来不及洗的锅、碗，再淘米煮饭。多数的日子是煮粥，需要熬较长的时间。同时还要将从田里带回来的青草洗净、切碎，再掺上一些粗糠喂猪。等到一家人开始喝粥时，队长又在催人上工了，有时候，粥烫得没法下咽，只好边喝边向碗里吹气。那年头，一对小夫妻带着几个孩子的家庭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那时养猪如此艰辛，为什么家家还都要养，主要是因为当时农村中实行了一项鼓励养猪的土“政策”。生产队给社员猪子的粪水钱是作为生产成本支出的，无论当年年景如何，粪水钱都是旱涝保收的。当年的总收入减去成本后还要提取下年生产费用，剩下来才按工分平摊，工分所体现的劳动报酬就更加少得可怜了。因此，如果那一家不养，他的劳动成果就会被养猪的人家剥削掉很大一部分。家家都养了，彼此彼此，也就无所谓谁剥削谁了。
　　 养鸡也是里下河农村的以一项传统的家庭副业。上世纪80年代前，鸡的品种是清一色的土鸡，规模不大，一户人家一般只养四、五只下蛋的老母鸡，还有的人家常年养着一只大公鸡，为的是传宗接代和报时，一条巷子里只要有了一只公鸡，母鸡生出来的蛋就都成了能孵小鸡的“色蛋”。大家还能在黎明时分听到嘹亮的起床号。尽管如此，舍得养公鸡的人家也不多，因为公鸡食量大，又不像母鸡那样每天都会对主人有一点经济回报。
　　 每年的春季是孵小鸡的季节，出于动物的本能，老母鸡大都有“抱窝”的习惯，当发现有母鸡扒窝时，主人就将平时攒下来的鸡蛋挑有“色”的放到它的肚子下面。母鸡在“抱窝”的时候是非常尽职的，它如痴如醉地伏在那一堆鸡蛋上面一动不动，只是主人每天将它抱出来喂一点食和水，喂完食后它又会匆匆地回到它那神圣的工作岗位上去。二十一天后，靠着它的体温竟然奇迹般地孵出一窝活蹦活跳的小鸡。一窝雏鸡一般都有二十只左右，由于有母鸡无微不至地呵护着，成活率是很高的，到了夏末秋初，都能长成一斤多重的仔鸡。此时就到了开始淘汰公鸡的时候了，一斤左右还未啼叫过的小公鸡肉嫩味美，拿到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来亲到友时也会杀只把待客。单干的时候，每年中秋节的这一天几乎家家都会宰杀一只公鸡。当年没养鸡的人家也总会有亲戚、邻居送一只公鸡过来。过了中秋节，除了留下一些数量极少的种鸡，公鸡就基本全部被淘汰掉了。当年养成的新母鸡是舍不得食用的，它们都被留着作下蛋鸡。一部分用来替换生了几年蛋的老母鸡，多余的就拿到集市上去出售。有时也能卖得十块八块钱，在大集体的时候，那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自家孵小鸡，虽然成本不高，但细算起来还是不大划算，因为老母鸡在“抱窝”和领养小鸡期间有几个月不下蛋。后来各地的供销社都办起了专门孵鸡。鸭、鹅的炕坊，买一只小鸡也只相当于两三只鸡蛋的钱，买几只来养也挺省事，因此，难得再有人家用自家的老母鸡孵小鸡了。
　　 因为粮食紧张，每天用来喂鸡的饲料也也少得可怜，只能用谷糠加点水调和一下来饲喂它们，好在都是散养，它们能够在野外觅食到一些青草和虫子，赖以艰难地生存着。那时候，农村中的卫生状况极差，地面上到处散落着鸡粪，饿疯了的鸡们有时还会飞到饭桌上去啄食缝隙中食物的碎屑，也常常会将它们的排泄物毫无忌惮地留在桌面上。如果旁边没有大人，它们还会抢食孩子们碗里的食物……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鸡蛋的收购价是每斤七角三分钱，与猪肉的价钱差不多，春天育雏时期色蛋的收购价格会高些，叫“色蛋加价”。那时，每个村子都有一家由公社合作商店派出的代销店，代销店同时又是官方的禽蛋收购点。店里的生意相当“红火”，不过有点像是以物兑物的原始商品经济，养鸡的人家把攒下来的蛋拿到店里卖个块几八角钱，再用这笔钱买回计划供应的煤油、火柴之类的日用品，那时食盐每斤只有一角四分钱，且从来没有上过计划。香烟算是店里的奢侈品，普通社员抽不起那种“洋烟”，只是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叫孩子拿一只鸡蛋去换几支烟，那时有一种“向阳”牌的香烟，每包二角钱，拆包卖每支一分钱，一只鸡蛋可以换七支。
　　 也有些人家每年都会养几只鸭子和鹅子，但不是家家都养，因为与养鸡不同，养鸭。鹅麻烦太多，关在栏里又喂不起，放出去又常常会惹祸，它们在河里玩得不耐烦了就会跑到田里去祸害庄稼，有时还会把人家种在河坡上的蔬菜一下子啃个精光，为此也常会闹出一些“民事纠纷”出来。还有，碰到鸭子晚上不肯归家时，主人还要到河边去唤它。夏日，每至暮色苍茫的黄昏，河边上总会有几个人在用一种特殊的“鸭语”不嫌其烦地唤鸭子。
　　 时至今日，这几项在当时关乎国计民生的家庭副业都已经不复存在，大规模的养殖场为人们提供了充裕的肉类和蛋品。“鸡屁股是农民小银行”的时代也彻底终结了。每当想起那些辛酸的往事，总会使人更加珍惜眼前日新月异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