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一道抹不掉的血迹：那就是围绕争夺皇权而进行的谋杀和屠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诱惑下，一次次王朝更替，都伴随着刀剑斧钺的血腥。所以，“权力”从来都是血淋淋的。但即便如此，人们对权力仍趋之若鹜。
　　 权力虽然是个好东西，却也不易取得。武则天有一句话，叫做“欲成大业，必有痛失”，这好理解，舍得舍得，不舍哪能有得？但如果痛失的是利益也就罢了，如果失去的是人性，将如之何？这位看似柔若无骨实则野心勃勃的武媚娘，为了成就所谓大业——无非就是自己当皇帝罢，先是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祸王皇后，继而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为自己当皇帝清除障碍。可见，权力这东西，是可以灭绝人性的。历史上，像武则天这样为争夺皇位而丧心病狂的人可不在少数。
　　 就说那个吟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的刘邦吧，你别瞧他成功后志得意满、意气洋洋，他干的那些龌龊事，说出来也真够丢人的。用现在的话说，刘邦是一个“权力控”，满脑子装的都是他的“帝王梦”，为了满足攫取权力的野心，他时不时玩一次“壮士断腕、丢车保帅”的把戏。有一次，刘邦被项羽的骑兵追急了，惊慌失措之下，几次三番地将同车的儿子和女儿推下车去，以便自己轻车逃生。幸亏被大臣滕公救起，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了。是什么让当初的那个沛县亭长变得如此自私冷血？还是那个“帝王梦”。
　　 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天下者不顾家”。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要想登上权力顶峰，必须极端自私并极其无耻。俗语曰：“人不要脸，鬼都害怕。”王朔有一句讽刺语——我是流氓我怕谁？颇带嬉皮士意味，时下颇为流行，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并发挥到极致。这说明，厚颜无耻的确是一种利器。关于这一点，还是刘邦做到了极致。有一次，项羽捉到刘邦的父亲太公，想用烹杀太公要挟刘邦投降。谁知刘邦嬉皮笑脸地说：“你我都是受命怀王的结义兄弟，我父即你父，如果你非要杀掉你的父亲煮汤喝，那就请分我一杯羹。”你瞧人家无耻得多么彻底。而项羽呢，尚有羞耻之心，他兵败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仅凭这一点，便可看出他注定不是刘邦的对手。后世李宗吾治《厚黑学》，对刘邦之脸厚心黑佩服得五体投地，常引以为经典范例。
　　 昊昊乎皇天，郁郁乎后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皇权文化的笼罩下。权力崇拜作为一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民族的种性之中。文臣的最高理想就是“为帝者师”，武将的最高理想是“封万户候”。说到底，都是以攀附皇权为荣耀。孔子在政界不得志，曾酸溜溜地说：“夫天不欲平治天下，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欤？”学生们看他整天之乎者也，问他愿不愿意出来做官？他毫不隐讳地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说，如果可以找个差事干，即使给个赶马车的职位他也愿意。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不畏权贵的有气节者，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等。他们都以各种方式试图摆脱皇权对自身的束缚，虽不够彻底，却也尝试过抗争。抗争的结果，使他们的命运都涂上一抹悲剧色彩。屈原被楚王放逐，所以才写出《离骚》。陶渊明仕途坎坷，才会去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李白个性张扬，也有点愤世疾俗，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仕途一旦柳暗花明，他便意气风发地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政治上失意后，他又悲叹“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东坡比较达观，虽不得志，却不消沉，能够寄情山水，怡然自得。相比而言，司马迁做得最好，他身虽汉臣，却敢用理性客观的笔触纪录汉史，这不仅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才大略，更需要不媚不阿、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勇气。电影《汉武大帝》里刘彻曾对司马迁说：“你是唯一一个在精神上没有臣服朕的人。”皇上治的是权术，司马迁治的是学术，两者追求的目标不同、境界也不同。要求学术臣服于权术，就好比要求科学服从于政治，好没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或许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屈从皇权的“爱智慧”者。时值今日，现代文明虽然早已阳光普照，但“官本位”思想仍然甚嚣尘上，爱权力仍然甚于爱智慧。一个几千年留着长辫子的脑瓜，即便剪掉了辫子，短时期内也摆脱不了脑袋中残留的封建性。
　　 “爱智慧”这个词，来源于西方。古希腊把智力思考和哲学活动叫做爱智慧。西方社会也有权力狂人，如拿破仑、希特勒之流，曾在民众中刮起过权力崇拜的风潮，但这股潮流远不如“爱智慧”潮流之深入人心、浩荡持久。西方的知识分子，对科学有一种纯粹的、本能的热忱，这种热忱与科学能否带来实惠无关。罗素曾提倡在青年中开展一场“无所事事”的运动，比如享受闲暇、欣赏艺术等。倘在我国，这种教育方法必被视为“不务正业、荒废学业”而引起公愤，遭到广大老师、家长们的一致反对。至于孩子们的想法，谁会在乎呢？法拉第用两个线圈和一根铁棒，发现了电磁感应定理，一位贵妇问他：“你发明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道：“刚生下来的孩子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致力“无用”的科学研究受到人们尊重，而贵妇对待科学的功利态度被人们鄙视。与此相反，中国人对待知识和学术则采取功利主义态度，所谓“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等等，总之，着眼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总想着从知识里刨出“颜如玉”或“黄金屋”来。所以，中国少有像爱因斯坦那样把整个生命献给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对于中国人，科学的吸引力远没有权力的吸引力来得那么强烈。这或许是近代中国长期徘徊在自然科学殿堂之外的原因。
　　 “爱智慧”还在于从追求科学与艺术中获得的自足感。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临终前，表示要把两道物理难题带到天堂去问上帝。可见他对科学的兴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减少。维特根斯坦回顾自己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相比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我更喜欢维特根斯坦的。诺贝尔搞炸药实验，几次险些丧生，仍乐此不疲，与其说是受科学家使命感的驱使，还不如说是“爱智慧”的兴趣使然。还有那位想用杠杆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当残暴的罗马骑兵攻进城市，市民皆惊慌逃窜，只有阿基米德仍呆在原地专心研究他的几何图形，无知的士兵挥起短剑冲向这位科学巨匠，阿基米德只留下最后一句话：“不要破坏我的圆！”这些西方科学家从科学中获得的自足，实非刘邦吟唱《大风歌》的自得所能比拟。
　　 权力崇拜为什么在中国能大行其道？除了权力能左右社会资源的分配、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之外，还因为当官掌权能带来荣耀。《聊斋》里写道：“何以为官？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你瞧，多有派，多威风。当然，有了派头，免不了要炫耀一番。项羽曾说过：“富贵不回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在权力通吃一切的社会环境里，虽然钱能通神，但光有钱是不可靠的。西晋首富石崇可谓富可敌国，他与王恺斗富摆阔的故事无人不知。据说他与王恺斗富比奢时，排场大得令人咋舌，惹得京城大小官员直至皇帝都来围观，着实风光了一把。但好景不长，后来因为舍不得一个叫绿珠的宠妾，得罪了权贵，被别人找茬灭了三族。现在的款爷们似乎从中悟出了道理，虽然住着别墅，开着豪车，拥着美女，但他们总觉得不够踏实、不够过瘾，于是想方设法弄个沾点官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当。
　　 权力虽然猛如虎，但关在笼子里就行了。所幸者，当今社会，理性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已成共识，政治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党和政府正采取措施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公权力也将受到有效制约。相信假以时日，权力将逐渐除去其神秘面纱，回归其本来的朴实面目，而普通百姓再不用去仰视膜拜了。或许，只有权力崇拜衰落之日，才是“爱智慧”时代兴起之时。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