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派】一首振奋民族精神的歌（散文）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作者李劫夫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由李劫夫于1963作词谱曲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这是一首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歌曲，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这首歌。此歌分为四段，歌词是：
　　 1、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2、三面红旗迎风飘扬,
　　 六亿人民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
　　 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3、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的歌声传四方,
　　 革命风暴席卷全球,
　　 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4、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劫夫，本名李云龙，1913年11月17日（农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城。1937年5月，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到达延安，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继而转到新成立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专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同时试笔抗日歌曲创作。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劫夫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战场逐渐进入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先后谱写出《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抗日战争后期，他转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出任冲锋剧社副社长。1945年11月，他随部队挺进东北，担任由冲锋剧社改建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转年开春，加盟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转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在其祖籍之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和音乐创作活动。1948年秋天，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的劫夫，转到前身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任音工团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劫夫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的基础上负责一手创办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将其发展成全国有名的沈阳音乐学院。在全力以赴地从事音乐院校领导工作的同时，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为国内少有的高产作曲家。
　　 1957年春天，劫夫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1959年冬天，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他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事有凑巧。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
　　 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劫夫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
　　 《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以后，劫夫的歌曲创作得到了周恩来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外关注。劫夫是在1966年4月1日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的。当时，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劫夫和夫人张洛，与军旅歌词作家洪源一起在3月28日由北京赶到了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前线。4月1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到邢台地区地震灾区，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的干部、群众和抗震抢险的部队官兵。劫夫有幸到直升飞机落地之处亲自迎接周总理到来。那天，周恩来一见到劫夫就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着，还当场唱了几句。嗣后，周恩来又鼓励劫夫多创作一些表现当地老百姓战天斗地的精神，鼓舞抗震救灾斗志的歌曲。
　　 周恩来总理在邢台地震灾区表示的赞扬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几句话表明，《我们走在大路上》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他当年在沈阳与安波、劫夫夤夜长谈的精神实质，也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中国人民应有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的革命精神和时代风貌。
　　 1964年4月，劫夫在沈阳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文革”风暴来临，他遭受冲击，幸而得到来自中央上层的“保护”，未被“打倒”。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红歌，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作曲家”。后来，因种种原因，他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牵扯，长期受到“隔离审查”。1976年12月17日，刚刚年满63周岁的劫夫，突发心脏病去世。
　　 1963年，在《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之际，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内正在进行经济调整，国际正在中苏论战，帝修反联合反华，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不畏强敌，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那时，《我们走在大路上》，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