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季,我高中毕业了,按当时的说法我是一名中等知识分子,带着满腹经纶〈其实肚子是空的〉返乡锻炼改造了,若是吃商品粮的人到乡下干活,那就叫做上山下乡;可喜的是这批人在农村锻炼后
　　 来返城或招工都将下放时间计算为工龄,而我们这些土包子参加工作后在农村历练的时间叫务农,在中国这个大千世界里我们是下等公民,真是忒不平等哦。
　　
　　 一九七四年
　　 1974年初,我还未满十七岁,由于营养不良,个儿一米五几,对乡下的活儿虽未经历但还见过,不象城里的知识分子把麦子当作韭菜认,力气虽小,干些简单的农活还是不要跟别人学,由于上学时也经常劳动,百把斤的担儿放在肩上也是闲悠悠的。当时大队要增添一名民办教师,区文教办唐主任通过调查说我们大队在校学习成绩最好的要数我了,于是我被推荐上了,但我父亲担心我个儿小,难以唬住学生就辞了。在农村干活,除了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犁耙功夫外,其余样样都干,诸如插秧、割禾、机械脱粒、榨油、挖土挑担等等,甚至连那些担粪、撒粪之类的脏活也干过不少。那年,生产队新建了一栋两层楼的土木结构综合楼,咋叫综合呢？既为生产队的办公开会场所,又为存储五谷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之类的仓库。建这综合楼从基础到封顶,我是忠实的助工即小工。在这个场所里,我不仅仅是挑工,还学会了和泥浆、钉楦皮、盖瓦、糊墙缝等简单的技术活,为我后来在企业里管理建筑公司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时的人们干活的报酬是以工分来计算的,这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一盘棋”;成年男人甲等为10分／天,女人甲等为7.5分／天,每一个等级级别低0.5分,当时队委会给我评定每天为8分,也就是戊等即5级,也就是男人最低级别,没关系,谁都有过这样的过程。要是到了年终分红,会计一算帐,总收入－总支出＝利润,利润÷全队的总工分数×每个劳动者全年的总工分＝每个劳动者全年的收入,不过这要除掉按人分配的实物;假使男人甲等每天是0.25元,也就是说每工分为0.025元,而我一天只有0.20元的报酬。这还是富裕的生产队才有这个分红,有许多生产队干一天活还购不到一颗最便宜的纽扣呢？真是造孽呀！
　　 对于犁耙功夫这活儿,整个生产队也就是二十来人能操作,熟练程度很精致的也就六七人,因此闲时犁田经常是我的八叔和九叔,因为他们家成分低下,属专政对象,忙时有依仲、良庆、嗣林等加入。那年时兴年轻人学这功夫,我的义兄江兄均兄还有德伢子弟都在不同时段内学会了这活儿,成为新秀。我认为要当农民这耕地的活要学会,不能含糊;我试着几次都未成功,要么将犁斜插得过深,牛儿很费劲,要么犁面没有挨紧生土〈未犁过的土〉,而形成不规则的土堆隔坡,真是恼火死了,一气之下,发誓不学了,成了“残废”的农民。
　　 那年,由于我的加入,我家甩掉了“四属户”年年要交RMB到队上才能分配粮食的帽子,我与姐俩所挣的工分不仅能够糊口,而且还有微利的分红。
　　 那年,农业学大寨,把后背菜园全部开成种禾的农田,尽管菜园上游有一口小清泉不能供应禾苗的生长,盲目地上了这个没有论证的项目,结果禾苗快干死,就用人担水淋禾,也不能救其命,还说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若有人讲了泼冷水的话,那就要进行批斗,不管你是哪个阶层的人物,破坏农业学大寨就得惩罚。
　　 那年,在岭背村头灶的一个较大的沟壑处建了一口小山塘,容积大概是1500立方米,全部是土法上马,用人工挖,人工担,用一坨正四棱形青石头制成一个土夯,八人抬着石夯,唱起号子夯调,夯词是由领唱者自编,其余七人只“呵嘿哈唷”地啃着,譬如,〔领唱者〕：加油干呀么！〔七人〕：呵嘿！“抓革命呀么！”“哈唷！”“促生产呀么！”“呵嘿！”整个工地沸沸扬扬,号子声,夯锤地的声音.锄耙敲打声,响成一片,好不热闹。山塘下面的荒地,一下就变成了梯田;也是因为没有论证,这口塘的底层属松散泥结构,不能蓄水,那时很难买到水泥,无法将底层硬化,其结果全队耗劳动力两万多个工日,塘内一滴水未蓄,田内一点绿未见。这些学大寨出现的差错,也不能全怪那些没文化的头头们,因为他们也想多修水利多开良田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只怪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政治热情而没有点滴科学养分罢了……
　　
　　 一九七五年
　　 那年,我当上了记工员。这个比普通社员在职位上略高一点,虽然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位,但毕竟是玩笔杆子了,可以并不完全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境。队委会把生产队分成两组,由我和时任队长兼指导员〔当时还保留部队的职编〕的大儿子分别记工分。每个社员有一本劳动手册,我们先把每个社员某月某日干什么活在一个大本子上记下来,并标记早晨、上午、下午,然后利用雨天或闲时到各家各户将出工的详细情况登记在手册上,会计到年终时和我们一道将每社员出工日数和工分总数公布出来,再按照队委会制定的劳动分配原则进行分配;这就是中国大地上农业学大寨“按劳分配”的产物。自从有了这个“员”的差事,就没有固定的场所劳动,每天的上下午要去分散的场所登记,不准遗漏,否则就要受批评,就是队长看着你在溜达也拿你没办法,因为你在替他履行职责哟！那年为了体现劳有所长,除了按天数记调工〔没有规定量的工作〕,还制定了各种形式的定额劳动;定额分单个和群体两部分;比如,挑石灰卖到客户那,根据远近制出每百斤得多少工分,担粪〈人、猪、牛粪〉也按指标考量,一来把各家各户所产的人猪粪通过计量得出所属家肥工分数,二来又计量出劳动力的工分数;插秧和收割按群体计量,每亩田得多少分×亩数÷参加该项目的劳动人数＝参加该项目个体的分数。全队的计量工作基本上是我一人担当,在一个能够移动的三角架下吊着一杆条秤,劳动者的“八字”就在秤星上看好了。当然这些定额可以抵制一些“大锅饭”现象,但不能完全杜绝,比起调工〈又叫大寨工〉来又先进一步,真正完全杜绝“大锅饭”现象,就在后面几年的责任地里见分晓了。
　　 那年年初就号召学习“小靳庄”,“小靳庄”是个什么东西,我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就是农村的文艺体育事业开展得很好的样板村,它是天津市的一个庄,是谁的样板谁扶持的,我不能得知。那年正月,本队唯一的术师〈武术师〉嗣琨伯伯带领我们这批后生习练武术,有花耍拳术、棍术、气功三大类。拳术套路有单人双人之分,如仙鹅点水、小九门、大九门等,棍术也有单人双人之分;练气功是一个非常到位的工夫,主要是掌握呼气吸气的技巧,腹部如何收缩,丹田如何沉着,,练到一定时,再用铁尺去敲打额头、胸部、背部等几个主要部位,测试气量是否充足;几十个弟子白天干农活,一吃完晚饭就到队综合楼开始练习武术,甚至还卷着铺盖睡在综合楼里,有时还上山采药熬制通筋壮骨的药汤喝,整整练了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活动被当时在队蹲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刘治富同志所感动,他组织公社有关人员实地观看表演,后来也被公社评为“小靳庄”式模范队。
　　 接着大队又开始搞文艺宣传活动,这是继1968年全民都来演革命样板戏高潮后的又一次活动,也算是文艺又一次小小的复兴吧。我这个在学校就说过相声的有点艺术细胞的人物自然地进入到宣传队,我只能说说、表演、哼几句歌词,对于乐器一窍不通;我们都是利用晚上时间来排练节目,没有任何报酬,也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就连点灯用的煤油、纸张、化妆用品都是在大队的小商店里签名领取。大概在十月份,大队宣传队与小学学校宣传队的节目一起进入到节目单里来向百姓献丑了;我清楚地记得,没有舞台,我们把学校的课桌背来挤拼在一起,用绳子将课桌腿绑住,形成一个不能移动的整体;那时的乐器也很简单,一支笛、一柄二胡〈可能还是自制的〉、一套锣鼓,这是全部家当;道具那就由表演人自想办法了。我那次出演有四个节目：三句半、诗朗诵、独唱、表演唱,虽不是台柱子,但能博得观众的喜爱。
　　 那年流行看书,不知怎的那些多年的禁书也在我们之间传开了;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这些我从未见过的书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是禁书,只管尽情地看,认真地看,看后还讲给未看的人听,自发地形成了读书小组。小组成员中有个叫嗣余的人,当时任生产队保管员。我们队属水库淹没区,每年由国家下拨统购粮来弥补淹没所受损失,但要上交规定的茶油于国库。嗣余受队长的暗使,在茶油中掺入了一定量的桐油,那时的桐油比茶油便宜得多,结果惹出一场大的风波;当时的队长憎恨那些吃商品粮的,让你们去吃吧,叫你们拉稀来着;他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小聪明一旦被识破,也招架不住了,逼着嗣余替他扛着;公社把嗣余绑去反省,还挂着一块黑牌子,由几个民兵押着,在公社的十九个行政村游行示众,边敲铜锣边承认错误,致使嗣余精神被摧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了安慰嗣余,我们商量把他的思想拉到书本里来,让他在书海中尽情地遨游,忘掉那些耻辱,以振奋精神和士气。于是,我们晚上陪着嗣余睡,畅谈书中那些感人的场景;不料有一次队长在屋外叫嗣余,干什么不记得了,正好我们在谈论《红岩》中叶挺将军的诗歌：“为人进出的门敞开着,为狗爬出的洞紧锁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队长当时没有进屋,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后,大队开群众会,支部书记顺在会上作了没点名的批评,说有些年青人利用看书的机会漫骂领导干部是狗,我当时是一脑墨黑,不知其故。后来才听内部人士说,那队长喊人,你们不开门,还说为狗爬出的洞紧锁着。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们既愚蠢又聪明的队长哟,你怎么这样去撞枪口呢？
　　 再后来,我究其原因,那年我们为什么喜欢读书,文艺不仅仅是八个样板戏而是百花齐放,原来是邓公复出的年代呀……
　　
　　 一九七六年
　　 那年年初周总理逝世。不久,在批林批孔的基础上,又掀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热潮。大队很重视理论学习,专门组成以管文教的支委为组长的理论中心小组,系统学习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理论,每个生产队设一名理论辅导员,我既是生产队的理论辅导员,又是大队理论辅导员。理论辅导员在晚上不定期地组织社员读报、讲解国内形势、报导运动动态,办起两栏即时事政治栏、学习心得栏;组织有文化的青年写心得体会张贴于栏内,紧跟形势,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有时把理论中心组的成员叫到一起,轮流到各个生产队去批“邓”。时事政治栏要经常更新,那年有怀念周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粉碎“四人帮”等多种形式内容,我清楚地记得,那些丑化“四人帮”的漫画是我第一次从报纸上临摹并放大的图画,虽不是很专业,但笔锋很犀利,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憾力。
　　 那年我又担任大队植物保护员,简称植保员。有了这个员,我基本上脱产了,令许多人羡慕,也令部分人眼馋。我们的业务由公社的农技站管辖,大队每年补助2800分工分,每个生产队还要配备专职的植保员,业务上接受我的指导。我们在冬季农闲时还进行为期长达两个月的培训,那时培训资料很有限,我们几乎天天听课记笔记,从理论上基本掌握了植物害虫的生长情况和发病的原因,并在什么时候整治病害适时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农忙时农技站会组织开会,发布虫害信息,并统一部署歼灭虫害的时间。因此我们要不定期的到各个生产队现场察看,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指导他们用什么农药什么时候歼杀。这个职业长达两年,由于没有接受正规的培训,就变成了傻楞楞的二百五了,现在想来有点可笑。
　　
　　 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五月
　　 那年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项事业刚刚开始复苏。我除了继续担任植保员,还兼任大队企业的会计。
　　 大队在泉塘生产队临龙溪水库旁的小山上垦荒,要把那建成果木基地;要求各生产队在旱土中种植烟叶,然后统一交到大队烤烟房熏烤。这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发展农业经济的一个新创举;大队有了企业,就得有人来管理,因此成立大队企业办。我们这些享受补助工分的人员就有优先权进入企业管理办。企业办设在岭背嗣玲的老房子里,那是不用付租金的房舍,我们既可办公,又可给房主看院。企业办主任为大队革委会秘书良凯兼任,技术员是支部书记的大儿子丙初,他既是兽医,又主管烤烟,还有一个伙夫叫恢金,我是一个综合管理人员。我们的任务是,规划建设果木基地、监管基地开挖质量、采购果苗、果树嫁接、收集烟叶并计量、烤烟、销售等。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还很多,尽管管理程序复杂、技术生疏,我们几人还应付得过来,但没有学到好的管理经验。
　　 那年恢复了高考,我一天书都没看,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企业管理中,也试着去碰运气,结果高校的门扉并没有为我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