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复旦大学177名学生将联合签名的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对一审被判死刑的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同学不要判死刑，建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放林森浩一条生路。
　　 这一投毒案，被告人具有主观故意，且导致受害人死亡，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按律被告人当被判死刑。平时表现再优秀都不能成为减轻量刑的理由。同学们说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要干预司法的公正。表达惋惜和同情应以另外适当的方式，而不是联名上书请求减刑，这样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春秋时期，鲁国有个规定，如果在国外看到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先出钱赎回来，再向国家报销这笔费用。孔子的弟子子贡也赎回了一个奴隶。因为子贡是大商人，很有钱，又愿意为国家作贡献，于是就没去报销。这看似是作好事，本应得到赞扬。孔子知道这一“义举”后却反而批评子贡做的不对，指出这样作了，以后别人赎回奴隶就不好再向国家报销，就可能放弃解救奴隶。这将导致一个结果，更多的奴隶将得不到救赎。作好事尚且不能坏了规矩，更何况是坏人坏事？！
　　 运用刑罚不是目的，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乱世用重典”就说明法律的强大震慑作用。我们要废除的是缺乏人性化的法律，而合情合理的刑律则应得到公平公正的执行。哪怕是死刑，也不能随便减刑。慎用、少用死刑也是有条件的，并非简单地象复旦学生在这次请求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减少死刑的用刑。”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法不阿贵”，他制定的法规得以公正推行。同样地，对于一向表现优秀的人，偶然触犯法律，也应按律量刑。否则，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无法体现，也就有很多人去钻法律的空子。所以对于复旦大学那名投毒案的被告，我们只能表示惋惜。他的行为导致别人生命的终结，自然不能宽容。宽恕就等于是纵容犯罪。
　　 对于此事，近几天网上的争辩也很激烈。“天津网友：法不容情，如果模糊了界限，也就没有法了，我对大学生法律意识淡漠的声音很讶异。”“
　　 陕西网友：是求情还是示威？177个高校人就能左右法律？”
　　 “天津网友：法不容情，如果模糊了界限，也就没有法了，我对大学生法律意识淡漠的声音很讶异。”
　　 “浙江网友：一条鲜活的生活已经消失了，能谈什么原谅？说原谅的人都是什么心理？”“马伯庸：除了被害人父母，没有人有资格奢谈对凶手的原谅。”
　　 高校投毒案已发生多起，复旦这起案件并非孤例。还有清华大学一女生的铊中毒案，毁了本来有着美好前途的学生的一生，她的后半生只能在病痛和不能自理中度过。这些事件使那些已毕业多年的人用复杂的语气说：“感谢室友的不杀之恩。”语带调侃，但让人听来沉重。
　　 国家在努力推进法制化建设，作为高校的学生，更应作出学法、知法、普法的表率，而不能给人以错觉，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影响普法效果的行为。复旦学生应该作的，是让人们对此事反思、引以为戒，让社会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让家庭、学校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不是只是抓学业，不去管潜在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