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遇到四川来的同志办事，说起退休安置工作，说他们那儿有几位要回广州，只好临时办了离婚手续，因为广东安置的规矩是孤老可以跟随儿女，而老俩口想跟儿女进来是不行的。其实没遇到四川的同志时我已经看到有关省市规定。比如北京也是这样规定的，当时我还想，如果谁想跟儿女到北京生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老伴离异，这样就符合政策了。联想到各地出现的种种规矩，比如拆迁问题、生育问题上，有许多都导引着家庭离异，然后可以从政策缝隙里钻出来，这些规矩，咋看咋有些不怎么缜密，不怎么合适，就想定规矩者们到底是从哪儿出发想问题的。
　　 规矩，或者说制度、政策、方针、法规等等，到底还是人制定的。如果一项政策规矩定下来实施开来与设计者初衷有异样的话，那一定是设计制定者从开头想问题时就出了偏差，或者与设计开始所掌握的情况有了巨大的反差。控制“北上广深”人口规模是国家的大政，做出种种限制当然没问题。但是在制定限制某一点的时候没有通盘考虑，或者只限制这一段而放开了另一段、只限制这一时而没有控制好其他时间段，那会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尾大不掉，或者这样的政策里总有些空子、漏洞、机会存在。就说我们这些退休进去的人吧，为了跟孩子团聚，或者为了到向往的地方生活，离婚算不了什么--离婚既不犯法，又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离呢？或者说，离婚也是有风险的。但这个风险与进北上广深所得到的社会福利、医疗资源等利益相比，显然太微小了。所以，这个限制的规定基本上没什么用，只是徒增他们与常住在这里子女团圆的成本罢了，徒增一些让老同志对政府设计的品头论足罢了。
　　 规矩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问题。一些人对另一类人、执政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态度等等，无不从规矩制度里体现出来。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很多，需要制定的规矩政策也多。如何让制定的每一项规定符合实际，显现出应有效果，达到预期社会功用，是一个非常考验行政执政能力水平的事情。一个规矩如果只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实行，它的覆盖面积有限，即便有些瑕疵不足也影响不大，方便根据实践情况及时修正补充。但是如果一项规定覆盖更大层面，或者国家范围的，那么它所影响的就不是一小部分人小众的事情，而可能让老百姓从中体味出政府对群众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水平，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生态环境形成不止一时的影响，有了偏差也不是那么好改正的。
　　 制定规矩者常常面对的问题有两样，一是好心办好事，暨从好的原点出发，达到了好的结果；二是好心没办好事。从好的原点出发，规定制度引导出的结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甚至达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好心办不好事的原因或因情况不清，民情不实，坐以论道，用想象替代现实，被假想假象蒙蔽做出不切合实际的结论；或者设计中就存在只见“阳春白雪”，见不到“下里巴人”，抑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等天然缺陷。我们当然希望每项政策每个制度都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能够从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出发的，是能够达到设定目标的。但也不可否认，情况在不断变化，无论再精准的规矩、再切合实际的制度，也有时间地点的局限性。只有思想跟上时间地点变化着的形势，只有把制度规定看作是服务社会安定和谐的抓手而不是破坏安全和谐的阻力，这样，面对新情况新形势，自然不会墨守成规，而会及时更新修订有关内容，让规矩制度发挥出最大的规范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来。
　　 从执行制度规定的大众来说，也有一个对每项制度正确认识的过程。不能说，发现了制度规定里的缺陷就对所有规矩制度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更不能因为看到某项规定有不符实际的地方就否认所有制度的必要。要知道，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法规制度规定是最大的保护伞，是最可依赖依靠的。这比任何领导拍胸脯打保镖都管用得多，也比任何用钱能买到的东西都实在长远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老实实遵守规矩制度，踏踏实实尊重法律规定，我们就能在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里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就能得到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权力。也可以说，我们既是社会规矩的执行者，也是法规制度的受益者，所以我们应当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尊重所有的规矩制度，都要做民主法治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者。
　　 或说，明明看到某项制度不合理，有些规矩是明显破坏当前社会秩序的。那还是得从两方面看问题：或者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问题，而不是全面的长远的问题；或者我们确实看得很准，这是个影响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通过一定的渠道把这些问题反映上去，提出我们的建议意见，促进制度完善规矩合理，为法治社会建设做出我们一点儿应有贡献。
　　 规矩问题上面，我们应有的态度是：尊重，执行，发现，建设。如果人人都是制度创建者，是法治建设者，那么我们的社会生态将会得到极大改善。而那种偶然就能看到的规矩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肯定会很少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