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用名词。应该说它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也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这个名字里有过许多的遗憾与苦涩，也有过无数的豪情与壮志。到今天已经40年过去了，实在应该对这样一个产生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有一个权威的定论，按照中国的习惯叫“盖棺定论”。从本质意义上说，诞生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定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应该到了最后定论的时候。
　　 直到今天还有这样一个曾经是这个特定群体的群体存在，那就是我们这些曾经是知青的人。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各个人到中年，或者都已经儿孙满堂，恐怕没有这样定论真的会抱憾终身！
　　 我不是什么权威，只是一个曾经的知青。凭自己对这个过程的了解，谈自己的看法而已。
　　 据我的记忆回顾，在中国最早出现“知青”这样一个很特定的称谓，应该是在60年代的初期，大约是1962，或者1963年的前后。当时中国刚刚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建国仅仅十年挂零的新中国，又一次政治色彩的“灾害”和大自然灾害的双重夹击，可以说元气大伤。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一穷二白”的局面几乎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中国要摆脱贫苦，首先需要解决全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而要想“自力更生”的解决当时6亿人口的温饱，只有先解决中国农村严重的没有文化、愚昧无知、贫穷落后的问题。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无法依靠中央，或者政府的政策与文件可以作到的。中国农村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改造过程，不仅需要改造“穷山恶水”，更加需要改造，中国将近5亿农民的世界观。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一个口号，接着涌现出以“邢燕子、董家耕、……”等一批有志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的本来自农村，有的完全生长在城市，他们响应了这个号召，义无返顾地走向农村，扎根农村，开始用自己的知识去影响农村、去改造农村。
　　 “知青”——“知识青年”的缩写，就这样在中国大地诞生了，并且沿用了几十年。
　　 “知青”这个称谓的正式出现和广泛使用，是在“文革”开始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伴随全国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但是，这个称谓的来源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毛主席在1968年，按照当时的说法“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时候，突然发出这样一个“最高指示”，其实有着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无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使得全国的几千万高初中学生卷进了这场运动。这个局面是毛泽东完全始料不及的。尽管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要求“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但是，即便回来复课了，连续高初中3届的毕业生何去何从？工矿企业都已经停产瘫痪，如何安排全国近300万的66、67、68 高初中毕业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极富创意地重新发表了自己的讲话。那一天应该是1968年的12月22日。那年他75岁。他的讲话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调整。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因为这样一句话，仅“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到1400万人。
　　 在“文革”的前5年的61-65年之间，一共有129万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平均每年是26万。但是，1968年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全国有260万毕业生。这样大批的下乡安置绝非等闲！也完全没有认真研讨农村的承受力，更不会去考虑可能引发和带来了其他社会矛盾，以及可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可以这样说，从1968年开始的，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政策上的失败！ 1400万知青就是错误政策造成的牺牲品！知青问题的出现是有客观历史条件的，任何抹杀或者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去探讨知青问题都是不可取的。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一篇文章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可见1955年毛泽东提出这个号召，是符合国情的，是科学的。
　　 但是十多年之后，再一次将这句话，作为一场大规模运动的理论依据，显然存在着许多不符合科学之处。
　　 毛泽东已经去世多年，恐怕除去国家档案馆里尘封的记载，其余的分析应该都是带有揣测的色彩了。我们谁也不是毛泽东，已经无法去了解他当时的许多真实思想了。但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的大规模发动一种特殊年代，特殊形式下的特殊性质的“移民运动”，应该的确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和历史的原因。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甚至还是个出色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却恰恰不是一个成功的建设家！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迫切需要的是修生养息，搞扎扎实实的国家建设的时候，他的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政治权力的稳定上，特别是在发生了“大跃进”这样荒诞的建设国家的方式，又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不是正面接受这样一个错误的教训，反而为了重新巩固出现动摇的中央集权领导地位，发动了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成了一场打着“文化”的旗号，却是对文化和人性摧残的大浩劫！而这样一场所谓“革命”的先锋和“闯将”，只是一群浑身还充满稚气的“毛孩子”！一群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换一句不中听的话，他们是被“愚弄的一群愚昧”！
　　 可是，当他们的先锋任务完成以后，当这场“运动”需要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这２６０万精力旺盛的“红卫兵”，一个回马枪就可能起来造自己的“反”！
　　 当然客观的就业问题，经济的落后问题，夹杂在一起，不能不说也是触发他这个思想产生的原因和理由。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讨论毛泽东的功过，但是却必须在给“知青”盖棺定论的时候，对这个运动发起人的思维产生过程，做必要的分析。
　　 前面已经说了“知青”其实就是一个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这个应该是一个前提。但是，我们并不应该就此彻底去抹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艰苦磨砺中挤压出来的特殊精神。这样的精神也许没有代表性，甚至有点悲壮！但是，谁有可以去否认在那种逆境上产生的顽强拼搏一点没有意义？
　　 知青问题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几乎影响到了每个城市的家庭。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知青问题，不仅在当年给无数家庭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还在困惑许多家庭，甚至直到今天上存在着巨大的后遗症！这也就许多的朋友们在不断重提知青话题的原因。
　　 近五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揭开一段带着创伤和眼泪的历史，也许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也许会让许多人想起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已经成为历史，就把他视做没有发生。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的成就，同样应该正视历史的错误。
　　 当年的知青运动是一种政府行为，那么作为今天的政府，就有义务和责任去承担历史的错误。就应该由今天的政府来盖棺定论，并且解决依然遗留的问题。
　　 想必政府应该不会不知道，还有大量的当年老知青的“医保”问题，“养老保险”问题，子女户籍问题…………等等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千万不能忘记有无数的当年知青，成了今天的社会边缘人！对于这一点，是必须要有人为当年的错误买单！
　　 当然，我们今天要不断的提出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并非一定要为难谁！大家无非要讨个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只有2个原则：一、应该以政府的名义，对这个问题明确自己的态度，给上千万的知青一个公正的结论。二、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后遗症，拿出一套政策来彻底解决他！遮遮盖盖、躲躲藏藏是不能解决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应该怎样去看待当年的知青群体？而作为这个群体的成员，有应该怎样去看待今天的社会？
　　 无论因为怎样的理由，当年的我们的确不仅成为一种错误的牺牲品；同时，也无怨无悔的为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许这样的贡献并没有价值，而对这个知青群体来说，却是把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赌输”在别人的政治赌台上！
　　 我是知青群体的成员，虽然不是成功人氏，也不在边缘人的范畴。但是，我有义务去关心这个群体的结局。想当初，我们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总是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离开温暖的家庭，慈爱的双亲，舒适的城市，走向了遥远的边疆，农村。而且一走就是许多年，有的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回来！还有许多没有完整统计的知青，因为种种原因客死他乡！为什么就直到今天不能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难道一定要等着这个群体的成员都带着一份遗憾辞别人世吗？
　　 我们已经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莫名其妙的奉献出去，而且现在看来这样的奉献几乎没有价值！有的干脆已经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到临死都以为自己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知道自己那种无怨无悔的无私奉献，居然只是做了政治赌局里的一枚最不值钱的筹码！真的不知道这些“英灵”会怎么想？！我想恐怕亡灵有知一定会哭醒过来！
　　 逝者毕竟是去了，而且亡灵并不会有知。然而，还有更多的人活着！这些活生生的人是有知的！他们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在他们人生路上也许是最后的一段可以闪光的年华，却眼睁睁看到了曾经的“光荣”，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真相和这样的一个结局，叫他们怎样去面对？难道我们的政府真的打算也让他们带着这遗憾，和无法流尽又难以流出的心泪离开人世吗？
　　 我们已经老了，我们是多么不情愿的看到，我们曾经以为的辉煌，竟是这样的一个“赌局”？在这个“赌局”中，我们没有找到胜利者，却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是这个政治“赌局”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