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孩子们都盼过年，那时的生活艰苦，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好吃的，穿件新衣裳。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现实撼动了当时的左倾路线，乡村、山区的百姓可以有少量的自留地，开点镐头荒了。1962年春节过后，我们一家人随右派改造的父亲，从山区的林场迁到县吉山水库创建果树场。这里的条件比深山沟的林场要好些。妈妈就带领幼小的我们在山脚地边开垦出零零散散的田地，种上玉米、土豆、南瓜、白菜、萝卜。从此我们家彻底摆脱了饥饿，还养了猪、狗、鸡、鸭。
　　 尽管头上有政治的紧箍咒，但我们生活的却很开心。只是爸爸的工资太少了，5个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不够花销。担着沉重家务的妈妈也上班挣钱补贴家用。7口人每月60多元钱的工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紧。每当到了过春节，妈妈用积攒下的一点点钱，首先要给我们买几双棉胶鞋，别冻坏了脚，给爸爸做件新上衣。大孩子有的能捞到条新裤子，小的只能拣大孩子穿小的衣服。再就没钱置办年货了。这时，妈妈就带领我们把积攒一冬天的窝瓜籽收集起来，足有30来斤，11岁的二弟把积攒一年的牙膏皮收集起来，把废胶鞋底割下捆好，8岁的小三弟用他那小手把杀猪留下的猪鬃梳理好，扎成捆，再把猪毛整理好。过了腊月二十三，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装上爬犁，再铺上一些草，让三弟坐上，我和二弟拉着爬犁出山，到15华里外公社所在地的大供销社，卖掉窝瓜籽和废品，再用这钱买年货。
　　 那时完达山的冬天真冷啊！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常常零下30多度。雪也特别大，大地露不出一顶点儿黑土。人们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们冒着严寒，顶着凛冽的寒风，拉着爬犁在冰雪路上奔跑。两边山坡上的柞树叶子在寒风中凄凉的吟唱，河边的柳枝被冻得瑟瑟发抖。那时家穷，买不起毛衣、线衣，棉袄里边套件夏天的破布衫就不错了。冷了就用一条绳子把腰扎紧。走不了几里路，三弟就冻得受不了啦，只好下来跟着爬犁跑，跑热了再上去坐一会儿。
　　 赶晌午我们就到了公社。一进供销社，一股亲切的煤油味扑鼻而来。那时的供销社是人们购买生活用品的唯一去处，人们不管买不买东西都乐意去逛逛。我们直奔收购部，先把窝瓜籽卖了，那是有等级的，一等3角多，谁也不够等。能卖上二等2角5分就不错了。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收入，能卖7元多，再把猪鬃、猪毛、牙膏皮、废胶鞋底卖了，总共能有10元多钱。钱到手，我们哥仨传着握一握，感到这钱好多呀！在暖哄哄的用汽油桶改装成的大炉子旁，烤烤手脚，暖暖身子。之后就按着爸爸事先拟好的单子，根据手里的钱算计着买年货。先买两张大红纸给爸爸写春联、写福字用。买年画，是必不可少的，年年都要买那张一个小胖孩抱条大红鲤鱼的画，再买几张喜庆点的画。之后就要买鞭炮、蜡烛，再给爸爸买2包2角4分钱1包的葡萄牌香烟（爸爸平常只抽自己种的草烟叶，他一辈子不喝酒）。看看手里的钱已花去一半了。再算计一下，花8角钱买1斤橘子瓣糖。妈妈最喜欢吃冻秋子梨和冻花盖梨，我们也都喜欢吃，1角6分1斤，买8斤，再花1元钱买10几个小一点的冻柿子。必不可少的就是全家都爱吃的咸刀鱼，3角5分钱1斤，买3条就5斤多。再把妈妈给我们带来的酱油瓶、醋瓶、煤油瓶打满。这时，好多东西都想买，可是手里只有1元钱了。突然想起必须买几双鞋带，山里废鞋带，好在鞋带才5分钱1付，买4付花了2角钱。只剩8角钱了，啥也不能买了。装好年货，我带着两个弟弟出门来到供销社饭店。穿白工作服的胖大伯认识我们，他到果树场去买过树苗。他问我们吃什么？烧饼7分钱2两粮票1个，要了10个，（要带回2个给小妹妹）剩1角钱要了1碗豆腐汤，再要2碗免费的空汤。我们嘴甜，大伯、大伯的叫，胖大伯把我们的3碗汤每碗添了一勺烀肉汤。饭店的佐料多，肉汤特别香，这一生喝过的汤，只有那次喝的汤最香，回味了大半生。吃过饭，谢过胖大伯，我们浑身是劲，拉着爬犁返程了。
　　 完达山的冬天被冻短了，刚到下午3点钟，太阳就偏西了，并由亮变暗变红，不耀眼了，像一颗大大的红果子悬在西山顶上。晚霞迅速扩散开来，山川变成了童话世界，我们也都飘飘欲仙了。我们加快了脚步，不时回头望望爬犁上的年货，心里甜滋滋的，尽管没有美酒佳肴，没有山珍海味，可是我们满足，我们幸福。
　　
　　 作者：曹烽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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