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苦乐人生》终审时，仍然在版权页上出了问题：版权页与封面的定价不一样。幸亏邹海洋主编及时发现，否则，又要多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了！这不禁使我亲历了一些编审问题。
　　 去年我收到《心口常开》杂文集的样书一看，版权页上的作者是高智贤，将我名字中的高致贤的“致”错为“智”，这就不是我的书了，就要重新印刷版权页重新装钉，浪费难免。这又使我联想起我以前亲历和看到的终审后才发现而又非改不可的大问题。
　　 文革初期，我县印发毛主席的“老三篇”，我和县革委宣传组的军代表刘天禄负责校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是错一个字就叫“篡改最高指示”，是要被定“反革命罪”的。所以，校对时，我俩交换读原著与看校样，顺着读后，又倒着读。反复校对多遍，认为万无一失之后才印刷装钉。发送前我再看一遍，发现有一篇的发布时间错了一个字，吓出一身大汗，赶快把先送给领导的收回来，全部销毁，重新印刷。某省报头版有一篇《劝君莫打三春鸟》的述评，标题上的“鸟”错为“乌”，审校都受到批评。贵州省评选100个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单位，我参加毕节地区写作班子，采写、编辑、校对上报省里评选的材料。材料铅印完毕，才发现我县古打大队的材料标题上错了一个字。又得重新印刷。上述一字之错，浪费了不少资源。令人心痛！
　　 痛定思痛，痛何如斯？若干经验教训说明，审校的习惯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正文上，往往不注意“边头角落”，因而，常常在阴沟里翻船！所以，我认为，终审的时候，在把握好主题思想等大原则的基础上，特别要注意那些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很重要的角落。这就我们是搞终审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