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沤改旱”与“两改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耕作制度的一次变革。
　　 “沤改旱”，顾名思义就是沤田改旱田。解放前，因为严重缺乏肥料，加上农村劳动力短缺，里下河地区的土地利用率是很低的。大部分土地每年只种一季水稻，每年秋天稻子收割后就将稻桩耕翻过来，整个冬天都沤在水里，到了来年春天通过反复耕翻再栽水稻。那种常年不脱水的田就叫“老沤田”也称“寒沤田”。在水乡兴化的西部地区，因为地势低洼，河湖密布，那里除了只长芦苇的荒田就是“老沤田”。在寒冷的冬天，冰封了河、湖和水田，整个大地就像一面无边的大镜子。
　　 我们那里地处兴化东部，地势相对高一些，是里下河地区的边缘（向东十几公里就是范公堤，堤东就不属里下河了）。与西部相比，“老沤田”的面积不是很大，只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三分之二的土地冬季是要种庄稼的，一般是种麦子和绿肥。麦子都是以元麦和大麦为主，小麦瓣种植面积不大。主要原因是因为元麦和大麦成熟期早，能够赶上季节栽一茬中稻，同时又能使贫苦人家在“春荒”时早一点吃到新麦。相比之下，小麦成熟期晚，又特别“瘦田”，在没有化肥的年代，小麦田栽秧产量极低。绿肥的品种叫“黄花草”，据说学名叫苜蓿，开黄花。苏南人种的绿肥开的红花，所以叫“红花草”，据说还有个名叫字“紫云英”。两种绿肥虽然开的花颜色不同，其实形状和习性都差不多，都属苜蓿科。种绿肥的田虽然每年也只种一季水稻，但它长出来的绿肥不但能满足自身的所需的肥料，还能刈出一部分出来“窖渣塘”作麦田栽秧的基肥。种绿肥的田，一般都是在谷雨前后上水耕沤，叫“春沤田”，能赶上栽早稻，
　　 “老沤田”因为是实行的轮作制，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土地的肥力得到了恢复，因此，第二年栽秧后即使只施很少的肥料，也能获得较高的产量。“老沤田”长出来的稻较“春沤田”要“沉实”些，“沉实”就是指籽粒饱满，瘪谷少。年景好的时候，一亩“老沤田”能收三芭斗稻，（解放前水稻的计量单位是石，一石稻是140斤，正好是一芭斗）。现在似乎觉得一年只收了这么多粮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在没有化肥、水稻品种又长期得不到改良的年代里，这种耕作制度也体现了种田人的无奈。
　　 冬天，“老沤田”补水大都是靠“洋车”，在大集体几十亩成片的“老沤田”的田头上，常年都支着一部“洋车”，洋车滩子旁边都有一个小小的风水舍子。如果田离庄子较远，负责“风水”的人就成年累月地住在那个小舍子里，难得上一回庄。风水的人大都是一些五十岁左右的半老头儿，那时候过了六十岁的人就算是风烛残年了，家里的人是不放心让他一个住的田里的。在寒冷的冬夜，他们卷缩在草铺上，听着田野里北风呼啸的声音，想像得到他们是何等地寂寞与悲凉。活儿倒是很清闲的，也不需要一有风就扯蓬“风水”，因为冬天蒸发量小，“老沤田”也不大耗水。他们白天都是利用搓草绳来打发时光，搓的草绳交给集体也能拿到一些工分。到了旧历年底，庄上的家人会撑一条船来给他们送来一些吃的东西，此时他们才觉得又要添一岁了。
　　 每年春节过后，春耕就开始拉开了序幕。“老沤田”要在栽早稻前耕翻三到四次，俗话说：“三耕四耖，不垩长稻”。那时候，春节过后的天气还是很冷的，田面上还结着一层薄冰，队干部们是舍不得让耕牛“出槽”耕田的。此时，“老沤田”的耕翻全是靠人工拉犁来完成。人工拉犁就是用三个人代替一条牛，后面有个牛把式扶着犁，扶犁的那个人，有时候也会开玩笑地在后面打起耕田号子，并且用吆喝牛的专用术语来指挥拉犁的人。在“沤改旱”的前些年，笔者也曾当过几天“牛”，至今依然记得，最难过的是早晨下水时的那一关。因为还是冬天，身上衣服穿得多，卷裤腿是件很麻烦的事，等到脱掉鞋、袜送卷起裤腿后，就要光着脚站到还结着薄冰的水田里，初下水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被冻得吡牙咧嘴。好在过一会儿，人出了力，身上有了些暖气，腿脚冻得麻木了，也就感觉不到冷了。还记得有个邻居家的姑娘，为了省去卷裤腿的麻烦，别出心裁地将两件夏天穿的短裤垒缝在一起，在夹层中填上棉花，那可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一款特殊的“时装”。穿着那种“棉短裤”往田里走的时候，大腿和小腿都裸露在寒风中。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刚刚度过了波及全国的三年大饥荒，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下，为了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上级提出了“沤改旱”的号召。不过在开始的头几年，进展很不顺利。因为长期浸在水里的“老沤田”土壤的粘性重，透气性也差，种麦子和种绿肥都长不起来，到了第二年春天，大都还是白田。在那种白田里栽早稻，产量也不如原来的“老沤田”，因此就有人抱怨说“沤改旱，必讨饭”。过了几年后情况才逐步有了好转，“老沤田”也能长得出麦子来了，产量也不比其它的田差，后来又引进了一种叫“苕子”的新的绿肥品种，“苕子”不像黄花草那样娇气，更适合种在刚改造过来的“老沤田”里。从此在里下河地区就再也看不到“老沤田”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次农业耕作制度的变革是科学实用的。虽然在一开始并没有使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升，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那时化肥工业才刚刚起步，庄稼也长期地处于饥饿的状态，再加上当时“吃大锅饭”的生产关系也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化肥供应量逐步增加、种子得到不断地改良、植保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集体经营又改成家庭经营。稳定的麦加稻两熟制使得里下河地区的粮食产量得到成倍的增加。四十多年前，中央有个“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东部地区每亩年产量要达到800斤就算“达纲”，但当时大多数生产队的年产量都在五、六百斤的水平上徘徊了好多年。现在的一季冬麦就可以收到七、八百斤，秋季的一季水稻又能收得一千二、三百斤，每亩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一吨粮。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们的国家曾经因为缺粮饿死过数千万人！
　　 在“沤改旱”取得成功后，上级有关部门又提出了推广“两改三”的口号。“两改三”就是要进一步地提高复种指数，将原来的每年麦、稻两熟改为麦、稻、稻三熟。冬季种植收获期较早的大麦，第二年五月中下旬大麦收割后抢栽特早熟早稻，当年的八月初早稻成熟收割后再抢栽后作稻，为了能使后作稻在霜降前后成熟，也是选用生育期较短的的特早熟品种，当时叫“早翻早”。
　　 我们那里地处北纬32度与33度之间，根据作物的生育期和历年的气温变化，“两改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在推广过程中，效果并不好。那时候，饿怕了的中国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农业生产以粮食为“纲”，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叫“纲举目张”。因此，当时的“两改三”的任务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层层下达的。每个生产队都要完成几十亩双季稻的种植面积。
　　 每年的两次“双抢”是当时农村中最最紧张的时刻，第一次是在小满前的个把星期，这个阶段主要是“抢”收大、元麦，“抢”栽早稻。此时因为前期气温低，秧苗还特别瘦小，根本没法“拔”，只好栽“铲”秧，“铲秧”就是用方口铁锹把秧苗连根带泥地铲起来，栽秧的人一只手托着“秧饼”，另一只手一块一块地掰开“秧饼”往田里栽。特别费工费时，栽秧的人最怕栽“铲秧”，因为成天地弯着腰还要托着带泥的“秧饼”腰部会很难受。第二次“双抢”是在立秋前的8月初。这段时间的任务是抢收早稻、抢栽后作稻。此时，争取季节上的主动特别重要，因为早栽两、三天的后作稻，比晚栽两三天的产量会明显高一些，过了立秋栽的后作稻，有时在灌浆时遇到早霜也常常会颗粒无收。立秋的前几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大伏”天，白天的气温都在三十七、八度，有一年还出现过连续几天超过40度的高温。“双抢”期间的社员们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他们白天要割稻，晚上要开场、打场。刚刚睡下来的男劳力又要被喊起来翻场。栽秧的女人们，下半夜就要下田拔秧，为了防御秧田里成群结队的蚊子，不管多热她们都要穿起长袖上衣和裤子。即使如此，天亮后还会在她们的脸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蚊子血。
　　 后来实践证明，在里下里下河地区推广三熟制是一种掠夺式的经营方式，是典型的“穷折腾”，效果很不好。由于早熟的大、元麦产量极低，早稻又必须在没有熟透的情况下就要“抢”收，后作稻又常常在后期遇到低温，只能收获一点半饱的稻，三季作物的产量还抵不上麦、稻两熟。就连当时的干部都常常抱怨：“三三进九，不如二五一十”。不过，虽然在背地里发发牢骚，每年交下来的“政治任务”还必须完成。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人们才彻底告别了双季稻。因此，在水乡大地上栽种双季稻的历史总共也不过十几年时间。实际上，真正一年种植三季粮食的面积也很少，后来大都将前茬早稻栽在绿肥田里，这样也能减轻一点第一次“双抢”的压力。
　　 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农业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年单产比过去翻了两翻，用工量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就是有一点有些令人担忧，化肥的用量比过去呈数倍地增加。一方面，农田里有机质含量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河里的大量淤泥却逐年堵塞河道。想到在过去罱泥的年代里，一个大劳力每天的人工价值只值几角钱，而现在已经上升了一百多倍，因此，别再梦想会回到罱泥垩田的时代。生态农业，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