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是一条潜行深海的鱼，有时候耐不住寂寞，游上来，鼓个泡，嫌上来太吵，复又潜入水底。
　　
　　 （一）沉梦未醒
　　 十几岁的时候，我很喜欢也很擅长做梦。有时从梦中惊醒，赖在床上回味梦里的情节，想着想着复又入梦。最奇妙的是，梦里居然又能续上刚才的情节。只可惜这种情形只可再，不可三，不然的话，我情愿把梦一个接一个地做下去，然后记录下来，就变成章回小说了。
　　 像我们这种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只晓得做梦是怎么回事，对于“梦想”、“理想”之类并没有任何概念。父母长年累月地拼死拼活，只求一家老小有饭吃,有衣服穿，然而，就是这种目标也难以达到。正因为如此，我上着学，却始终稀里糊涂地过着每一天。小学时成绩优异的我，在初一时迅速滑了下来。幸运的是，从初二下学期开始，遇到的几位老师，恰好是我喜欢的，学习兴趣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初二期末升初三，按成绩排名，我被分到一个“快班”。我发现，新任班主任张德龙看我的眼光有点奇怪，眼光一半投射到我的脸上，一半却向眼底收回，沉入他眼中那深邃的湖底。这使我有点紧张，有点惶恐。终于有一天，班主任憋不住了，他把我找去，说，你初二期末考试全校第二名，以后要如何如何。我木木的，感觉耳朵发热发烫，只听清考了全校第二，其他的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初三上学期结束，父亲忽然看着我对母亲说：“让三回家做活吧，书就不读了。”父亲念过几年私塾，据说因家里穷，三天放牛两天读书，成绩却出奇地好。但父亲一直很落魄，除了过年左邻右舍请他代写春联时，让他感受到了“文化人”的光彩之外，识文断字带给他的全是屈辱。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对父亲的这个决定，我用哭鼻子甩眼泪继而嚎啕大哭进行抗争。母亲心软，就央求父亲说：“还有一学期，让他把初三读完吧。”父亲见状，只好答应下来。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坚决要求上学，并非因为好学上进什么的，只是怕回家干农活太累。那种累，会使你感到人和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农村人自己能体会。
　　 再次得到上学的机会，我感到应该珍惜，于是学习更加用功了。一次，英语老师安国香批评不专心听讲的同学，就看着我说：“你们要向人家某某某同学学习，天天默默地学习。”为了感谢她对我的这句表扬，我把从初一到初三的几册书上的英语课文唱歌般背得滚瓜烂熟，期中考试英语考了个全班第一。学习归学习，却从未考虑过为什么而学习，也没有考虑过初中毕业后干什么。我的初三生活，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地童年。”
　　 中考结束，暑期头十几天，有点轻松，有点无聊，心底也有点隐隐的恐慌。读高中是不可能的了，咱家负担不起学费。很可能在家种田，我将和那些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的发小们一样，正式做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我一天天变得焦躁起来。七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公家人”打扮的陌生人突然到我家报喜，说我考取了中专，让我到学校去领录取通知书。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和同年级的几位同学一起，填报了钟祥师范学校。对未来从未做任何设想的我，稀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准备去学做一位老师。
　　
　　 （二）梦非虚幻
　　
　　 前文已说过，梦可以接着做。我这记录如梦人生的蹩脚文章，当然也可以接着写。
　　 凡事皆有正反两面。如果说夜晚是白天的反面，虚幻是真实的反面，那么梦里情境，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反面。有人做了恶梦，醒来仍惊悚不已，心绪不宁，于是身边的人就安慰他或她说：梦都是相反的。
　　 这么说来，梦应该是虚幻的？
　　 未必，说梦虚幻，须有一个前提，白天的生活是真实的。而白天的生活是真实的吗？李商隐诗云：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连庄周这样的大哲学家也犯迷糊，搞不清是自己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周。
　　 梦是神秘的，周公解梦不但未能真的解梦，反而强化了梦的神秘感。鬼同样是神秘的，因为我们只知生，不知死。子路曾向孔子请教“死”的问题，孔子却以“未知生，焉知死？”来进行搪塞。孔子或许掩盖了自己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尴尬，却使中国人停止了对一个重大哲学问题的追问。西方哲学恰恰相反，他们赋予“死亡问题”以重大意义。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就是为死预做准备的活动。
　　 关于死亡问题的哲学意义，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我要说的是，梦和死同属生命中无法预知的神秘。既然如此，两者总会有交汇的时候。比如，我在梦中，就不止一次地梦见过死去的人。第一次梦见的死者是文进，我们小时候一起玩。一起上学，上初一那会，一天早晨上学途中，我们几个孩子前前后后地赶着上学，我和爱民、老五钻过垮下来的电线，十多分钟后，却听到文进触电身亡的消息。没有任何组织哪怕是一个电工对这起事故负责。那个时代，农民不知道如何维权，人命贱得很。文进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他却两次来到我的梦中。在我梦中，我看到他在不远处站着，仍和平常一样，和别人说着什么。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他，彼此都没有打招呼。我心里纳闷，文进不是死了么？怎么又会在这里？隐隐有些惧怕。
　　 我对死亡和鬼神的恐惧，来源于小时候遭遇到的几个人、几件事。时间关系，且容我卖个关子，下回再一一道来。
　　
　　 （三）鬼神入梦
　　
　　 我从小对鬼并无概念。五岁的时候，和小伙伴去村外庄稼地里挖野菜，见坟头上的野菜又肥又嫩，伙伴们都不敢去挖，说是坟包下有鬼，唯我胆大，壮着胆子兀自去挖了回来。世上究竟有没有鬼？这个疑问从此盘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但在农村，信鬼的人很多。有的大人甚至声称自己见过鬼。方武的母亲要算个代表人物。据大人们的描述，在夜幕降临之时，家里在田野里劳作的人尚未回来，方武的母亲就经常看到鬼，事后还能描述出鬼的模样。据她讲，鬼都是“矮骡子鬼”，一米来高，跳来跳去的。开始，她的话并没有人信，因为毕竟是她的一面之辞，而且方武家住在村边，比较偏僻，或许是方武的母亲自己吓自己吧。后来，有一次，方武的父母都在家，方武的母亲突然又惊慌地叫喊：“鬼来了！鬼来了！”并用手指着家旁边一个土坑方向让方武的父亲看。方武的父亲当然没看到什么，却又狐疑不定，于是提起一把斧子向妻子所指的方向扔去。夫妻俩待情绪稍定，壮着胆子去寻斧子，却在斧子旁边发现一根骨头。于是二人深信“鬼”被砸中了。此事经方武的父亲讲开来，村里开始传得神乎其神。方武的父亲是位党员，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人们没有理由不信。加上村里人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更形成了一种占据主流的舆论。所谓“三人成虎”，盖如是焉。
　　 六岁那年，晚上跟着人群去几里外的村子里看露天电影。电影散场后，比我大的孩子们在前面飞跑，我终于掉了队。等走村后那块野坟时，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坟地旁边是一条荒僻的路，路两边是密集的树木和一人多深的灌木，黑魆魆的，伸手不见五指。这块坟地，错错落落地有十几个坟包。小伙伴们曾经讲过，有人在这里看到过鬼火，一团闪着蓝色萤光的火球，会追着你飞过来。小伙伴讲这事时，我并没有在意。此时却越想越恐怖。前面一处漆黑，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内心极度恐慌，身后仿佛有鬼魂越来越迫近并摄住了我，双脚移动一寸都要付出巨大努力。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到家里的。我一进门便瘫在堂屋的地上。曾祖母和母亲见我脸色煞白，失魂落魄，说不出话，吓坏了，便说可能被鬼惹了，吓丢了魂。母亲于是抱起我，关起门，一边抚慰我一边“唤魂”：“三莫怕，三莫怕，三快回来，三快回来……”说来也奇怪，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在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中，我的神智渐渐复苏过来，身体有了生机。自此以后，晚上多次梦到那块坟地，感觉手脚不能动弹。问大人，说这是“鬼压床”，还是上次给吓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增加，理性还是占据了上风。我明白，鬼是不存在的。曾祖母去世后，妹妹几天不敢进曾祖母住过的房间，我却并不在意。我甚至希望，世上有鬼的存在，这样一直宠爱我的曾祖母就会显灵，让我在她住过的房间或者她的坟头，感受到她的存在。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之初，我们村子里忽然从外面刮起一阵鬼神之风，叫做“七仙女下凡”。开始我对此懒得理会，后来，发现此风越刮越猛，便想探个究竟。于是在孙婆婆家亲自看大人们鼓捣了一番这个游戏。道具很简单，家家可以操作。先在地上放一个大面盆，装上两寸厚左右的面粉，再找一面筛子，在筛子下面绑一根筷子，两人或三人从不同方向握住筛子，悬空置于面盆上不动，于是众人闭上眼睛祷告，天灵灵，地灵灵，七仙女下得凡间来，保佑我们如何如何……祷告久了，如果筛子下面的筷子在盆中的面粉上移动写字，就表示灵验了。我看孙婆婆她们鼓捣了几分钟，也不见什么动静，后来，筷子开始在面粉上移动，但不知画的什么东西，反正不是什么字儿。于是大人们有些失望和泄气，怪我们旁边几个孩子心不诚，请不来神仙。但孙婆婆言之凿凿地说，她亲眼看到过有好几家灵验，筷子在面粉上写字。无论她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信。后来猜测，几个人端着筛子，总有手酸发麻的时候，一旦手酸发麻，手就难免抖动，筷子于是比划起来，再加上认字时牵强附会，于是就弄假成真了；也或者端筛子中其中一个特别痴迷此道，故意抖动作局也未可知。总之，这套把戏没能风靡很久。因为，“七仙女”并不能保佑人们得到什么。后来，又换成“王母娘娘”，有了上次的经验，信的人就不多了。
　　 长至十来岁，有一天同学们正争论这一问题，被老师瞧见，老师于是说：从古至今，不知死了多少人，死去的人比现在活在世上的人不知要多好多倍，如果真的有鬼，岂不是人走一步就要撞见好几个鬼？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老师的话就是真理，何况老师的分析很有道理。无神论由此逐渐在我心中稳固下来。
　　
　　 （四）文学之梦
　　
　　 俄罗斯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学，便一刻也不能呼吸。这话说得有点震撼，却也会引来一些人嗤之以鼻。有人会以自己作为例证：“老子一辈子不看文学书籍，照样呼吸了几十年，照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活得潇洒得很。”显然，两者不是一回事，只有物质生活或生理需求的人，岂能懂得精神、信仰的可贵？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也。”
　　 如果要我作比，我会说得通俗一些：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食粮，倘若没有文学的滋养，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就会营养不良，最终成为精神上的侏儒，乃至走向灭亡。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表面上看是得益于军事斗争和抗战策略，其实，支撑中华民族桀骜不屈、救亡图存、血战到底的，还是民族精神在起作用。而文学，恰好是反映这种精神的载体。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抗战的英勇豪迈。或曰：这是音乐，不是文学。我以为，旋律是音乐，歌词则属文学，音乐与文学从来就是孪生姊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翁是位音乐家，克利斯朵夫对自然、对生活的感悟变成了音乐，但在罗曼·罗兰笔下，却成了一部不朽的文学著作。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几乎都从不同的人生角度找到心灵的共鸣。罗曼·罗兰的这部著作面世后，不断收到世界各地读者激动的呼应：我是克利斯朵夫，我是克利斯朵夫。
　　 我的文学启蒙，最先来自于小人书。起初看到的是《封神榜》、《岳飞传》、《杨家将》、《高老庄》（《西游记》里的一个片断）等几册小人书，后来想看更多，却不可得。于是在星期天经常去赶集市，在摆小人书地摊那里蹭书看。老板见我们一些孩子只看不租，无利可图，常常不耐烦地驱赶。
　　 后来，偶然得到一本作文书，名曰《童心》，是一本收集全国各地小学生优秀作文的集子。书本原是堂弟的，我从他手里借过来读，他见我迷恋那书，便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这是第一本属于我自己的文学书籍。书中的每一篇作文，我几乎都读过许多遍。读的遍数多了，写作文的时候便学着摹仿，甚至是凭记忆套用别人的好句子，作文水平迅速提高。记得小学三年级，老师曾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拿到别的班级念给同学们听。语文测验考试，和我住一小队的监考老师序良在教室里东转转西看看，看学生的作文写得如何，最后在我身后驻足，一边看一边点头赞许。我一边认真地写着心中想到的文字，一边想这样写应该可以了。
　　 可惜上了初中，我没有接触到更多的优秀文学书籍，文学的幼苗在我心中最终没有成长起来。而这一阶段恰恰是人的想像力更丰富的时刻。栽树要栽在春天，文学素养的培育也应在青少年时代，错过了春天，栽下的树难以成活，更遑论长成参天大树。我就这样错过了春天，成为一株长不大的树。成年之后，想重新拾起文学，总感觉根基不牢，力不从心，写出来的全是些枯燥生涩、令人生厌的文字，于是索性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