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作为我国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八个成员单位，国家卫生计生委无疑是最积极的控烟推动者。尽管如此，对于刚刚整合组成的卫计委，做到数百近千计干部职工100%戒烟，委内100%禁烟仍有距离。在此背景下，“有奖戒烟”，成为卫计委推动控烟的“带头示范”之举（2月8日新华网）。上行下效，卫计委禁烟从自己着手，表明对戒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卫计委狠抓禁烟的决心，值得赞许。只是“有奖戒烟”网民不能认同，因为这样做的话对于那些不抽烟者就不公平了。而且有奖戒烟的钱从哪里来，会不会又是使用财政拨款来实行权利自肥，象公车改革一样，公车补助的结果都差强人意，实际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动用财政资金奖励个人戒烟，这是公款私用变相发放福利，网民肯定有意见。
　　 戒烟就意味着身体健康，而身体健康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根本不需要国家层面的奖励。对卫计委系统工作人员来说，戒烟当然要以身作则，自己都戒不了烟，又如何去宣传教育、动员别人戒烟？而卫计委系统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如此迁就，戒烟还有奖激励，又如何向社会推行戒烟呢？公务员戒烟有奖励，那老百姓戒烟却没有，你这种示范老百姓是要骂娘的。既然戒烟能获得奖励，那么戒除其他不良嗜好，例如公务接待禁了酒的，是不是也要给予奖励？以此类推，那么如此地自己奖自己，必然名目繁多，最后还是让纳税人发奖金。“有奖戒烟”的消息一出台，就遭致网民的一片质疑，正如网民钱夙伟所言：“卫计委人员戒烟有奖确实是不靠谱。”
　　 早在2009年5月，由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卫生部和武警部队卫生部联合发出《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确保2011年实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目标。由陈竺部长任组长的创建无烟机关活动领导小组，并规定部机关办公大楼内全面无烟，不在禁烟区域吸烟、不给他人递烟酒、不给领导敬烟、不接受他人敬烟；对主动戒烟并成功戒烟一年的职工给予500元人民币奖励；职工在办公大楼内吸烟或摆放烟缸烟具，发现一次通报批评，发现三次建议取消当年评选优秀公务员的资格。司局一年内发现超过3人次在办公大楼内吸烟或摆放烟缸烟具，建议取消该司局创建无烟卫生部机关领导小组成员的评选优秀公务员资格。当年就有网民对有奖戒烟提出过强烈批评，认为戒烟有奖不妥，很多不吸烟的人员，该由谁来奖励，同是国民应该平等对待。
　　 有奖戒烟实行了三年，很多单位都尝试过，可事实证明靠奖励根本解决不了戒烟的难题。这次新成立的卫计委，又开出有奖戒烟的老药方，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根本没有一点新意，难怪网民不买帐。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已经在科学上得到证实。禁止公共场所吸烟，政策是好的，作为此次全民戒烟的发起人，卫计委“向我开炮”值得表扬，虽然我们知道戒烟不易，但靠单位实施奖励奖出的戒烟成果，考虑过更多不吸烟人的感受吗？正如网民王传涛所言：“对机关干部戒烟进行奖励之举，是一种明显的职业歧视，说得直白一点，是赤裸裸的社会不公。要奖励就一起奖励，要处罚就一起处罚，卫计委一定要一视同仁才是。”
　　 对主动戒烟并成功戒烟一年的职工给予500元奖励，这是对于那些不吸烟人的变相惩罚。公务人员戒烟，作出表率本属应当。可如今选择性奖励，怎能让大众心理平衡？再说了，对纳税人而言，有义务向他们提供工资福利，还有义务发放戒烟奖金吗？大家都知道，戒烟奖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最终还是纳税人买单。政府一边是高喊戒烟控烟，一边却开足马力大量生产烟草，可想这戒烟控烟哪怕是全民奖励也好不了多少。就像某些地方反贪局长带头走进了夜总会，当地的反腐效果都知道。如果政府真想国民戒烟，其实很简单。只要杜绝“供给”，让所有的烟厂都关门不再生产卷烟，同时也控制“需求”，让普通人少抽烟、不抽烟，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当卫计委在为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不懈努力时，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却在为扩大烟草销售量而冲刺。他们对中国烟草工业描绘的蓝图是，努力形成12个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的品牌，其中6个400亿元以上，4个600亿元、1个1000亿元以上。这么多的烟草卖给谁？虽然会有少部分出口，但是绝大多数的香烟，还是要通过中国这个庞大的内需市场来消费。据盖勒普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烟民数量达3.5亿，占全世界吸烟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与此同时，中国二手烟受害者已高达7.4亿。在我国，因吸烟引起疾病死亡人数占12%，超过艾滋病、结核病、交通事故和自杀人数的总和。证明吸烟的危害，到了触目惊心的境况。
　　 吸烟带动的产业，不但吸纳了大量的烟农，烟厂，物流，餐饮等就业人员岗位，还给国家，地方创造了巨额税收，对GDP的增长是功不可没，你要地方政府关闭烟厂杜绝“供给”，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烟草是支柱性产业，事关地方经济命脉，禁烟就是断了他们的财源。政企合一决定了国家和地方各级烟草专卖局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烟草工业。他们关注的，不是怎样让老百姓戒烟，而是怎样提高烟草的消费额和相关税收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烟草工业越是强大，就越会对该国的公共卫生造成损害。凡是通过烟草工业所获得的巨额税收，最后都要以个人和政府巨额的医疗支出而显示出来。国内一些专家早就指出，戒烟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如果禁烟能够从供方入手，各地不依赖于烟草财政，那么戒烟局面将马上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烟草对烟民为何有这么大的魔力？就因为它燃烧时，除了释放含有4000多种有害物质，其中包括60多种已知的致癌物质外，还产生大量的尼古丁。这尼古丁是成瘾性物质，与海洛因、可卡因一样，进入人体后会与脑部的尼古丁受体结合，导致神经细胞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进而带来一系列快感。随后，体内多巴胺的水平会迅速下降，这就会驱使烟民点燃下一支烟，吸入更多的尼古丁。正是由于尼古丁以及多巴胺水平在体内的反复波动，导致了人们对尼古丁的依赖。而二手烟所含的尼古丁及烟焦油，比吸烟者吸入的量多出1倍以上，被动吸二手烟不仅会导致支气管炎、肺炎和哮喘等疾病，还会导致心脏病、肺癌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并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属精神神经障碍。只要市场上有烟卖，尼古丁的依赖使禁烟就永远实现不了。
　　 由世卫组织制定的第一部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已生效7年，当初政府承诺5年后，在公共场所全面戒烟，结果爽约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不少城市也相继出台了禁烟令，也成立了禁烟办，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效果不理想，不少车站、餐厅、网吧、会议室依然烟雾缭绕。照说政府推动在国内实现全面禁烟，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必然会起到积极作用。只是我国有关的法律约束并未跟上，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语境里，如果没有严肃的法律规定，没有对吸烟者必要的惩罚措施，没有对烟草商经营范围的刚性约束，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目标，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口号式目标。尽管部分地市制定了地方法规，但在禁烟场所、禁烟范围、执法力度等方面明显标准不一。同时由于没有形成全社会禁烟氛围，大量的违规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
　　 在公共场所抽烟的烟民中，相当一部分为男性，且担任一定职务的公务员并不在少数。在官本位意识依然浓厚的今天，如何确保这些“官烟民”禁烟，单单靠有奖戒烟恐怕很难奏效，非有立法约束方能有效禁烟；对于后者，在烟草行业占据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相当部分比例的前提下，禁烟势必会影响到烟草商的利益和财政收入的来源。对于禁烟与烟民、烟草商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其禁烟愿景，将是缘木求鱼。中国要想在公共场所全面实施禁烟，必需立法扶持。可以向香港学习，香港法律规定，违规吸烟者属于犯罪，最高可罚5000港元，对不遵守法律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处罚10000元港币。这使香港的成人吸烟率下降到只有11%的水平，成为全中国吸烟率最低的城市。
　　 立法禁烟不仅有利于人民群众健康、为地方立法及完善相关法规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有助于烟草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及早实现转型。此前广州针对办公室禁烟的立法，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而上海禁烟令实施之后，部分公共场所的禁烟令却形同虚设。就拿各单位自行规定的办公区域禁烟来说，禁烟令往往是开了禁、禁了又开。香烟除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健康利益博弈外，它还涉及到了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问题。其实烟这个东西，对国家也好，对烟民也罢，都是“痛并快乐着”的东西，各种利益缠绕其中，本身就“剪不断，理还乱”。即使烟草成为问题官员倒台的催化剂，某些官员也依旧习惯沉浸于公务烟，点起的那片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和会议厅。烟瘾若此，在“民以吏为师”的语境下，若要禁烟，看来非得从塔尖阶层进行管控，否则恐难取得实效。
　　 时至今日，我国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为什么没有100%禁烟？主要在于全国还没有一部涵盖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及公共场所的禁烟法规，也未出台国家控烟中长期规划。在337个大中型城市中，只有45.7%颁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而各地规定的禁烟场所均有不同，将使控烟实效大打折扣。其次是“互敬香烟”已成为国民社会交往的一种习惯，烟草文化短期内难以改变。禁烟最终有赖于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在控烟教育从娃娃抓起，将吸烟有害健康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以遏制青少年烟民的增长。全面禁烟除了加大宣传教育外，关键还须领导做表率，如果政府部门不率先禁烟，控烟工作就很难真正推动。我认为有奖戒烟肯定是行不通，好在卫计委针对网民的质疑，迅速将有奖戒烟改为口头表扬这还差不多，也算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只有改变烟草财政的角色，对禁烟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问责，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才有实质的进展。中国公共场所控烟之路任重而道远，它是检验政府是否会履行将健康危害型经济，转为健康友好型经济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