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在工厂厂报当编辑。金子爱写诗，经常给报纸投稿，我管的又是付刊，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投稿是有稿酬的。记得诗歌一行三毛钱，上乘作品一行可以拿到五毛钱。写十行就是五块钱，如果像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诗人马雅克夫斯基写的阶梯诗，两个字就是一行，那还得了？厂报一周一期，一周五块，一个月就是二十块，等于涨两级半工资！
　　 厂子大，文学青年多，写稿的也多。金子在他们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诗作有激情、有创意、情感朴实。所以只要他投稿，我几乎篇篇都用。金子的诗稿用了半年多，我还不知他是谁，一个厂的，这不正常。直到有一天他来领钱我才知道他是金子。金子个头高挑，肤色不白，留寸头；一笑，露出一排板牙，牙也不白，略黄，呈象牙色；眼底却是白的，显得眼仁黑了，但细一瞧他的眼仁也是黄的，狸猫似的；透着机警和野性的目光！他的耳朵没耳垂，猛一看就象在他鬓角下插了两片肉！加之他“牙笑眼不笑”的表情，使人不由想到一种动物，行走在草原上的一种食肉动物，——来自北方的狼族的狼！
　　 “你是金子吗！？”听说他是金子，我忙起身表示欢迎。他说是，我就是金子。说着在我对面坐下来，掏出香烟，甩给我一支，给自己把火先点了；但马上觉得不对，不礼貌，于是站起来、探出身子给我把火点上才落座。
　　 我给他指出大作不足的地方，我说：“你写十回太阳，每回太阳都是‘古铜色’，能不能换个颜色？一年四季里的太阳，每天从早到晚的太阳都是不同的，你是不是没留意啊？”
　　 他问我：“你说太阳是什么颜色？你说，我改！”
　　 我说我不说，你看去。他说：“你这人，我给你好好说哩，你可不说！”
　　 很显然，他的轻慢的态度很不礼貌。人说‘文如其人’，这话和他对不上，更别说是个写诗的。不过像他这样说话的人在工厂并不鲜见，我已经适应了。我放低声音，问他进厂前是读书吗？他说当兵。问他父亲做什么工作？他说在厂公安处。问他在哪个车间上班？他说，在厂后铁道班！问他府上哪里？他笑笑，回说陕北。
　　 其实他一进办公室，我从他“带镣长街行”，——把平路当山路爬的步态中就已经知道他是陕北人了。
　　
　　 陕北人在关中人眼里是一群特殊群体。这还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现在的陕北人是南匈奴的后裔，是被汉族同化了的民族。被汉族同化的民族远不止这一家，还有契丹、鞑靼、女真以及在兵火战车面前屈从的那些人。“特殊”在于历经千年的文化影响，通婚融合的血统改变，至今在他们的血液中，依然残留着原始的民族个性：独立、独特、强势、行事不计后果，攻占不择手段！但在我和他们相处的漫长的岁月里，我惊喜地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陕北人比那里人都优秀，都是做官的好材料！
　　 我和金子会处好吗？老实说当时我没想过这个，我是他“师傅”，是他老师，是他长辈，是老资格。在那片小天地里我说了算，处好处不好我能失去什么？所以没多想。只是出于工作考虑，我手里握着一张王牌：有金子在，不愁没人写诗！于是乎，我们建立了联系。
　　 随着时间的延伸，我了解到他的家在无定河边，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祖母，而每当说起祖母时金子的神情就会游离不安。我想他是想念她的祖母了。他是个孝子。我开始喜欢他。
　　 那时我住在交大二村父母家中。那是一间十四平米的陋室，拥挤而且杂乱。星期六我把金子约到家里来，和他聊文学。事先让妻子回娘家去，妻子正怀孕，很不情愿。
　　 我和金子聊诗歌，小说，戏剧一聊就是凌晨一两点。我们都很兴奋，为着我们共同的情人，文学；为着我在人群里发现了这么好的一棵苗子，这块“金子”可是一块稀有的“狗头金”！时值深秋，凌晨气温低。我问金子冷吗？他说冷。饿吗？饿。这好办，我到厨房捅开炉子，给他煎饃片，烧鸡蛋汤。待他吃完喝净离开时，天已经快亮了！
　　
　　 那年冬天应金子之邀，我去了陕北绥德千狮桥。他家就在桥边。至今我仍记住那些快乐的日子，记住十四里铺他表嫂给我们烙的油饼，记住他的老祖母那双擦了又擦永远擦不干的泪眼，以及老人对金子叮咛又叮咛的那些温暖的话语，记住在我告别老人的前一夜，无定河开冰的情景。
　　 那天晚间当我躺在热炕上正在感受这家人给于我的温暖时，突然被一声由近而远、由远而近的脆裂声惊到了！那是金属般的开启混沌世界的凌厉之声，那声响先是一声炸裂：“咔——”然后是回音：“啦——啦——啦——啦——”紧接着又是一声，似雷非雷，雷声没它悦耳；非雷似雷，不然怎能这样振聋发聩惊醒沉梦呢？
　　 我坐起来，侧耳倾听。金子翻个身，告诉我：“无定河开冰了，”咕哝着：“今年春天来得早，”话音一落，鼾声就起了。
　　 无定河的冰我见过。水从岩层中不断地流出，在严寒的气温下不断地结着冰，结果形成冰帘，冰柱，冰山。它们在清冽的寒风中、在瘦弱的太阳光里泛着幽幽的蓝光。直到春天来临的某一天轰然倒塌，沉入无定河的怀抱中碰撞着，碎裂着，嘁嘁嘈嘈地拥挤着向东行去……
　　 这次陕北之行的见闻一直储藏在我的记忆里，最少在十年的时间里我没忘记它。因为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和金子之间结了“冰”，使我不敢去正视，去碰触，唯恐破坏了那段美好的回忆！
　　
　　 从陕北回来不久，金子跑来对我说：“咱俩合伙买个台球案子吧？现在时兴打台球，咱把案子支起来出租收费，可赚钱哩！”见我没反应，又说：“我守着，你不用管，赚了钱给你，我看你也过得不好！”我想了想，想到是不是金子钱不够，才向我张这个口？于是问：“需要多少钱？”他让我交九十元。九十元在1987年是我一个半月工资。我说：“可以。如果能赚钱，你我平分，因为我没时间去守摊儿，你辛苦你可以多拿，总之你看着办吧！”
　　 下来我把钱交给他。第二天他就告诉我案子已经买了，已经开张了！
　　 此后数月未见金子。待迎头遇见他时，他也只字不提台球生意的事，我只得问他：“生意咋样？你辛苦了！”他像突然想起一件事，问我：“你不知道？案子丢啦！不知咋搞的，叫人偷走了！”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只好说：“丢了？那么大那么重的东西，搬起来也费了力气了！”他说：“可不是嘛！”
　　 这事就算完了。我能说什么？只好默认。
　　 此事过后没两天，他来宣传部找我，我以为他来投稿，结果不是，他是来求我给他帮忙换工种的！他说他一个大小伙子成天守个仪表发呆，这不是浪费生命吗？太没意思，“想找把椅子坐坐！”我听明白了：金子想坐办公室，想当干部。
　　 金子的工作是在厂后铁路专用线旁守仪表。工厂需要煤气。工厂就要买进成千上万吨煤炭来加工，来转换。以前火车拉来多少煤炭，由着人家说了算，报来的数字水分太大，工人挣来的血汗钱不能白白流失，工厂技术员就发明了一项科技技术：在铁轨下安装了一个压力计，火车一过 ，车的实际重量就出来了。金子和他两位战友的工作，就是守在这里抄表把关！
　　 我想到隔壁团委。相信凭我这张老脸团委书记一定会给我面子。结果果真如此，书记听了我的推荐，说：“刚好我这里调走一个，空下一个名额，那既然你杨老师说话了，我们相信你，你是不会看错人的，那让他来吧！”
　　 那时科室里每年都有因为升迁变更或退休留下的空缺。也经常有基层领导向我要“笔杆子”，而经我推荐的人也的确干得不错。事过多年我才明白，原来当年我所从事的工作，除了党校外，是第二个能向科室“推荐”干部的渠道。再想想那些一就位就仍笔的小子，的确精明过人，他们拿来的那些小稿子不就是给阴魂焚化的冥币吗？他们迎其所好烧了几张纸，结果也不白烧，最后“老鬼”还是屁颠颠地为他们保驾护航了！而我们白落下一个“伯乐 ”的好名声，干的却是“维持会”的勾当。
　　
　　 金子当上团干了。“干事”职位虽小，但毕竟进了办公大楼了嘛！没有一，那有十？慢慢来吧！总之金子前程似锦，他的“古铜色的太阳”终于起作用了，照耀他了！
　　 我为他如愿以偿感到高兴，再者，团委就在我隔壁，以后同他交流起文学来也方便多了！
　　 结果不到两月书记找来了。书记是来向我“汇报”的，他说：“杨老师，你给我们送来一位大爷，他哪里是来工作的？ 我们做什么都不对，都要接受他的批评和指导。而他什么也不做，卫生不扫，开水不打，我们真滴受不了他了！杨老师，我们感谢你支持团委工作，我让他走，您不会有想法吧？”
　　 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只能向人家道歉，安抚人家，强调说当初我只是把金子推荐给你们，考察和使用权当然由你来决定了！这么一说，书记才心平气和些。书记回去就找金子谈话了。
　　 当天下班回家，金子给我开的门。他早在这里等我了。一见我，便急于向我解释，我向他摆手，示意他我已经知道，不必再说了。他翻着眼皮，脸长了，问我咋办？说团委不欢迎说真话的人，现在到哪里上班？我说你服从分配吧！他的脸拉得更长了。但是，当他走到门口，又突然转过身来，指著室内墙上的一张毛皮问我：“这是什么皮？”
　　
　　 这张毛皮是我在终南山下买到的。当时卖皮子的人把皮子装在布包里，只把一条尾巴露出来担在自行车把上。那是怎样的一条尾巴呀！金黄，紫红，如火如霞。我首先想到金丝猴，想到偷猎者。我把皮子看了，心里踏实一点。这套“皮装”不是金丝猴的，它的主人是“飞虎”。就是那种从树梢上一跃而下，伸展四肢、靠前肢与后肢间连接的薄膜滑翔而下的动物。
　　 我在秦岭见过飞虎的表演。它“飞”起来，就像仙女下凡，带着两片祥云一个梦幻降临人间！我用高价买下它，把它绷开钉在墙上，让它干。现在金子看到了。我把前后经过对他一说，他更感兴趣了。他主动提出要为我把皮子熟了！我知道皮毛必须“熟”，不加工皮子不但生硬，不柔软而且会生虫。我原来是要把它送到回民坊的，现在金子要帮忙，我就千叮咛万嘱咐地把飞虎皮交给了他。因为陕北出产皮毛，熟皮子是他们拿手活。
　　
　　 妻子下班回来不见了飞虎皮，问我我就说了：是金子拿走了，熟去了，熟好后就送来。
　　 妻子怪叫一声，吵吵道：“完了完了！他说话你怎能信呐？台球案子那么大的东西都丢了，现在又看上飞虎皮了，你你去给我要回来！这忙不要他帮，这家以后也不欢迎他来！”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妻子，你怎么了，是更年期提前了吗？刚才千说万说才把皮子交给人家，现在立马去追要，明摆着是不相信人家嘛！这事，我做不出来。
　　 但细一想，也怪不得妻子。这件毛皮我买下是给她做围搭的，同时也是结婚七年我给妻的礼物。那天回来，当我把飞虎皮取出来给她看时，她一眼就看到了飞虎的四只小爪子，那爪子那么精致，那么可怜，妻的眼睛就红了，连说造孽造孽，这是一条命啊！当我告诉她这是我用两个月的工资换来时，原以为她会发火，结果她没有，只是把隐忍在眼里的泪流了出来！
　　 唉，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每次见金子都要问，皮子熟好了吗？什么时候能取回来？他很有耐性，每回总是对我说皮子送回陕北去了，熟好后就会捎下来！
　　 就这样过了半年，又过了半年，我还是这样问，他还是那样回答。这之后我也懒得再问了。第二年开春时党办调走一位秘书，空下一个“缺”。记着金子还在抄表哪，我找党办主任，把金子歌颂党的诗捧给她看，她看了，问，这不是公安处老金儿子吗？好，好，我看挺好，让他来吧！
　　 金子“二返长安”，这回不但回到了办公楼，而且当上了党委办公室的秘书！我能为年轻人做件有益的事情，真高兴！不高兴的倒有一人，这人是他老子。他老子见了我，认真地说 ：“老杨，你为金子费心，按说我应该感谢你，不过我养的儿我知道，这个人是老牛拉破车，——哪儿黑哪儿歇。他就不是什么好材料，他要能行他早上去了，机会不是没有！”
　　 这是什么话？老金的话让我一头雾水。虎毒不食子，老金要大义灭亲吗？结果不出他老子所料，这回金子还没干够一个月就让主任撵走了！主任见了我，事隔一个星期好像气还没消，她冲我火燎燎地喊道：“丁书记星期六作报告，星期三让他整理材料，结果怎样？天哪！天哪！隔了一个星期天他才交来！这个人这么把事不当事，没见过、真没见过！”
　　
　　 可能他估计到我会骂他，躲了不来见我。所以一拖又是半年，快过春节时他来了，他来了没事人一样，开门见山说陕北他三姑来西安进洗衣粉，问我化工厂有没有关系，有的话给帮个忙，不过三姑说了，忙不白帮，有酬谢哩！不然他三姑春节都回不去了！
　　 我抓起电话给化工厂打过去。化工厂这位朋友也姓杨，是把我叫“哥”的，他在厂里当工程师。对方说：“洗衣粉是统调物资，春节马上到了，各地都在抓货，怕搞不出来！”
　　 金子急得火上房似的，又这样那样想了一通办法让我再去试？
　　 我拒绝了他。我向他讨要我的飞虎皮，我说两年了你倒是送回去没有啊！？他说送了。这不年节到了吗 ？他们肯定要下来，我再问问！金子丢下这话就跑了。没想到电话打过去第四天朋友电话回过来了，让赶快去拉货！说：“好不容易搞到四顿，山丹丹牌的求爹爹告奶奶求来的哥呀以后你再别给我揽事了，你不怕我犯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