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宿迁老苏圩子，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是个美丽的集镇，它坐落在古老的大运河边，在黄河故道附近。
　　 老苏圩子，顾名思义，这个圩子是苏姓的天下。这个圩子是山西，河南，山东等地通往大运河码头要道上的一个小集镇,是做小生意的好地方。山西，河南，山东的运盐商，带一些陶器到运河码头，再将码头的食盐运回山西，河南，山东，这里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苏圩子是一个较大的文化发达的小镇。约1000户人家在这里居住，热闹非凡。圩子中心有一条从东到西的大道，我家就在这个大道旁，祖父看中这里的地理优势，就在苏圩子住了下来。租用苏家一块土地，盖了四合院，共十一间房子。院子比较大，我们就充分利用做起了生意。院子可以停放二十辆运盐的人力车,顺带提供晚餐，开个饼店兼做小旅店生意。生意还兴隆，主要服务对象是运盐的运货商，一家人生活富富有余，也算上中等富裕家庭吧。大伯父到县城上了教会中学，二伯父在家协助祖父做生意，我的父亲以玩为业，父亲由于家庭富足没有生活压力，整天不务正业，提笼架鸟满街溜，玩鹰，打麻将等。大伯父在县城教会中学读书受到新思想响，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二伯父也参加了共青团。二伯父在活动中被当局发现，当局准备抓他，大伯母听到消息后，立即以下田送点干粮为借口到田里，送消息给二伯父，他即刻逃离远走他乡。二伯父离开苏圩子,不知去向何方,因此而免遭当局逮捕。但二伯父从此一走却一生没有再回苏圩子，二伯母守了他一辈子。直到一九四五年大伯父在南京得到他的消息，说他在湖北当阳机埸，并随即去看望他。俩兄弟在一起住了约半年时间，大伯父劝他回家，或到南京，他都拒绝了，那时他已另娶了四川女人何小梅。他要大伯父回去把二伯母赶走，大伯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说：你胡扯，我作为长兄怎么赶她走？!过一段时间大伯父又回到南京，途中在长江沙市段船沉了，差一点送了命。（我们始终不知二伯父情况）走后再也没回苏圩子，也从未给苏圩子任何人写过信。
　　 祖父是个精明强干,吃苦耐劳的人。据大伯说，他一个晚上能擀40斤干面的面条，动作敏捷，但不细致。圩子把维护圩墙的事分配到有关住户，他总是被分在人员少到的地方,活多而重的地方,唯一不足就是好赌,听大伯父说曾三次把家业输光了,有道是“久赌不剩家”，最后仅留下二十四亩田地。为此心急如火，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了人世。 由于家庭支柱的倒塌，祖母不久也随他而去。我的父亲因病也在这不久去世了，随之外祖父外祖母也相继离世。我母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失去了五位亲人。父亲去世二十天后我来到了人世间。母亲为了我坚强的生活着，这是一个由富足到清贫,骤然间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庭,风雨飘摇，但就是生活再清贫，苦难再深重，日子总要过下去，大伯父理所当然挑起了家长这副担子。
　　 子承父业，生意照做，伯父对家庭成员明确分工。伯母与我母亲负责磨面粉，伯母锅上烙饼，我母亲负责锅下烤饼。伯父挑饼担到埠子镇上卖。晚上回来全家上阵为住店旅客服务。每天很忙，大家都很累，这样生活还能维持。二伯母在忙时总是抱着我，她就不干活了。平时比我大九岁的叔伯大哥天天背着我玩，后来大哥上学了，主要由二伯母看着我，一家生活还算过得去。但苏姓大户的总是借各种名堂来要钱，在苏圩子只有三个外姓之家,朱家，胡家和李家,我们外来户，倍受苏姓欺压。因为是租用他们家的宅基地，所以经常随意收租，否则就要收回宅基，赶我们走，那个时代弱肉强食，无处讲理！再加上大伯参加共产党，我们更是遭到变本加利的压迫剝削，三天两头想出名堂要钱，大饼生意做不下去了，伯父改在苏圩学校教书糊口。
　　 我们受尽了当局（相当现在村委）的压迫与盘剥,苛捐杂税要加倍支付,村丁（保里的武装）们的报酬基本上都让外姓负担，村上的各种徭役更是不可少。摊派给我家的维护圩墙的任务，往往都在人们很少去的地方,工程量较大的地方,不容易完成的地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伯父们不满这种盘剥与压迫，他们奋起反抗，分别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这便与当局政权对立了。
　　 尽管苏姓对外姓欺压，当权者们也有狗咬狗的时候,保里（政府）发生东西两派大斗争,动了枪,西派死了叔侄三人,老大(保长)及儿子(大学刚毕业在保小学校当教员),老四(区长)，东派要斩草除根，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去舅舅家不在苏圩子才幸免于难，否则也难保性命。后来这个孩子就再也不敢回家往了,不管怎样他们必毕竟是窝里斗,很快便平静了。东派胜，西派没有反抗力量了,西派损失三员大将,从此东西两派争斗平静了。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共青团又成了他们最大的对立派了。一天他们又对共产党实行搜捕,大伯父走了,二伯父在农田干活.大伯母拿着篮子.带了煎饼,以下田为名,到田里找到二伯父告他情况,要他赶紧走，这是一九三一年,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大伯父当时逃到南京找了关系进了南京警察局当上了国民党的警察.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当局逮捕,因无证据,以莫须有之罪名，判了四年半徒刑。一九四五年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大伯父得以自由,出狱后在南京做水果生意糊口,不久便回到家乡。开始以教书为业,后来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再次参加了党的工作,做了农会主任。一天夜里，来了一队八路军把伯父全家接走了,为了安全也把我带到根据地，住了两个多月，又回到苏圩子了,伯父这时已经担任区文教委员,我们保是一个中央军，维持会(伪军)，八路军三种势力拉锯的地点。上午是八路军,下午可能是中央军或维持会,当时中央军的乡长叫吴守义，八路乡长叫苏宜喜,维持会没有乡长只有队长,我的伯父和八路军乡队一起活动。那时参加八路军真苦，冬天更苦，没有棉衣就用麻包围着，看上去像裙子一样。吃的也是稀饭，就是稀能吃饱也够好的了，今天的人想像不出那种艰苦,这些我都亲眼见过。 这些乡队们都是同村的外姓,或贫穷的苏姓下层人,互相都认识,都了解。一次中央军在村里收公粮,因为当天运不走,必须存在村里一两天,这样很可能被八路军夺去,为此他们想出把收来的公粮放在我家,一来我家房子大,二来即便八路夺去也可找到人要,他们放风说：只要粮食有闪失，就把我抓去做人质，找大伯父要粮,因为我是母亲的命。
　　 大约在一九四五年我们分了家，大伯父一家,二伯母一家, 我和母亲一家,每家分得八亩土地,大伯家住堂屋（这是习俗），二伯母住三间东屋，我和母亲住的两间小西屋。前屋三间（东头一间是厨房，西头一间栓牛，中间是过道，出入院子的家门）最差,其他的都是公用。其实分家的目的在于不受伯父的牵连,这样我和母亲独立生活了。
　　 六岁时母亲送我到隔壁苏卫华办的学校读书了,没有书,只有老师写丁字作教材，所谓字丁，就是在每个四公分见方的纸上写的毛笔字,就这样读了一学期,又到伯父学校读书,我算是特殊生,人家都是五年或六年级,我现在还记得伯父教他们英文的OPEN BOOK…. 当然当时不知什么意思，反正在一个教室里，他们读,我也跟着读,至于我是几年级的，谁也说不清。一年后.伯父被八路接走，我这段读书生活也结束了。又过一个年，母亲送我到另一个苏老师（大家称他贡生）那里读书,这回有书本,读的是：“大羊大，小羊小。小狗叫，小羊跳。。。。”这样读了二三年。淮北大撤退,伯父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已找地方隐蔽,于是伯父带着他的儿子又到南京找关系,进了军械厂当临时工。一九四六年秋天，准海战役打响了，打洋河是淮海战役第一战,我还站在高处听枪炮声呢。也是这年秋天，母亲托同村的李大娘，和苏兰先大爷把我带到南京，当时是从宿迁坐马车到睢宁县,又找汽车,我记得苏兰先大爷找到军用汔车，坐到徐州,钱花了不少，但未到徐州就让我们下车,后来才知道是开车的军人怕被抓,不敢进城。下车后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当时还还问李大娘哪儿是车头。到徐州转乘火车(货车)，经过一天一夜的摇晃到了南京,我哥哥在军械厂附近接到了我。
　　 我又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晚上随伯父睡,白天玩。有时和邻人孩子一起去检菜,后来货币贬值,纸币不值钱,只用大钞,我与李世忠（那位李大娘的儿子）一起去搞小钞换洋火(火柴)，几天换下来的小票，伯父就用口袋装着小钞到鼓楼中央银行换大钞,就这样又混了几个月。第二年春伯父送我到宝塔山第一中心国民小学上四年级，考试前伯父辅导我算术,到校经考试上了四年级,读了三个月,认识了宝塔山的周卫民和王学勤两位非常要好的同学。四九年初解放军要进攻南京,伯父决定带我回苏圩老家,于是有七八个人结伙步行回家，记得有李大娘娘俩,苏兰先叔侄俩，我和伯父叔侄俩，大嫂父女俩，我们八人经过六天回到了苏圩子。
　　 当时国民党封锁长江,没船是过不了江的,回家就是假话。那时找了苏圩子老乡苏卫民（在南京下关当警察）帮忙, 第一天我们在江边等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船，只好回家明天再来，第二天下午有船了,一条小船我们八个人正好,挤得满满的,摇摇晃晃的渡过了江,那时听说江里有江猪会把小船扒翻，所以大人们都不让孩子们说话，总算安全过了江。过了江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我们步行到浦镇，在这里住一夜,所谓住，就是找个没风的地方，把被子放下就睡。过江后第二天才算正式上路，回家路上哥哥带我一起走,不知何因我和他生气,走到新街口哥哥看到马车,他一面叫马车停下，一面叫我快走,我就是不走,不坐车,自已背着几本书，焕章兄气得直跳,也没舍得打我一下，还哄我。我当时真的是太不懂事，太任性了，是哥哥容忍我，爱护我。
　　 三百公里路我们六天就走完了,一起走回来的是八个人。伯父挑担子,我累了就抓着伯父的挑系子,跟着跑,一天都要走八十或一百多里，我只有十一岁，李世忠大我三岁，我们俩总是比着走，可能是小的缘故，还真没觉得累！争先恐后地走着感到很有趣。这样，经过六天的辛苦奔波，我终于又回到了离别一年的母亲身边。
　　 回到家，已经是解放了的家乡,小学也成立了,我进了苏圩小学读五年级。没有书,只能听写记录当书,老师读,学生记录,速度要快,所以我写字快就是那时练就的，听写中能简就简，但那时字没有规范，各种简化字都有，有的字你这样简，他那样简,加上刚解放，有好多不规范的简化字，所以现在简繁分不清。那时钢笔还比较少，一般学生还没有，只好用毛笔。不管怎样总算上了正规学校。当时上五年级,第二年还是五年级，不只为什么还是原班，都是五年级，等于读两次五年级,可能由过去的不正规向正规的过渡吧。
　　 第三年我上了六年级，是复式班。老师讲完了六年级课程，布置作业，学生做，再讲四年级课程。小学毕业，我的童年生活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