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这两个字应该和造假划归一类，特别是今天，这样的事在学校、在企事业行政单位已经屡见不鲜，只要对自己、对自己的企业单位有利，几乎什么假都可以造，什么样的弊都可以做，于是假成绩、假业绩、假文凭、假学历、假年龄、假民族成分，甚至假婚姻关系、假身份证明、假新闻、假消息报道……只要需要都可以造的出来。也因此，这个社会丢失了诚信，丢失了真实，让很多人都活在虚假之中。
　　 我在小学临毕业那两年，非常有幸地遇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孙长永，教我们的数学，兼做班主任，一个是我的三叔，教我们语文。那时处于文革中期，造反的狂热已经开始降温，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孙老师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文革前一直是毕业班的把关教师，可惜文革一来他就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说他走白专路线，加上出身富农家庭，很自然就被定为黑五类而不断遭受批斗。那时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还是娃娃，最大的也就十四五岁，毛笔字都写不顺溜，但在造反派的忽悠下革命热情普遍高涨，纷纷拿起纸笔做刀枪，向老师们开火，于是把大字报从学校贴到了老师家，孙老师讲课的权力也被剥夺，不断地被造反派揪去大会小会批斗、交代罪行，写请罪书。据说有一次造反派领着红卫兵去孙老师家贴大字报，发现四壁全部贴满，只好把旧的覆盖，重贴一层。孙师母随便说了一句，这样更好，省得冬天墙缝透风挨冻。就这样一句话又被造反派抓住小辫子，把她也当了批判对象。
　　 后来文革热度稍微降温，学校实行复课闹革命，一些先前受批判而停止工作的老教师纷纷回到校园，开始了教学工作。据说孙老师恢复工作后，第一节课走进教室，发现黑板整个都被大字报覆盖，根本无法写字，于是心有余悸但依然不失幽默风趣地说：“同学们，我虚心接受大家的批判教育，但组织上让我给大家上课，这黑板被遮盖不能写字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抓革命促生产。在学校，教学就是生产，我请示革命小将们，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旁边墙上行不行？”同学们互相看了看，不知哪一位斗胆说了句行，其他人也就随声附和，于是这课程才得以照常进行。
　　 接手我们班的时候，大概是复课闹革命两三年之后的事啦。这时的政治形势渐趋平稳，虽然偶尔还有政治运动，但正常的教学秩序还能保证，老师们也都敢放开手脚来抓教学质量。孙老师和我三叔都非常敬业，几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教学中了，每一节课都上的那么认真，那样精彩。孙老师调动学习积极性很有办法，用现在的话叫教学有方，用大实话说就是能忽悠。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窍门满地跑，看你找不找。就是告诉我们在做题特别是解应用题时不要死板，不能生搬硬套，要通过不断练习寻找规律，这规律就是他所说的窍门。毕业那年，他把我们所有同学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每天摸黑到校。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电，我们每个人就在自己面前都点上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一个早自习下来，大家的鼻孔都被油烟熏得黑黑的，如若不注意一揉鼻子，就会弄成阴阳脸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那时候，特别是课程学完进入总复习阶段，几乎每天都有考试。当时条件极其简陋，连油印机也没有，老师只好把考题抄在黑板上。那些题型也比较单调，基本上就是纯数字计算题和应用题两大类，不像现在有什么判断、选择、填空等等这么多类型，所以会就是会，不会靠蒙是蒙不来的，因此，个别不爱学习的，得零分的时候也是有的。那时我们班数学成绩好的当属文乾恒和鞠长发，当然在孙老师和三叔的严厉管教下我的成绩也进入了三甲之列，但是语文成绩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每次都考不过文乾恒，特别是听写和解词这一类需要记忆的东西，次次都会丢分。大概血液里缺了某些微量元素，怎么使劲也追不上人家，于是就只好甘居下风。
　　 一天，孙老师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老师的酒瘾犯了，又是让我去打酒。这样的事几乎成了那几年我的一项专职工作，三四年下来究竟给老师打了多少次酒我数都数不清。可是那天老师找我去不是为了打酒解馋，进了办公室后，孙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对我说：“你把这篇文章背下来。”我看了一眼报纸，文章的题目是“机智勇敢救烈马”，然后抬起头，把不解的目光投向老师。老师说：“你把这篇文章背会，把人名改一下，毕业统考时如果是记叙文，根据要求再更改一下题目，把它抄上去就能拿高分。”望着老师那副认真的样子，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可是心底却画起了问好，这不是作弊吗？但老师布置的事情那就是最高指示，是必须要执行的。于是在课余时间，瞒着身边的同学，我把这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只是那年毕业没进行统考，我们学校也由完全小学升格为戴帽初中，大家皆大欢喜，全部成了中学生，我背的那篇文章也就失去了露面的机会。
　　 初一的时候，学校举行期中考试，作文题目大概是“一件往事”之类的。一看这题目，我的大脑突然灵光一现，这不正与那篇“机智勇敢救烈马 ”相契合吗？于是搜肠刮肚回忆了一会儿，把题目一更新，那篇文章就被我复制到考卷上了，其中有几个生僻字写不出来了，记得有“拽、缰"等，让我犯了半天难。当时判作文的标准是三个错别字扣一分，那时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分分小命根，无论如何也不想因为这几个生字而丢分。于是抬起头瞄了瞄监考老师，趁他从前边巡视过来又往回折返背对我的空档，赶紧从桌堂下翻开字典，胆战心惊手脚哆嗦地找出了这几个字，然后抄在了卷子上。
　　 成绩发下来，自然是得了高分名列前茅，我于沾沾自喜中多少还夹杂着几分羞愧，毕竟那不是自己的真实成绩，毕竟心底那份良知尚在。好在同学们没人知道这篇作文的内情。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料第二天课间操上，校长李鹏志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我的这篇剽窃之作宣读了一遍，之后还大加赞赏，把他几十年来积攒的褒奖词汇几乎用尽。那一刻，我满脸发烫，四周同学们射过来的赞许和欣羡的目光如同针刺一样让我感到浑身不适，无地自容的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那一天间操的时间让我感到好长好长……解散的时候，我在返回教室的路上听到孙老师戏谑地和三叔说：“行啊，这孩子记性不错啊！”三叔扭过脸去，抛下一句“没出息，没长进”，然后拔腿而去。三叔对我们哥几个要求一向很严格，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们都非常怵他。我知道，三叔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但那几个字也是故意说给我听呢。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他那是用另一种方法批评我激励我呢。面对人家的这份苦心，想起两位恩师几年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盼，真感到无言以对，于是便痛下决心，下不为例，从此和作弊这样的丑事绝缘。
　　 这样的事情大抵相当于偷，当然和偷窃财物或偷情不能等同，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像迂腐穷酸的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但终归都是不正当的勾当。偷情咱不太懂，偷窃那可是能上瘾的，初始的时候是铅笔橡皮小刀钢笔之类的小物件，后来就会上升到粮食牛羊钱包这样的大物件，甚至劫汽车砸金店抢银行，惊险刺激不说，每次都会有价值不菲的战利品，当然充满了诱惑让人爱不释手。但抄袭作弊的事也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不管怎样，心底的那份良知还在，一次作弊后心里的负罪感已经让我不堪重负，自然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有了那一次，特别是有了那一次操场上的尴尬经历，已经让我羞愧难当，悔恨不已。让别人批评不舒服，遭遇良心的谴责和批判更难受，所以这样的事在自己身上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再重现上演了。
　　 我想，这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吧。虽然看似小事，但每每回忆起来也颇觉惭愧。不知别人是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我与惭愧之中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我很快走了出来，并沿着自己的路，脚踏实地的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