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无疑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在《遗忘》里讲的故事时间跨度挺大，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文革，又到八十年代，迤迤逦逦，详详略略。高潮，自然是开头抛出的悬念。而后错综着倒叙插叙，娓娓道来，读者就不得不跟着他设计的情节走了。
　　 小说，无论是以演绎时代风云为主，还是以描写社会风貌为主，抑或通过讲述滚滚红尘中的某一悲欢离合故事，藉以刻画众生相，去施加浓墨重彩，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从而感染读者，影响读者，教化读者。最起码要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感。随着山地《遗忘》的情节走，走到最后，读者心中浮现出了俩字：人性。
　　 遗忘与不遗忘，就反映着人性的被压抑、泯灭、复苏、回归和彰显。
　　 故事中出场的人物：黄云山、徐米钏、张永红、还有张善财，他们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性格以及性格发展的逻辑，共同诠说着时代的风风雨雨和一个激发读者思考的社会命题——人性。
　　 人性这东西，历来有争论，公理婆理都有理，但就在山地小说所涉及到的那个年代却曾经被否任过。铺天盖地的宣传强调，阶级社会没有“人性”这东西，有的只是阶级性。所以黄云山成了批斗的对象，而且是被他的亲生儿子所批斗！那时，人们普遍失去了理性。哦！说“失去”似乎也不大妥当，那时的“理性”不是没有，而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所以张芝轩才改名张永红，才带头去批斗他的老师黄云山，并且让这个一向老老实实的老师去住猪圈。
　　 好了，现在早已经拨乱反正，中国社会已经恢复了理性，认可了人性这东西的存在。那我们就通过《遗忘》一文中的几个人物，来看看人性是如何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彰显或回归的。
　　 张永红，这是作者化费笔墨较多而且构成全文骨干情节的主要人物。他本来是徐米钏和黄云山的私生子，由于其母带孕嫁给了张善财，生下来便姓了张。原名张芝轩，在那个红遍全国的特殊年代为了表示革命而改名永红。革命年代的风潮使他狂热，做红卫兵骨干带头批斗并负责管制他事实上的父亲黄云山，批斗时掐他的脖子，并高呼口号：“打倒坏人黄云山！”使其吃尽了苦头。那时，他善的人性泯灭了，而恶的一面膨胀着，而且膨胀得理直气壮。后来，“革命”的风潮渐过，他学生时的“革命”的狂热不再，便也恢复了常规的平民生活。在妈妈的劝导下，也知道经常去看望那个在他生日时给他吃过鸡蛋后来又被他批斗了个七荤八素的老师了。世事无常，当黄云山因为救他的儿子张波而牺牲了性命，妈妈悲痛万地分地在黄的坟前对他讲述了他的身世以后，人性：感恩、善良，终于回归，他悔恨万分，发出了凄厉的哭喊：“爸爸！爸爸呀！……你的儿子是一个不孝的蠢材啊！……”震撼人心的是，在良心的推动下，经历了一年多内心的搏战，他终于拒绝了遗忘，于是有了作品开头那一举措，用孙子的一个名字，恢复了家族的本来面目，同时了却了亲生父亲对救命战友的感恩。这一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便顶天立地地立起来了：人性，在他身上回归，闪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看起来，人性，与社会的大趋势以及人在社会上所处的环境确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的趋势，不仅影响着个体的人性，也影响着全体的共同人性。《遗忘》，呼吁的是社会人善良的共性。
　　 咱们再来看看黄云山这个虽然出场次数不多却寄托了作者全部同情与赞扬的悲剧性的人物。他本来是张家的一个长工，不合爱上了张家的丫头徐米钏，而且使她怀上了孩子。按照旧礼教以及还是富裕人家的张家的家规，这当然大逆不道。然而却给了没有生育能力的张善财以借种接代的机会，于是徐米钏成了张善财的妾，而黄云山为了保护所爱的人及未出生的孩子不得不承诺严守秘密而离开张家。经历过一番生死线上的岁月，对心上人及孩子的思念，使他又回到了那个使他有爱却伤心的地方，做了一名教师；然而善的本性使他甘心情愿保守着关乎到起码三家人声誉的秘密，只能远远地看着自己挚爱的两个亲人，其内心之苦可想而知。他痴情，守信，人性的光芒在他身上始终存在，却一直被压抑着不得闪现。尤其在文革那个年代，他沉在人群的最底层。平反了，对善良人性的执着，大概无时无刻不在使他经受着内心的折磨。为救一个儿童（这儿童恰恰是他不敢相认的孙子），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最后向水里这一跃，他身上人性的光辉化做了一道亘天的彩虹。
　　 徐米钏也不能不说是个生活在悲苦氛围里的苦命人。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疯狂地去批斗自己挚爱的、也是儿子的亲生父亲时，她除了昏厥以外，泪只能望肚里咽：真相，说不得呀！善良的人性，可能当初使她有过短暂的偷偷摸摸的幸福，结果却是半生内心的煎熬！一直系在心上的人去了，她被压抑的那份感情终于冲决了堤防，向儿子公开了一切，放下了心头的重负，也唤醒了儿子的良知。
　　 张善财，作者花费的笔墨不多，他曾经是个富家子弟，但动乱的社会（闹土匪），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不管怎样说，他人性中善的一面并没泯灭，或者说是时势使他的人性得以回归。“以后你应该让孩子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是谁”，就凭这话，他也不是作者笔下的坏人。当然，假如这个张家少爷家道没有中落，后来的事难以猜测。
　　 说山地会讲故事，不仅仅是指故事情节的设计穿插衔接等等，也指小说刻画人物所用的必要的手法。譬如，人物在特殊场合的一些特色语言：
　　 “儿子，你别参加那些斗啊斗的，好吗？”这是做妈妈的看到儿子又去批斗黄老师（儿子的亲生父亲）时对儿子的劝导。一个弱女子，看到儿子对亲生父亲施加的暴戾，阻止难以奏效，明说不敢，有苦难言，近于哀求啊！
　　 “妈妈，你的阶级立场哪儿去了？……”伴随这话的是举起红宝书的动作。多么样地慷慨激昂！当年的红卫兵小将的形象栩栩如生了。
　　 再譬如，反映内心世界的动作细节：
　　 当那做母亲的把一切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了张永红时，他“突然叫了起来，四处看了看，见没有人，就坐了下去，有些不敢相信地轻声问道……”显然，张永红内心巨大的震动，吃惊之余，他此时最怕的是母亲的话被别人听去。
　　 徐米钏来到黄云山墓前祭奠的情景：斟酒，斟茶，“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打开木匣子”，里边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玉手镯和一个发黄的笔记本”。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嚎啕大哭的声音……四周的鸟儿吓得飞掠而起，远远传来嘶哑的叫声……”环境细节的描写栩栩如生，对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给了有力的烘托。
　　 还有，对黑驼峰这个过去的土匪窝，现在的探险旅游胜地的景色描写，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域环境，也写出了世事变迁的天翻地覆。
　　 此类的描写，无不珍珠一般闪闪使故事情节添光溢彩。
　　
　　 金无足赤，作品无论是反映人性回归的主流，还是塑造人物的技法都是成功的，但也并非没有进一步打造的余地。下边说说不足与作者以及有心的读者商榷。
　　 第一、山地老弟大概没赶上文革的疾风骤雨，因为作品里有一些记述和描写显然是想当然的。譬如张永红批斗黄云山时所呼喊的口号：“打倒坏人黄云山！”“坏人”二字不是文革口号里的用语，就黄云山来说，可以被冠以“历史反革命”或者“坏分子”的帽子，而不会是“黑山镇大坏人”；还有，那时对一些重大的批斗对象，可以成立专案组，那是负责外调整材料的，没有“分管”、“分工”批斗一说；另外，红卫兵内部，无论写大字报还是揪斗牛鬼蛇神，有时会临时分工，但不会有什么“宣传部”的设置，更不会有一个镇的“红卫兵宣传部”。还有，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了，应当是一切听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至于“镇里第一书记就安排黄云山上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委会里只有“主任”、“副主任”和“革委会成员”，除了个别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凡书记全部靠边站了，哪儿来的“第一书记”？黄云山重上讲台是可以的，回复名誉也可以，“恢复干部身份”，这话就露怯了，他是哪门子干部啊？至于“恢复党籍”就更无从谈起，因为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连党组织都没恢复。
　　 第二、人物语言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气质、个性特点等等，徐米钏对儿子痛说身世的那些话，叙事而已，难以看出个性。她贈手镯给儿媳的时候，说：“儿媳啊，这是爱的信物，有我的爱……”这话像极了知识分子。
　　 第三、黄云山十九岁以前不知读过书没有，战争年代，部队里没有什么“学习班”，全体都学文化，学的是近似扫盲的知识，退伍后可以做教师？教几年级啊？应当有所交代。
　　 第四、黄云山救自己的孙子溺水，小孩子落水，他出现得是不是太及时了？他是不是经常把关爱的眼睛盯在小孩子身上啊？亲生骨肉，这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人物形象的树立，但最好有个伏笔，以免给人突兀的感觉。
　　 第五、不得不承认，全篇故事，帮助树立人物形象的心理活动，着墨不多，有许多必要的处所，是缺少不得的。
　　 吹着浮土找裂纹，可能都是些外行话。瑜不掩瑕，山地想来不会见怪，作品还可以进一步精雕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