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天跟庙小儿结婚的那年，我上大二。
　　 晴天以前是个当兵的，赶上国家裁军，铁道兵这个兵种整个裁掉了，原本属于军事院校的铁道学院交给了地方，晴天他们警卫连也全体办理了转业手续，分散安排到学院各个部门。晴天人憨，又没有门路可托，就当了火头军，在学生食堂里烧火。到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他已经一口气烧了十年。
　　 晴天结婚那天是星期日。
　　 张洁和周北方都是我的室友，我们三个一到星期日就分开两拨行动。张洁非常讨厌，逢这天，就像从大牢里刚放出来的饿鬼一样，一整天跟男朋友腻在一起。那天九点不到，她男朋友举着两根冰糖葫芦来了，两个人边吃边咯咯地笑，而且还又搂又抱的，这让我和周北方浑身不舒服，害得我们只好躲出来了。那个鸟人长了个三等残废的小个子，眼睛又小，别说帅哥，甚至连一般帅都算不上，不知道张洁还笑什么劲。
　　 眼镜湖那儿传来弹拨吉他的声音，三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在大白天唱起了《绿岛小夜曲》。歌声在绿树间流窜，树叶在树上闪着光，灰喜鹊在远处嘎嘎地迎合。一只小京巴小心翼翼地挨近喝水的老斑鸠。
　　 我们朝歌声走，走到校园合作社门前，李明从对面过来了，穿着白裤子和黑色紧身短背心，迈着他那卓别林式的八字脚，直接无视我的存在，咧着嘴看着周北方走过来。周北方对他没兴趣，却喊着让他请吃零点咖啡。李明就一个劲地给我俩买价钱贵的冰点，周北方一个劲地说不好，我就一个劲地吃。买都买了，总得有人吃吧。很明显，周北方越是淡淡的不为所动，李明越是想找话题引起她的注意，这鸟冷不丁说一句：“知道不？食堂有个老大爷正在结婚呢，刚才猫了一眼，笑坏我了。”
　　 周北方问他：“食堂哪个老大爷？”
　　 李明说：“烧火的那个，赵晴天。人家虽说年岁不够老，可长得着急，满够老大爷的资格了。”
　　 我说：“人家结婚，你有什么好笑的？”
　　 李明说：“这事有那么点不光彩，有那么点邪行，妈的简直是拐骗幼女，娶的新娘子像他隔辈人，丈母娘跟新郎看着倒像是一对。走，看看去，保管乐抽了你。”
　　 我们跑去的时候婚礼还没散。一间筒子房被隔成两截，里间的床上铺着新床单新被褥，外间门旁边用木板搭了个小床，大概是给丈母娘睡的。门外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底下摆着一张桌子，有些糖和瓜子。新娘小小的身量，穿着红衣，在桌前低头怯怯地站着，一张嫩脸臊得绯红，听任那帮火头军的调戏。一抬头间，那双清水眼像吓着了一般，反衬得新郎官越发老鼻子老眼，像个老掉牙的呆瓜。看着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先是乐得喘不过气来，随即又开始忿忿不平，周北方气愤地大声说：“他缺德不？这也叫夫妻？想啃嫩草，跑幼儿园找个小朋友不是更好？”
　　 她这样说话惹来了众怒。家属区那帮看热闹的大婶大妈们都恶狠狠地看着我们，火头军里的一个人向我们走来了，我们三个赶紧逃，像史前的哺乳类动物一样爬进旁边的假山竹林，然后直立起来，往图书馆那边逃窜。
　　 李明还是不放过表现的机会，他摸出圆珠笔在白杨树干上胡诌了两句诗，把每一笔都仔细描过——庙小和尚疯，嫩草配苍松。底下还签上他的鸟名：材料系李明——就因为这两句歪诗，我们以后提到晴天的新娘子，一直叫她庙小儿。
　　 李明的歪诗惹来麻烦了。第二天周一，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看见红衣小新娘进了材料系，两只大眼睛喷着怒火，直扑系主任办公室。我们被叫到办公室聆听教诲。我们一共是四个人，罪魁李明和我们寝室的三个女生，幸亏昨天庙小儿处于一派慌乱之中，没看清捣乱的是两个还是三个女生，才让张洁也加进来，一起分担新娘子的鸟语和唾沫。是唧唧哇哇的四川话，还有密如雨点的唾沫。
　　 李明贼头贼脑地扫了我们一眼，他的意思明白无误：看看，昨天还是羞答答的小女孩状，今天整个换了一个人，敢对人吐唾沫了。庙小儿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家晴天说……我们可是领了证的……”“……念的啥子书嘛，念进狗肚肚了……”
　　 我们挨个向新娘子道歉，并保证把树干上的诗句擦干净，连张洁都诚恳地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李明嘴上抹着油地说：“晴天嫂子，那小诗里还有另一层意思你不知道，是夸赵师傅呢，夸他像松树一样高风亮节有担当，能给树下的你遮风挡雨。”这鸟还说嫂子和晴天师傅好有夫妻相，是天生的一对，来年一定能生个大胖小子。把新娘子说得消火了，关闭了唾沫喷洒阀门。
　　 正当我们以为事情过去了，偷偷松了口气的时候，庙小儿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个要求，她要求系主任答应她，来系里做清洁员，以抵消他的学生犯下的错误。我们揣测这才是她来兴师问罪的真正目的。
　　 系主任当场答应她了。我们几个，也有了背后说笑的话题，在宿舍里嘻嘻哈哈拿庙小儿打趣：哎，庙小儿今天穿了她老公的裤子吔，裤脚挽三圈，裤腿里闲着一半，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里还差不离；庙小儿的娘走了吔；庙小儿怀孕了吔，穿老公的衫子也盖不住肚子吔，庙小儿的洛丽塔身板全毁了吔，简直一个大肚子蝈蝈……
　　 老天爷成全了李明的油嘴，庙小儿真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晴天给我们送来喜糖和喜蛋。他新剃了个光头，喜气从每一个头发根噌噌往外冒，他直喊李明是“高人”，说他除了会作诗，还懂得天机与命数。喜糖是清一色的大白兔奶糖，喜蛋是用笔一点一点涂红了的。
　　 那一阵子都是晴天代替坐月子的庙小儿，利用早晚的时间来扫垃圾，擦地。这鸟兴致勃勃，动作麻利，模样似乎年轻了不少。
　　 我们那时候都迷着一首歌：飞得更高。这首歌是由台湾的艺人陈小虫作词作曲的。那也是个星期天的上午，眼镜湖边的花坛前召集了大约二十个同学，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唱。各种伴奏，各种混搭，各种嚎喊。轮到周北方唱的时候，李明弹着吉他伴奏，他的眼睛不看琴弦，也不看别处，一味仰着脖子温顺地仰视着可爱的北方。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张洁男朋友过来说了几句话，大伙儿就一窝蜂地往食堂后边跑了，因为那鸟人说，家属区的角门那儿有谁放了个弃婴，过来过去的人谁都没看见，偏让买菜回来的庙小儿看见了，婴孩被她抱走了。我们边跑边抱怨老天，仿佛庙小儿瞒着大伙儿抱走的，是一笔钱财或者是一个漂亮毛绒玩具。当时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抱怨这样的好事怎么就便宜了庙小儿。
　　 但是很快就知道了，庙小儿抱的女婴是先天性心脏病，大约人家父母因为这个才丢弃的。
　　 那些天晴天家经常吵架，庙小儿嗷嗷地嚷，晴天说一句她说十句。有一天晴天追着庙小儿来材料系走廊里接着吵，俩人开始还注意音量，吵着吵着又忘乎所以，而且庙小儿还把晴天挤在门那儿要跟他撞头。正赶上主任进来，一推门，庙小儿的脑袋差点扎进他怀里，幸亏及时收住了，吓得主任一激灵。晴天跑了，庙小儿慌作一团，她转身闪进卫生间，关死了门。我们在外边喊，她不答，只有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这女婴的命运牵着我们的心，那一阵在食堂和宿舍里说的全是这个话题。到了学期末，四年级的一个师哥通过他老同学的师哥，联系上北京的一个先心病研究机构，能给女婴提供免费的检查和手术。师哥请了假陪着庙小儿去了。
　　 当晚师哥的电话就过来了，孩子是室间隔缺损，先天心脏病里最简单的一种，运用动脉导管技术就可修补，不用开胸。大家一阵欢呼，为庙小儿庆幸，为孩子庆幸，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庙小儿的好来。正赶上晴天推着小车来清理门外的垃圾，李明忙不迭地跑出去了，我在门里边站着，想听听这鸟说什么。
　　 “嗨，你因为娶了老婆才有了家，对不对？”他特别强调“老婆”两个字，以免谈话的主旨被晴天跑偏了。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晴天扁胖的黑脸上没有喜色，却浮现起一丝无奈的表情，就像你给了他一个明媚的春天，他也不觉得拥有了花朵。而且似乎还叹了口气，也许不是叹气，是他的两片厚嘴唇动了动，迸出来的“啵啵”声。
　　 “你看，你现在儿女全齐了，这都是你老婆给你的，是不是？你该感谢有个好老婆是不是？”李明继续说，不想追究那“啵啵”声是不是叹气。
　　 “啊？哦，”晴天带着一种痛苦的表情，很匆忙地朝左右看了看，显然是确定了只有李明一个人听他说话，他靠近李明恨声说了一句“还感谢她？我恨不得剥了她的皮，活剥下她的皮！自个儿不会生养了咋的？养人家个病孩子……”
　　 我被雷着了，他当时的动作，他说的话把我吓坏了，哪怕在我有限的判断能力之内，这也是一个罪恶深重的想法，铁道学院里会出命案的。他推着车走了以后，我跟李明说起了我的担心，李明说：“你听他的！就会背后说两句狠话，当面他敢吗？他舍得吗？还不是事事都迁就人家。他只是不满意收养一个孩子。”
　　 庙小儿抱着孩子回来那天没急着回家看儿子，直接到系里来了。孩子在她怀里睡着，她长得真美，苍白的小脸上，嘴唇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乌紫。死神以前用牙齿试过她，结果发现她还没成熟，放开她了。庙小儿——一个难以捉摸的、年轻的、可爱的小母亲，她小身体里的感激满得直往外溢——她笨拙地说着感激的话，用一块纸板遮挡住晒在女儿脸上的阳光。
　　 我们进入生产实习，快毕业了。世界向我们打开了一角，即将进入的生活晃着我们的眼，庙小儿一家人淡出了我们的话题。
　　 临近毕业前一月，晴天出事了。他晚上出去倒垃圾，返回来看见道旁的树上耷拉着一段电线，心想捡回去兴许有点用处。往下扯的时候看见地上还有一个断头，他没多想就伸出一只手去捡，另一只手还攥着树杈上的那个断头。祸事一眨眼的功夫就酿成了，电流通过的那一刹那，他本能地将两手往胸前抱，想恢复到出生前的姿态，两手一触到，只听“啪”地一声响，周围随着这声巨响变成一片黑暗。幸亏晴天还有本能，电线瞬间短路了，没击穿他的心脏，只是把他的两只胳膊烧成了黑焦炭。
　　 我们跑得飞快，一口气从宿舍跑到出事地点，望着抬进救护车的晴天的黑胳膊，望着哭得像泪人似的庙小儿，谁也没说话，一个个痴痴呆呆。张洁的眼泪先掉下来了，女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跟着哭，眼前的黑暗被重新打开，有了与往常完全廻异的色彩，我们每个人都突然发现不再讨厌晴天了。失去双手，他一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如果一定要他失去四肢的一部分，还不如让他没有双腿呢。这不能怪晴天，与机敏或笨拙无关，老天压根没给他选择的时间。
　　 今年的五一长假前，留校的周北方开始张罗要老同学们回校聚一聚，我提前一天到了。
　　 周北方的办公室里昏暗一片，看不见外边的校园，视线被百叶窗挡住了。我“咔嗒咔嗒”地将百叶窗摇起来，明亮的太阳光就进来了。窗外，是笔直的毛白杨，是教学楼的灰墙，是一条挂在墙上的横幅：欢迎九零届校友回家。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毕业离校二十年了。我朝北方问道：“这二十年的岁月都到哪儿去了？”
　　 周北方不答，却说：“有一位故人你想不想见见？”
　　 “谁？”
　　 “庙小儿。怕是你要认不出她了，你见了就知道了。这些年，她当过环卫工掏下水道，卖过雪糕卖过菜，没人疼没人惜的，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没准儿，她早就想一走了之了，要不是养育一双儿女的责任使她拔不开脚步，她能在困苦中坚持多长时间？”
　　 “哎，周北方，”我不满地说，“你突然成了谁了？猜测大师？你真以为，就凭你的这几句猜测，就把庙小儿总结了？”
　　 周北方还是说：“见了你就知道了。”
　　 我跟着她去了。隔着冬青树篱，我看见了他俩，晴天和庙小儿，他们都在院子里，穿着邋遢的衣服，留着差不多一样长的短发。晴天像一个痴呆的乡下老汉，靠在椅子上打着盹。庙小儿忙碌着没有抬头，她把一缕一缕的彩色纤维捋整齐絮进去，编成脚垫。他俩都在，还是夫妻，但是给我的感觉，他们有各自的呼吸，有各自的空气，由无形的罩子分隔开。在线锤甩过来甩过去的“呱嗒”声中，一点一点伸长的脚垫也如她不断继续的生活，那应该是一场持久的挣扎和期望。
　　 所幸的是，她的一双儿女现在都在南方一所不错的大学里读书。
　　 周北方又总结说：这也是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