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换了不少单位，新房轮不上，还住老平房，且住惯了。别小瞧青瓦红墙的矮屋，常常是门前有树，门后有竹，风吹树冠就摇曳多姿了，雨打屋顶就响亮耐听了。三世同堂，老人小孩抬手起脚也方便。近邻远友都可轻松地来，来了不用爬楼，不用脱鞋，来了就升堂入室，烟酒茶不隔夜。不如意是灰尘厚，蛛丝密，还有雨漏，糟毁不少书本和家什。最大的烦恼是鼠患成灾，“叽叽吱吱”昼夜念经，过去传说是“数钱”，其实是粱上无君子，把电线啃得稀烂，须常备钳子、胶布随时抢修。老平房普遍光线差，摆设又难得有章法，一屋鼠类，蜈蚣壁虎蚂蚁蜗牛地虱婆，还有蛇，构成基本房客，俱不请自到。威胁客观存在，消炎祛毒药品必不可少。我吃斋的岳母说，能和人共处一室的小东西，就是客，莫要太难为它们。我捧着我百孔千疮的藏书，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对鼠，我的待客态度是电击，水淹，火烧。鼠精得很，其深谙“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之道，兵法比人类学得好，三十六计最善一个“逃”字。毒饵万万不可使用，那只能跟我后院两只珍珠鸡过不去，跟喜欢乱窜乱嗅的小狗莎莎过不去，还有深夜爬沙出来散步的乌龟。怒火中烧时，手抓老鼠也得干，掷毙过二十余只，自己也伤痕累累，花百十几元打狂犬针。除了鼠可恶，蜈蚣和壁虎只在帐顶上偶尔亮相，无甚要紧。蚂蚁在桌上搬运残羹，那是饭后，省我抹桌子了。而我养的乌龟，使蜗牛和地虱婆不见了影，此事可不跷蹊了。
　　 从乌龟的例子，提醒我许多：对付鼠类，须拿起生物武器。猫行不行？结论是不行。我家曾市得大花猫，生活上其向高标准看齐，鱼米为贱，蛋奶咖啡为佳，而其工作却是入夜便放倒自己，呼噜山响，且睡相不雅，竟抱头高卧在鼠巢出入处——鼠是断然不拿的。有那么—天，家中铁笼蹲着一匹大鼠，我凝视端祥，对它似有所待。这鼠毛色春夏青灰，秋冬赤褐，腹部雪白，两耳毛簇簇的，一副猪鼻；其尾蓬松飘逸。我想，既然我真心实意喂它年余，它身体又那么强大，何不放它出来参加灭鼠战斗？我还在书房想，厅屋那边鼠已被我那淘气的女儿放跑了。旺旺仙贝红富士苹果它不恋，自由更合其胃口哩。就有了好事：这鼠并不离家出走，而是直奔天花板去，人们看见它一会儿在高树上栖息，一会儿在沟渠旁饮水，一会儿在壁头上潜伏，其仗恃体大力不亏，全方位将鼠们痛加驱逐；不几天，鼠们匿迹，邻里皆大欢喜。、
　　 诚然，这鼠非凡鼠，乃我从广西忻城大山里购得，是一匹极其爱好和平极其爱好清洁的松鼠。或许为我这老平房大多丑恶的同类愤慨，或许也为我善待于它而感动，反正，它超越了自己采果食茎的专业，做了大花猫不屑于做的好事。古人说毛宝放龟得渡，隋侯救蛇获珠，信不得，但我信把动物当朋友的忠告(家鼠田鼠蚊蝇除外)。如果我们几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当作自己的房客，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意外的收获。
　　
　　 【站着写作】
　　 年届不惑，我搬了多少次家，数不过来。十六岁离开父母，我的第一个家安在火车站的铁路支线工地，住民工棚。尔后频繁转移，住知青点，住大山里的杉皮屋，住猪厩改成的拱顶房，时至今日，才得瓦房住了。无论住在哪里，我都设法摆放一张写字台，一管笔，一叠纸，一本书。匪夷所思的是，这写字台早在四年前，就被小女毫不客气地霸占了去，写那种写也写不完的作业。我这个搬家搬怕的人，住流动工棚住怕的人，能够在具有六十年代特色的的红房子里安居乐业，是难得的造化，也有难得的启示——我藉此还在写着所谓的诗文，只是，我站着哩。
　　 我哪里就不喜欢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何以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处在一团糟糕里？的确是我的住房长乘宽加起来，不允许再添置书桌，那会侵犯床开创的另一块“殖民地”。读书与睡觉，还是睡觉要紧。我也试着占领饭桌，却早被妻的一帮学生包围。人打堆，还有一只小狗一只松鼠横卧沙发，不让落座，我于是就只能站着写作了。我比靠写《朗日诺》而朦胧起来的杨炼好一点，他爬在新西兰临时的家里、在厨房写他的组诗《大海停止之处》；他的妻子友友连这样的福气也无有，仅能一膝盖一面板的来完成她的画展。但据他们讲，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简易人生，倒真正成就他们的散文合集《人境·鬼话》，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说：“本世纪有潜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中，杨炼是一个”。
　　 这是不是可以说，一切从事创造性劳动，或者换句话说是为人类做点有益工作的人，不必多于计较个人的生态环境？抑或是恶劣的生活条件，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才情睿智而卓绝有成呢？欧阳修云“逸豫亡身”，翻译一下就是“死于安乐”；至今我才明白那些写写画画的人，命里注定要与苦难为伍，似乎没有了苦难（这苦难包括“衣食住行”的“住”，杜甫诗曰：“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没了文化本身。对这个问题，叔本华大鼓其掌，他不也说“苦难是生命的摇篮”么？有人说“能受天磨真铁汉”，我想过，但还没怎么想通。我不认为动员全体锅碗瓢盆去接屋漏，像杨炼说的“在屋里过桥”，就那么诗意，那么闪动灵感。尽管一切真正的艺末家、科学家、实干家不在乎个人遇从冷热，但起码的工作及生活条件，比如一张书桌，一排书橱，一副好身板，还是应予以切实保证并不可或缺的。 “文人固穷”的流言，简直就是胡说八遭，可以休矣。
　　 不过，且慢，站着写作，像我这样除了百分之九十的尴尬，也夹杂百分之十好处（我专指写作状态）：一是站着累，必得赶紧写，写要紧的话，可有可无的忏情悔语务必不敷纸端；二是极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偶尔冒出的灵词醒句，提笔即可逮住，不致遗失；三是把人处理在动态之中，就象卢梭一个人孤独的散步，能够对过往的生活作严肃而真实的思考，不象平铺直叙地坐在桌前，对灯搜索枯肠，老想写反而写不成字，说不成话，也办不成事。站着，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躯体缩得很短，这是生命紧逼的提示。生活的有心人只能而且也肯定会在芥末之空间，塑造浩瀚与阔大。从上述理由，对于写不写得出文章，能不能出成果出精品，与桌子凳子是否红木白木，关系不大。
　　 小时候看马站着睡觉，长大了，我竟至于站着写作，这是我要赶快，告诉朋友的。还有一件，我又要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