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6月18日，中纪委监察部公布了中央第二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报告。其中“副秘书长”岗位超配现象尤为突出的吉林省，通过整改免去兼任职务、交流任职等办法，一次性将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超配的10名副秘书长问题全部解决，并消化了市(州)超配13名副秘书长的问题（6月19日人民网）。吉林闻风而动，迅速解决了23名超配的副秘书长问题，还是应该点赞。只是这些超配提拔上来的副秘书长，并没有降级、还是待遇照旧，只不过是换了个位子再当官，对超编没有任何惩处，这样的花架子整改，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有对超配副职予以追责，并以放权为抓手，才能避免“十羊九牧”，彻底遏制副秘书长职位的“肥胖症”。
　　 早在2009年中组部、中央编办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政府领导已配备助理、副秘书长过多的，应妥善调整，在两年内予以消化。各地存在超编的，应在2011年将超配的“遗留问题”全部解决。为何到了2013年不但没解决，反而还有扩编之势，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我认为导致“副秘书长”泛滥，根源还是缺乏制度约束，法律存在缺位，使得“控副”机制失效，导致各地副秘书长越配越多。因为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对副省长、副市长人数有明确规定，但对政府的副秘书长人数，却没有明确规定。正是有这么一个可钻的漏洞，才使很多地方为解决官员晋升、待遇问题，而纷纷在打擦边球，这就迫切需要给制度的漏洞打上补丁。
　　 领导干部职数超配的情况均非偶例，安徽省副秘书长同样超编也被巡视组发现正在整改之列。其他七个省份也存在超编的问题，只是发胖没有这么突出。副职干部扎堆化问题由来已久，各地政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去年广东茂名市茂南区改革，在农林畜牧和水务局举行的揭牌仪式中，该局宣布设有19位副局长。媒体曝光后，引发围观和吐槽。有网友戏称：“只有饭局才会有这么多领导，吃饭仅局长就需要开两桌，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了这么多官。”此语虽然刺耳难听，但也的确是指出了副职超配，带来的财政负担不可小视。这不是改革，只是改变了机构牌子上的文字，其人事安排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一点儿也没有变。由于领导过多，互相推诿扯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这样的改革是对资源整合的极大讽刺。
　　 民间有句不雅的俗话：“秘书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话粗理不粗，秘书长不论正副，那都是领导级别。副秘书长，是给各位领导人员配备的辅助其工作，帮助其处理日常工作事务的工作人员。在省政府中，副秘书长负责对接一名副省长，作为其工作助手保障其分管的工作顺利开展，列为副厅级干部，享受正厅级待遇。超配一个副秘书长，意味着增加一辆公车与一个司机，仅此需增加的开支一年也不是个小数目。按理说，吉林省在2009年就响应中组部的号召，减掉了6名副秘书长，再不会出现超编的问题了。哪知不到五年时间，该省竟又超出了23名之多，突破了原来近一倍。真是步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越减越多的怪圈。副职超配危害极大，导致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必定扰乱行政秩序反作为。因此，全面清理副秘书长，已成当务之急。
　　 干部之所以超配，说明干部总量多于实际职位，除非减少干部总量，否则再怎么消化，也难以彻底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领导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非领导岗位也同样不应该超配，“赋闲”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吃空饷、人浮于事、互相干扰等其它问题。副职扎堆化的根子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上。“能上能下”是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在现实工作中，干部能上不能下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按照干部任免的有关规定，对没有犯错的干部，只能平调到其他领导岗位，或者在同一级别的非领导岗位上赋闲。由于没有降职（级）的规定，而新的干部又在成长中提拔，那些老干部又没有到退休年龄，就存在干部过剩不好分流的问题。副秘书长不当了去做省长助理，市长助理不当了去做专职秘书，说是消化超编副职，实则换汤不换药。
　　 选好干部、配好班子，既关系到政府是否精干高效，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本来干部编制数目中组部就有明确规定，不可随意设置。为什么地方政府还是要突破规定超配呢？就因为许多超配干部，可能是领导的亲属抑或是朋友的关系，人情面子之下，自然不能在岗位上“亏待”，层层关系网纵横交织，就形成了哪个也动不得，动一个牵一群现象。既然大家干的都差不多，有上有下，自然有人心理不平衡。为了搞好平衡，不节外生枝，有些地方的主要领导在提拔干部时，不考虑实际工作需要，不考虑国家相关政策，不考虑人民群众感受，就把资历差不多的几个左膀右臂一起提拔上来，结果就造成了副职扎堆化。例如媒体报道河南省新乡市就配备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和6个调研员。超配干部，是越来越多久治不衰。
　　 地方超配副秘书长编制不算新鲜话题，在副职超配编制问题上，不只是副秘书长超配，与副秘书长职位不相上下的副市长、市长助理、副县长、县长助理也存在严重的超配现象。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250个地级市共有1750个副市长（不含挂职副市长），平均每个地级市配置有7名副市长。我国实行大部制改革喊了几年，其效果并不理想。实施大部制改革，首先就要减编，而减编就要将多余的冗官裁减下来。目前一些政府机关，领导班子超编相当普遍，必须认真对待。裁减冗官，并不是开除官员，只是不让其继续占居领导职位。通过公开竟争，能力出众者可以继续做官，无能力者就要退位，削职当老百性。如果连超配的副秘书长都裁减不了，还怎么指望能裁减厅、部级的官员呢？
　　 超编配备副职，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有些地方把副职当做“安慰奖”，或当做一种官场福利。实在上不了台面，也得用个“括号”相当于副职的政治待遇来笼络下级。当然，出了成绩功劳是一把手的，出了事，那副职自然就会成为承担责任的挡箭牌、替死鬼。还有地方利用副职“官帽批发”来敛财，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坏。一些地方领导权力过大、违规办事，不能有效落实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甚至前面精简一个，后面塞进两个。权大势强的明目张胆地搞，没有编制一样进，财政一样发工资；权小势次的暗道歪门地进，由“小金库”和乱收费养活，以致机构越减越臃肿，所以就有了“机构多的楼上楼，副职多的头碰头”的调侃。此次吉林省为什么不用撤销、查处，而是用消化呢？不难想见，所谓消化的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岗位调换、降职不降薪、撤官不撤权。
　　 副职本来就是辅助正职的，辅助之人还有辅助，这样叠床架屋的辅助下去，多耗费了纳税人的银两，民众肯定不高兴。针对干部超配的“普通”现实，整治官满为患，走出副秘书长泛滥的困境是形式所迫。中央这次联合中组部、中编办、国家公务员局，下大力气集中查办，就是要彻底规范干部的配备和使用，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对已经查处的几个地区，在进行循回督查和检查，防止政策“一阵风”式的执行，足以看出中央坚决打击执行政策不良行为的态度和决心。中央第二巡视组的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着重解决机关减副，更是为财政减负。对于干部超配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但是，巡视工作不可能是“持久战”，巡视工作之后，干部超配的现象会不会“死灰复燃”，值得中组部认真加以研讨。
　　 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既是对执政者智慧、改革决心的考验，更是对干部党性、价值取向的考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无论身居何职都会为自己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和奋斗。只有那些投机者，才时刻考虑的是个人的得失，削尖脑袋往上爮，一心想的是升官发财。要彻底杜绝超编现象，仅靠各地区自己整改和中央部委的督查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各级监察部门都能硬起来，凡是涉及违反编制纪律乱塞人、乱封官的，一律免职，看谁还敢胆大妄为。没有这样的狠心和铁腕，恐怕中国的“编制乱象”永难根治。要改变副职泛滥的现状，绝不能靠所谓的“自然减员”的原则，来对这些副职进行内部消化，必须用竞争上岗的办法，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当初吉林是全国第一个“减副”的先进省份，再一次沦为全国的“后进生”，说明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地方政府不是不知道超编有错，而是明知故犯，知错不改。当运动一来减副就雷厉风行，风头过后，就束之高阁我行我素，想超多少就超多少，我的地盘我作主。靠领导一句话就能摇身一变成为高人一等的副秘书长，那些想升官的下属们，必然千方百计地贿赂上司。而主管官员往往会特别关照曾经的追随者劳苦功高，将副秘书长的乌纱帽，送给与自己亲近的人，组成利益同盟形成近亲繁殖。超配副职造成人财物的浪费，容易产生新的腐败，自然不是好事。这次整改除了消化多余人员外，还要彻底弄清楚，是谁授意提拔，让吉林23名副秘书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证实是违规操作，必须要进行惩处。只有问责，才能遏制住吏治腐败、推进行政效率的提升。
　　 领导干部的超配，不仅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更助长了封官许愿而“乱花纳税人的公帑”。改革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者唯上不唯民的局面，只有加快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激活权力竞争上岗机制，才能倒逼那些能上不能下的官员做出自动辞职的选择。要医治这种“肥胖症”，光靠一次巡视，今天按下葫芦，明天还会冒起瓢，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正如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只有尽快出台《政府组织法》，明确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正副职的职数、组成部门的职数和人员总编制，才可解决历史超编不反弹的问题。”是呀，依法治编，为干部超配戴上紧箍咒，比用巡视抽查去纠偏，效果肯定要强多倍。只有设定法制红线，用刚性的约束机制，来惩处提拔超配的主要领导，副职超编的积弊才有希望根除。
　　 2014-06-2020: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