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对于媒体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揪心的日子，在这一天出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之手的“两禁”通报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通报称“禁止记者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而在近日律协也对律师进行了约束“规定律师不得批评‘中央政策’”。而最近还有一股毕竟盛的风气是，官员的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这三个看似不相关，却同样滑稽的事件很值得咀嚼，不妨今天言论一番文字吧！
　　 首先先谈谈律协的这个奇葩规定，在生活中，由于工作原因，我也接触有不少律师，对于这些律师大多是小心翼翼的，向来不非议国策，同时因纠纷涉及到国企、事业单位等的评论更是如坐针毡，甚至不愿多提。真正敢在微博上，抑或媒体上义正言辞的律师是少之又少，而今再来一个如此奇葩的规定，我国的信访岂不是更上一层楼了？信访是个什么玩意？无非是一块遮羞布，用相信更大的官的方式来掩盖所谓的法制社会只是一个花瓶而已，又何必再用大铡刀吓唬律师这个早已胆怯不已的群体呢？权威又何必再重申自己的权威？是否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然后我们来谈谈官员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李承鹏说：“批评就是批评，如果批评都需要领导恩准，那就不叫批评，叫撒娇。”我觉得李的这句话有点高估某组织了，这舆论监督怎么能算得上撒娇呢？数撒娇人物，还当看而今的官场，官老爷们在民主生活会上你批我斗玩的不亦乐乎，屁民们也在下面加油呐喊，似有抢夺世界杯的势头，虽然热闹非凡，但并不能规避伪民主的本质，倘若民主只是开几个会，闹几句不疼不痒的小八卦，那这民主也太小儿科了，中国百年民主就追求点这？档次也太低下了。当然，屁民们难得看官老爷们互损，围观、呐喊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撒娇嘛，甭管男人还是女人。毕竟在某国这块土地上早已习惯了不明就里的撒娇、作秀，另外在某国凡事不也讲求个‘只许州官放火’嘛，传媒是揣着官家饭碗的，有什么资质和官老爷们平起平坐呢？
　　 重点我们还是得说说被李承鹏称为“国家撒娇测试中心”的组织所通报的“两禁”问题，某些记者为何会铤而走险利用负面报道去做有偿新闻？这是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因为某些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就禁止记者未经领导恩典去采访负面报道？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在中国，记者只是仆从，根本不存在“卫冕之王”的说法，你让记者去采负面报道？放在以前有几个记者愿意去做？而今之所以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并非因为传统媒体有心挣脱束缚，只是被网络新媒体逼迫的无法生存了而已，倘若读者还是拿着“新闻联播”式的报纸，试问这样的报纸何人阅读？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读纸媒，有人说网络代替不了纸媒的厚重，而我所看到的则是网媒正在向厚重而挺进，传统媒体却连最后的反抗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我已经理解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关门大吉，倘若不关门就对不起时代的进步，更对不起日益觉醒的国人。
　　 那么某些记者为何要铤而走险做有偿新闻，或以负面要挟官员或企业？还是先谈谈现在记者的生存状况吧，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三流城市的记者大部分工资比例，广告业务量要占一大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广告业务量不达标，那么你的收入只是一半，倘若你的稿子写的少了，那么你剩下的一半也要被扣除，如果你不想喝东北风，那么请将大量的时间用在怎样拉广告上吧亲！当然不仅仅记者要如此，编辑也要如此，甚至总编也要如此，更不必说记者站了，记者站本来就是一个报社用来赚钱的工具而已，他们生存的目标就是怎样赚钱，当然手段自然是随心所欲的，前段时间爆出来的《假冒记者网上发负面消息敲诈280万》这篇报道的主人公不就是经常上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的某人吗？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传统媒体只能靠把记者当业务员来生存的话，整个传统媒体都可以歇菜了，何必再来两禁？直接放开私人办报不结了？民国时期也有新闻审查，但审查的是什么？是政党之间的相互诋毁，而今我们则要沦落到对社会舆论监督是否领导乐意，这不是让台湾那小岛上的某党人偷着乐呢？这种丢人败兴的蠢事怎能干得出来？所以“国家撒娇测试中心”又说禁止记者站和采编人员从事广告、发行、赞助等经营活动，并且把这项放在通报的后面其实是一副做贼心虚之态，倘若为规避记者做有偿新闻，为何不先禁止报社把记者当业务员的行径？人云：“没有买卖就没有交易”，此言信息量极大。
　　 那么我们重点谈谈禁止不经单位允许记者不得采访负面报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向去看。一是保护违法单位或存在问题的企业。二是记者在采访并报道负面后一旦引起纠纷，被报社隔断关系的尴尬。首先保护违法单位或存在问题的企业，让单位领导审核首先考虑的是官情，其次考虑的是人情，最后考虑的是利益。倘若三者皆无，那么就可以猛干一场，就这个角度出发，新闻在某国毫无自由可言，甚至变得下作，我相信没有一个媒体人会认为我这句话是瞎掰。我想起冯巩和牛群相声里的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当然这句话适应某国的任何一个行业，在传统媒体中更是大行其道。所以我觉得某组织真没必要用“两禁”来吓唬记者，这本身就是媒体人心知肚明的事，而今重申也无非是心血来潮，抑或认为传统媒体也要脱离自己的管辖？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极小。
　　 至于记者采访负面产生的纠纷，我也遇到过，但并不会因为这些纠纷而惧怕什么，哪怕单位因此开除也只能证明这个单位不值得留而已，倘若需要打官司，那就奉陪到底呗，只要采访的事实是真实的，采访的单位确实存在违法行为，这样的纠纷根本就算不得纠纷，所以有些人认为负面报道必须领导恩典是保护记者不被报社抛出的观点让我忍俊不禁，怕事的记者不会去采访负面，怕哭怕累的人也不会去做记者，而敢拿有偿新闻或造假等行为的记者哪怕有此条例也难逃追责，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然某组织19日也辟谣了，说“两禁”系误读，其实在我看来这谣还不去不辟，越辟真相越明了，还是下功夫惩治某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记者吧，就别乱拍脑壳去玷污传媒业了。从官员的自我批评到媒体舆论监督批评，再夹杂律协扭扭捏捏的要求律师不得批评“国家政策”，我所看到的并不是我们社会在新政下大踏步的前进，而是大踏步的倒退，或许现在对官员的整治能够引起不少普通公民的盛赞，但我希望每一位普通公民都能够明白，之所以而今惩治贪腐力度比起前几任大刀阔斧了不少，最大的原因在于网络新媒体带动下的舆论监督与全民参与的结果，是倒逼形式下的产物，倘若新媒体被严格管控，传统媒体再惨遭消弱，这样的惩治也只是一个桥段而已，撒娇和批评终将归为和谐。
　　
　　 2014—6—20 落笔于墨辩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