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暑假，学校没有放假，我们都在学校内，既没有上课，也没有参加游行一类运动，每天沉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是女生“织毛线”；男生搞“无线电”——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班有几个同学带头，大家都一窝蜂地上。
　　 首先到书店买一本《半导体收音机及其电路》的书，再到钟楼以南的南大街半导体处理元件销售店买一堆廉价的电阻，电容，可变电容器等元件，然后到校办厂木工车间去偷（我们当时说是拿）小张的五合板。五合板通过锯开，打磨，粘合，上清漆等一套手工工序，做成漂亮的半导体收音机外壳——或者叫盒子。再到电工车间偷一张塑料绝缘板（偷一张板，全班装收音机都够了），锯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大家做安装元件的底板。然后根据电路需要，在底板上钻出许多小洞，打上铆钉，在铆钉孔插上电阻，电容等元件，在底板的背面，按电路图，用电烙铁锡焊，将细电线把各个元件的地脚线连接起来。最后再连接小喇叭，磁棒，电位器，可变电容器，波段开关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装好了。一台机子最贵的元件就是最后这几样。我一向囊中羞涩，买不起这几种元件，只好求助于刚刚转业到上海工作的二哥，二哥立即就买好给我寄来了。
　　 我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不仅性能好——因为关键元件都是上海买的正品，而且外壳做得极漂亮，面板上，我用刻刀雕刻了非常美的浮雕图案。所以有几位同学都请我帮他们做盒子。我做了不少盒子，觉得还不过瘾，便去木工车间偷木板，回到宿舍做木箱子，几个同学凑着买了几样木工工具，如斧头，锯子，刨子，凿子，整日里在宿舍做木匠活，好不快活！做好的箱子，还要做油漆。首先用砂纸打光，然后刮腻子，再打光，然后上色，补色；最后刷清漆。我还设计了小书架，就两层，做好后，安放在床铺的内侧，靠墙放着，可以放几本书和半导体收音机，还可以放一杯开水，很实用。大家都模仿我的做，有的做的比我的还漂亮。我会做些木匠活，就是那时自学成才的。有几位同学跟着我一起干，把宿舍搞得热火朝天。根本不理睬文革运动了。
　　 （一）斗私批修，公物还家
　　 好景不长，工宣队快要进校了。原来，7月下旬，同时期的北京，清华和北大等高校两大派——什么天字派（以北航为首），地字派（以地质学院为首），派性斗争闹得不可开交，同校分为两派，相互武斗。毛主席就指示北京工人，组织工宣队进驻北京各高校，让工宣队来整整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清华大学很牛，就是不让工宣队进校。毛主席就派人把外国政要送给他老人家吃的一筐芒果，送给了围住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这下子，清华的两派学生都没脾气了，工宣队得以进驻学校。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社论，提出大学生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口号。
　　 全国高校都受到牵连，8月29日，西安工宣队进驻交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校的工宣队夺了校革委会的权。交大各个教研室，班级都派来了一个工宣队队员，以教研室和班级为单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教研室里是抓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班级里是斗私批修，对学生们进行再教育，再就是大搞“三忠于”活动。
　　 我们班派来的工宣队员是西安国棉四厂一个车间的副主任，中共党员，女，45岁左右，名叫赵金环，微胖的身材，圆圆的脸庞，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透着精明强悍的精气神。她的文化水平不高，大约是小学毕业程度，但是口才很厉害，她原籍河南，解放前，全家逃荒到西安（西安人中，有一小半是河南逃荒来的），所以她的口音中是河南音夹杂陕西音，讲起话来，连珠炮似的。一开始，我们都真还有些怕她。
　　 他一来到我们宿舍，就一眼发现我们班三间男生宿舍都像木工车间和电子车间，于是她怒目圆睁，大声斥责道：“这哪像你们大学生的宿舍，这些大大小小的木箱，木盒子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是偷的吧？你看看，你们像什么了！”
　　 “我们是从校办厂木工车间拿的边角废料，不是偷的。”我嗫吁地分辨。
　　 “那和偷不都是一回事吗？这在工厂里叫做偷工厂的材料做私活，是违反厂纪厂规的，是要受处分的，是犯法的。”她继续怒气冲冲地说。
　　 “哦！那我们错了，怎么办？要受处分吗?”我低下了头，自知理亏，赶紧认错。
　　 “就你认错，很好！其他同学怎么不说话？”她的气消了一些。
　　 “我们错了！”我们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轻声回答，就像一群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赵金环忍不住“扑哧”一笑，说：
　　 “算了，算了！谁不犯错呢？总结教训就可以了，装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就算了，凡是做好的空箱子，空盒子都给我送回木工车间。你们班再写一份深刻检查，交给我。你们班谁有两把刷子？”赵金环很聪明，她不是想整学生，而是想搞出一份材料来，好向上邀功。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我的身上。
　　 “好了，就你写，三天以后写好，交给我！”赵金环对我命令道。
　　 我哪敢怠慢，立即就写，哪用三天时间，一个晚上就写好了。题目是“斗私批修，防微杜渐，公物还家。”文中，上纲上线，写了我们拿木工车间材料做私活的过程，突出写了工宣队赵金环师傅如何如何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我们全班如何如何将做好的木箱木盒送回到木工车间；还论述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随时随地斗私批修，防微杜渐，将来就会变修，小言之就会害了自己，大言之，就会害了国家，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二天一早，我就交了卷。赵金环一看那检讨——不，是一份绝好的称赞她的文章，喜出望外，连连说好。她立即送到了工宣队总部，总部觉得很不错，刚好需要歌颂工宣队的文章，就指示交大广播台立即广播；交大校刊《人民交大》全文刊登。文章的署名是，机械系铸造五二班。我们班，以及赵金环一下子在全校出名了。
　　 接下来，全校掀起了公物还家的热潮，还在图书馆举办了公物还家展览。我们班做的那些玩意儿自然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接着有几个系还请我们班去讲演。自不待言，赵金环都是派我去现身说法讲演。
　　 我就是一个当教师的料，好为人师，嗜好在讲台上表现自我的那种感觉，于是我欣然应允。我用一个袋子，装上我做的各式各样的木盒子，算是做教具，就一个系，一个系地在阶梯教室里演讲开了。首先，我把这些木盒子往讲台上一放，便吸引了大家的眼光。然后我就从怎么做这些小盒子的工艺开始，讲得津津有味，有些听讲的同学还拿出了小本子记呢，到底是记我做木盒子的方法，还是记斗私批修的心得，不得而知。然后话锋一转，问大家，这些小盒子漂不漂亮？大家都说很漂亮，我接着说，盒子是漂亮了，但是我们的内心变了，变得不漂亮了，慢慢变修了，变得一不关心阶级斗争，二不关心路线斗争了……反正是些上纲上线的话，我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讲完了，是一片掌声。接着，总有一些同学围上了看我做的小盒子，问我盒子上的那些浮雕是怎么雕刻的，我耐心地告诉他们，五合板有五层，用刻刀一层层地刻，比刻实木还容易。我知道，他们是在向我学做浮雕盒子的技术。就连李世英，陈柏荣等革委会的头头都听了我的讲演，会下，李世英还对我说，你的讲演讲得很好，防微杜渐，发人深省。
　　 赵金环自然见了我是一脸的笑容，那时学校党团组织已经逐步恢复，她主持召开了班级团支部会议，再一次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然而上报到校团委，又碰到我的家庭历史问题，被搁置了。
　　 这期间，交大校刊遇到编辑缺乏的问题，被抽到校刊编辑部担任助理编辑，这是技术活，比每天在班级参加空洞的学习班有趣多了。我向编辑部的老师和学友学习怎么编排稿件内容，怎么画板样；到学校印刷厂看工人如何检铅字，如何拼版，打出清样给我们校对；然后送审，付印；最后变成一捆捆报纸。我学得很认真，基本上掌握了一张报刊的出版流程，这为我参加工作后，担任技术期刊的主编打下了基础。
　　 1968年的秋天，陕西省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李世英被内定为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将军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交大成立专班，起草省革委会成立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被抽到起草专班，专班一共有六七个同学，都是交大有名的笔杆子。那时交大发表的文章，比文科大学——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的学生都写得好。
　　 所谓致敬电，基本上是歌功颂德类文章，但对文字要求很严，要求要写出陕西人的风采。我们专班的做法是，每人写一篇，然后由主笔汇总。我是写官样文章的新手，我写的初稿只采用了两句话：“秦岭踊躍唱赞歌，汉水奔腾来报喜。”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无意识间提出“南水北调”到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很可惜，最后正式发表时，被领导们改成了“延河奔腾来报喜”了。真可笑，延河那一点水，流到北京也就蒸发完了。通过起草致敬电，我初步学会了写公文，就是剪刀加浆糊，首先准备大量类似材料，然后这里剪一块，那里剪一块，拼拼凑凑就是一篇文章。
　　 嗣后，赵金环还带着我们班到西安国棉四厂参加劳动，和女工们一起三班倒。我们班都分到织布车间，做挡车工，一开始只是学习摆纬，后来慢慢学习接线头。一位女工看二三十台织布机，遇到线断，织布机就停了，就要跑过去接线，女工们上班都是小跑，一个班下来，据说要跑80里路，非常辛苦。让我们体会到“轻工不轻”。
　　 接下来是大搞三忠于活动，赵金环知道我班女生朱秀萍是校文工团的成员，就让她参加了全校忠字舞培训班，她学会后，回来教我们，她还培养了一名助教，就是韩桂愚，让他每天早上带着我们跳，算是领舞吧！韩桂愚平日嘻嘻哈哈，吊儿郎当的，但是当起领舞，却一本正经，那“舞姿”十分滑稽可笑，至今还记得他跳忠字舞的样子。所谓忠字舞，就是跟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跳类似大众化健美操的舞蹈，有些像现在老头、老太太们在广场跳的广场舞。其实从锻炼身体的角度看，跳忠字舞也并非一无是处。
　　 赵金环要回厂了，我还真舍不得她走。我抽空到飞鸣镝书画社给她画了一幅毛主席穿军装的油画肖像，还在书画社内给配了一个漂亮的画框，然后一个人径直送到她的家中。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请我到饭馆大摆了一桌，席间她老公不停地给我敬酒，借着醉意说：“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有水平！什么再教育？要说俺家老赵能够教育你们，鬼才相信！要俺说，大学生和俺们工人交朋友，那才叫好呢！”急得赵金环用手直掐他的大腿。
　　 工宣队进校期间，教职工倒大霉了，每天清理阶级队伍，抓反革命，随意关押教师，批斗教师达数百人之多。不少中老年教师挨批斗期间精神崩溃，跳楼、跳湖、上吊、撞汽车和开煤气自杀，死亡的就有13人之多。
　　 （二）我当了一回“辩护律师”
　　 工宣队赵金环师傅走后，换了一位男性师傅，是西安国棉四厂一个车间机修班班长，40多岁，河南人，中共党员，个子不高，又瘦又黄，一脸的肝病颜色，忘其姓氏，我只记得心里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病师傅”，他极其老实，整天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衣服，有些像逃荒的难民。第一次进我们宿舍召开会议，他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吱声，一点也不像是来教育我们的，倒是像来接受我们教育的。整个一上午，他就说了一句话：“俺啥都不懂，俺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班，你们看着办，想怎么学就怎么学，只要不干坏事就中。俺说完了。”
　　 后面的日子，可想而知，我们过得很宽松，很惬意。除了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就像敬神一样，早上全班在一起对着毛主席像大声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晚上全班又聚在一起对着毛主席像重复早上的祝词，一整天，病师傅就不管我们了。其他班级和我们班大同小异，工宣队师傅换过以后，也松松垮垮的了。看着高年级的同学一届一届毕业分配离校，我们也开始着急了，这大学不能白上哦！于是，我们趁机自学“复课闹革命”时没有学完的技术基础课程，不懂的，相互讨论，总算把这些课程草草过了一遍。
　　 有些班没有我们班聪明且心齐。胆小的班级，每天坚持学《毛选》；胆大的同学，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借以发泄心头的不满。全校那时只剩下三千多学生了，其中有几个长得魁伟强壮的男生是打架大王，我们叫他们“坦克”。
　　 机械系机切专业有一“坦克”，名叫X君，长得虎背熊腰，不擅言辞，偏爱拳脚，喜欢打架斗殴。他和我们班的H君是好朋友，都是系篮球队的队员。H君，连云港人，比我小三岁，身高1.78m，别看他个子高，心理年龄却很小，长得很英俊，但有些小坏坏，一副玩世不恭，没心没肺，吊儿郎当的样子。
　　 1968年深秋的一个晚上，X君和H君，还有其他系的一帮学生在兴庆宫园游玩，遇上了在公园巡游执勤的警察，当时天色已晚，巡警用手电筒直射，照学生们的眼睛，那时西安市的公检法刚刚恢复职权不久，文革初期，与交大学生原本就有对立情绪，双方就发生了争执，越争执，就越激动，双方相互推攘，最后打了起来。X君在学校打架从未吃亏，兴头上来了，冲进人群，挥动像鲁智深那样“蒜钵般的拳头”狠揍那领头的警察，H君害怕出事，急忙上前去拉架，他那里拉得住，越是拉，X君兴头越是高，那二球劲上来了，三拳就把那警察打倒在地，打了一个脑震荡，肋骨也被打断了两根。看看增援的警察快要赶来时，他们全跑回了学校。警察逮了几个看热闹的小男生和小女生，追问袭警者姓名，有人说，其他打架的人都不认识，能认识的只有机切专业的X君，还有铸造专业的H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