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着是美丽的
　　 弹指一挥间，五十一年前。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是我去国营七七二厂报到的日子,也是我走上工岗位的日子，更是我一生也不能忘怀的日子。终于可以用自己所学的本领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民创造财富，心里既喜悦又紧张，还有几分自豪。能参加工作，为人民服务，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能凭工作挣钱，回报辛劳默默的母亲，是多么开心惬意的事情！那天在人事科办好了入厂手续,领了临时通行证,然后到财务科领八月份下半月的工资二十二元。那时本科生实习工资每月肆拾肆元，十五号前报到领全月工资,十五号后报到发放半月工资。又到行政科,行政科让我和新来的武大毕业生王友杰住一个房间,八月二十八日正式上班。新进人员都在大礼堂集中接受训练,学习保密条例和工厂规章制度。八月一日人事部门宣布新进人员的分配结果,我与其他四人被分配到六车间,有上海师范大学的朱学文，西北工业大学的金有声，浙江大学的冯洁，南京大学的赵润琴和我共五人。有关同志领我们到车间,与车间领导见面后,把我们五人都分在无线电装机组,这个组有二十多人,五级以上的师傅有五人,中技毕业生四人,一位由解放军雷达部队退伍的技术员一人.车间设计组有十多人,无线电装机组就是根据设计组提供的计设图安装成机器设备。
　　 在车间，我们五个每人都由被指定的师傅指导工作，熟悉车间工作流程。我的指导师傅是一九六零年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的叶世杰，将近三十岁,他对我不保守，有问必答，悉心教导我，我们相处和谐,合作愉快,我配合他完成了两台设备的安装调试。在他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理论用于实践，不久就可以独立完成安装任务了。我第一个任务是到四车间更新改造一台半导体测试台,时间一个月。我第一次独立工作总希望把工作做好,每天上班提前到车间等待开门。工作中勤恳认真，只用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移交给四车间后,带着验收证书回车间交差,四车间领导向六车间领导反映,说我工作认真极积,时间抓得很紧,很自觉,给车间领导留一下个良好印象。下个月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台理疗机坏了,车间让我去看一看，能修就接收过来,我请叶师傅和我同去,到医院我们说明来意，他们非常热情。在那里听了有关人员对机器的损坏情况的介绍。他们请我们在会客室坐下,并请我们俩喝茶,那茶的味道好像现在还有余香，这是我有生以来喝的最好的一杯茶。听完介绍我们看了具体设备，我征求叶师傅意见,他说没问题可以修。我们把机器送到七七二厂六车间,这台设备我由修理。在车间打开机器进行了细致地检查,发现主振电子管发射能力降低了,我向叶师傅作了汇报,他的意见是换个管子,改一改就行了。我就大胆的领取新管子,进行适当改造，没几天任务完成了。在试机中我用自已的两条腿作试验,我的两腿在农村劳动时患了关节炎。那是在南京工学院下农村劳动时留下的,所以这时我自已便是试验品，每天中午我都开机进行试验，十多天后交任务,我既完成了任务,又感觉到关节炎也好了。一天无意中走进技术科精密加工实验室,实验室的主任热情打招呼。我们相互作了简单介绍，我说自己是南工自动控制系的,与现在工作不完全对口,张主任很感兴趣,他说实验室正需要一位搞自动控制的人,实验室需要自动控制设备,并征求我的意见可否调过来,我当然同意,毕竟与所学专业接近。这个实验室主要试验特种机械加工,具体说就是电火花加工与电解加工,这样技术科就向人事科要求调动，六四年二月我正式调到技术科精密加工实验室。
　　 一九六六年二月工厂派我去东北的北安学习电解加工，途经哈尔滨换车，下车出站正是早餐时间，在站前买了二根油条（一根相当南京的四根），就站在摊前吃起来了，吃了一口发现里面还是生的，摊主让我丢到油锅再炸。下午买了去北安的慢车票，在车上与一位原藉山东，后来闯关东的人坐一起，闲聊一路，车到海伦时那位旅伴说，海伦是哈尔滨到北安的一半，他说话很慢，那时我就知道海伦这个地方了。
　　 实验室里有五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恩模,一位江西工学院的龚学廉,三位南京工学院的，其中一位是六零年毕业的程某，还有薛风娣，邓镜华和我。另外有二位工人工程师高步生，陈建民,一位一级技术员-实验主任张守德。五位大学生中有二位学机械的，三位学与电有关的专业,基本具备各项机械加工设备，车、磨、刨、铣、钳都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很自然的表现出我的工作能力比那二位稍强,所以在电方面工作自然以我为主。开头我的主要工作是以电火花为主，研究加工设备。是进给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也就是保持两个电极间恒定间隙,次要的一项任务是电解加工的进给系统,这项工作是主要的，全室的力量都投入在这里。由于试验中使用弱酸,对泵和电极极易损坏，所以每周只能计划试验一次,出现问题再进行改进。对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经过两年的试验，决定了制新机器的参数与图纸方案，并开始制造。
　　 一九六三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厂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映，只是单位开会时讲一讲社会主义基本常识，当时我只是进厂不久的青年技术员,对深层高层的及社会现实问题是一无所知,只是把见到的现象和亲身的经历说一说。
　　 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上级给工厂派来了“四清”工作队，派到技术科的是南京化学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这位工作队长在一次全科开展“关于四清运动的意义运员大会”上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好像技术科已被资产阶级统治，唯有这位报告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好像真共产党来了，我们技术科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天下了。鉴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党的热爱，职工们纷纷表示要跟随共产党走，勇跃参加运动。揭发被资产阶级捂往了的阶级斗争盖子，会上还不断高呼口号。会上宣布去各实验室的工作队员名单，邹龙欣和小周分到我们实验室。他二人来到实验室先与各职工个别交谈，后多次召开各种大小座谈会，了解实验室情况，发动职工揭阶级斗争盖子，进一步鼓动写大字报。
　　 我们实验室是这样组成的：三位工人工程师，其中一位是解放前地下工作者，原南京市工业部部长，被捕过，反右后下台到七七二厂当工人。另一位是反右中定为坏份子的工程师，一位先进工作者。还有一位老工人。除这四位外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进厂不久的大中专学生。
　　 这个实险室当前两大任务：一、用电解的方法加工电子管腔体，二、用电火花加工模具中最软与最硬的材料部件，主要找出最合适的加工电源与进给系统。
　　 我的任务就是电火花加工电源及进给系统。对电解加工主要是电解间隙保持系统（就是自控走刀系统。）
　　 运动中我的一位助手是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的李源武，写了不少揭发我走白专道路的大字报，说我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反正不写不行，我就是让他平时多读点书，我也在读书，找资料，当时努力钻研业务，认真学习都被看做是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当时的口号是：“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大家都在写大字报，我也把鸡毛蒜皮的事写上了大字报，我只写一些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字报。我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实验主任芝麻大的官，出身贫寒的农民子弟，怎么能是阶级敌人呢？）那位工人工程师妻子是右派分子，但现在是工人，一个小小实验室哪里会有阶级斗争呢？所以只有写点鸡毛蒜皮的东西应付了事，也算写了大字报。但对批判报纸上公布的人和事我积极参与批判,写大字报了。开会发言积极，运动在进行着，有趣的是在运动高潮时,那位来技术科的工作队长被南化公司通知回原单位接受批判。当时心里想：你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啊,群众也要批判你。经过大半年的运动，全厂各级领导干总要集中检查，洗澡下楼，这时工作组宣布我为实验室代理主任。
　　 运动还未结束，工厂接受了包建甘肃平凉七七八厂的任务，所谓包建就是调出一批骨干，基本器材，少数产品。我被列入调动人员名单，我毕竟在业务上算上等，工作认真，当时是王政光副科长确定调七七八厂。所以他我选中了我，沈科长（正职）对我印象不错。
　　 运动告一段落，工作队撤了。工厂内部进行了调整，技术实验室与设计所实验室合并。我的代理工作也结束了，回到原职位。原技术组扩大，我担任技术组长。管理六七个人，其中技术员四人，工人四人。柴惠敏调一车间任车工，张主任仍任实验室主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了，一九六五年结束了。
　　 一九六六年，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五月份工厂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火热阶段。开头只是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就是报纸上的一些材料。一天，工艺实验室有几名“先进份子”组织了十多人在厂区游行，这可能是第一次。他们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口号。我站在路边，看他们游行。实验室张主任把我叫回去，第一句话，就是别去参与这种事，在办公室看看书，我已经过反右斗争，有了经验，所以我很真诚的给张主任表态，我不会参与的，只是看一看。他说: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反击右派的斗争，吸取了教训，在这方面说话做事要三思而行，张主任对我是很爱护的。因为他也有反右运动经验，他也是农家走出的子弟，只不过比我早几年参加工作。他已是一级技术员，我是五级技术员。我们俩关系相处的也不错，在四位新进厂的大学生中我还是比较能做点事的。我是六四年二月调进的，这时可以独立开展实验工作，也算是实验室骨干。受到领导和老师傅们的重视。
　　 运动中工厂各种造反组织层出不穷。十个八个人观点一致就可自称战斗队，造反团，什么“小老虎“战斗队，赤卫队，什么“反到底”战斗队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各单位都有造反组织，有造反派，同时也有保守派，但谁也不承识自已是保守派。组织零乱，没有统一组织不利开展斗争，观点相近的小队伍加入较大的组织，以利开展全厂性的批判大会，批斗全厂性的人物，工厂由许多小组织发展成为大组织，成立了南京电子管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另一派也同样走这样的路，工厂保守组织与南京市八二七造反指挥部挂钩，成立了八二七总司令部南京电子管厂分部。大家都是打着造反派的旗号，但总是不在一条路上走。观点各有不同，同一问题总有两种看法。五月三十号在前厂区门口发生两派斗殴。主要是一派要出厂，参与南京市一个造反派的斗争，另一派堵着门，不让出厂，阻止参与对立派的出门声援活动，最后发生了武斗。这就是南电小有名气的五三零事件，从此两派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其后两派矛盾越来越大，对造反内容也越来越不一样，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冰火不同炉。我当时哪个派也没参加，但思想上总认为多年出生入死的老领导怎么竟然会成为反革命分子了呢？在当时看来，这是保守派思想。那时党支部形同虚设，各单位领导也怕被打倒不敢管事，工厂处于瘫痪状态，但我还是天天按时上班，从西门进去，在实验室各房间转一圈，再从东门出去，整天优哉游哉，那时我还没有成家，不上班不回宿舍的话，就只好上街东游西逛！天天如此，过起了逍遥派的日子。
　　 当时造反派经常开大会作报告，搞宣传宣传，大讲阶级斗争新形势，阶级敌人新动向。当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保存守派，都是听毛主席话的，都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都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响当当的造反派。我当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大家都在不同的造反组织里，所以我也参加了赤卫队，不久这个组织就消失了。我思想中不断思考谁说的更有理，谁做事符合共产党一贯做法，谁是真正革命派。老是觉得保守派说话做事较符合情理，但有时到北京所谓请示，总是没有红总派来得快，中央即使接待也落后于造反派多少天。有时造反派宣传的事件，很快就在两报一刊发表，那时人人有组织，不参加一个组织就什么信息也没有，如同呆子，也没人安排工作，没人管，我总觉得不合适，作为工厂一员总要参与工厂活动的，所以又加入了技术科红色造反分部。但总觉得这个造反组织太过份，在这里混了几个月，想来想去觉得他们做事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是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所以不久就退出了这个组织，觉得还是当消遥派最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发生了夺权风暴,这个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南京电子管厂也不甘落后，各单位纷纷开始夺权。从上到下各级都夺了权，工厂全然“一新”，但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下，谁也不敢不生产。但大部份职工虽有各种组织，参加大打大闹武斗的人毕竟是少数。由于两派都在夺权，工厂那么多单位的权力分在两派手中，夺权就是夺单位公章呀，谁先下手，公章就在谁的手里，不同观点的两派如何能搞好生产呢？所以生产很难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两派不时有较大的武斗，跟本不能正常上班，两派互相抓人。工具车间有一位8.27女战士被红总抓去打死了,两派矛盾更大了。为此我参加了8.27组织,参加组织起码发工资，另有不少员工各自找安全地方逍遥去了，我也回宿迁去了老家苏圩子,长兄在三零七厂也回了宿迁，在宿迁逍遥了一个月。九月初毛主席发出大联合命令，我们就一同启程回南京，回到工作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