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山西省陵川县璀璨夺目的金元文化，有一个家族与两颗巨星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家族是，世代从儒授业的郝氏家族；两颗巨星分别是，文坛巨匠和国之栋梁人物的金代元好问元遗山（1190年-1257年），郝经郝文忠（1223年—1275年）。其三者的关系是，元好问14岁起便就教于郝经之祖父，与郝经的父亲郝思温是同学，一起从学于饱学鸿儒、大教育家的郝天挺，历时6载，后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的金元文学盟主；郝经年幼适逢蒙军南侵之乱世，为避兵祸战乱几度迁徙，可经过父亲郝思温启蒙之教，加艰苦自学而成为元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然而，元好问却比郝经大33岁，元好问14岁来到郝天挺门下读书至20岁，“下太行，渡大河”，于京师洛阳一举成名时，郝经尚无出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二人没有过交往，也不可能发生交往。准确地说，直到元好问离开郝家后的第13个年头上，郝经才来到了人世。可活该他们二人有缘，郝经与元好问却有着乌鸦反哺式的师徒之谊——元好问就教于郝家，郝经又曾经师承于元好问。郝经名振文坛与史界的《续后汉书》及《陵川文集》，在收入《永乐大典》后，又被清之《四库全书》所收录，总纂官纪昀纪晓岚于“提要”中极赞其文“雅健雄深”，称“其（郝经）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此评语不仅表明元、郝二人确有师徒之谊，而且“雁行”一词，足见郝经与金元领袖人物的元好问，最少在诗才上齐驱并驾，等量齐观。
　　 郝经的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指，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后河南沦陷，又举家渡黄河北上，先居保定，后徙顺天。因家境极为贫寒，只得赁室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郝经之父郝思温在仅靠办私塾维持家计的情况下，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发扬家风，受学习儒，郝经因此才不致辍学。后其父借铁佛寺南堂开馆授业，郝经在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之余，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手不释卷。其父感泣而诗：“日月倘随天地在，诗书终疗子孙贫”。初为学时，郝经喜欢诗文。蒙古统治者初定北土，在中原首次科考儒士，郝经有心“决科文”，前往应试。其父用郝家的教育思想诲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果立平生之志于“道德之理，性命之源，经术之本”，下决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在这一志向鞭策下，他“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于是刚满二十岁便才华横溢，声名大振，先后应以汉事蒙的贾辅、张柔两位大将军之聘做家教。此间借他们丰富的藏书恣意搜览，更为饱学。后郝经北上燕京，南下曲阜，遍交名士，历练识世，逐步形成“兴复斯文，道济天下”的政治思想，并破愚脱俗，敢越雷池，大胆提出“破夷夏之大防”、“行中国之道即中国之主”的政治主张，并积极选择能帮助他来实现“道济天下”思想的有道明君。
　　 也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郝经与元好问首次发生了命运线的交叉点。郝经是专门来到河南获鹿寻找元好问的，与在此“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的元好问频频接触，并师从元好问一年多时间。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个金元时的顶尖级文化人物，进行着最高层次的学术授课与探讨、交流。当郝经谈及金朝既亡，天下归元，他将奉行“从道不从君”、“行中国之道即中国之主”的政治主张，帮蒙古人按汉人礼制治理好国家时，元好问予以了首肯，鼓励他勇敢担当起通过事明主而“以夏治夷”、“道济天下”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重任。而元好问本人，是不会去服务于蒙古人的。这是因为，他既是金之旧臣，又同蒙古军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在元好问23岁的时候,蒙古大军袭击忻州,屠城十万余人。元好问的哥哥元好古，就是在这次屠杀中丧生的。元好问和母亲被迫从家乡流亡到了河南豫西的福昌。二十年后,金为元灭,元好问和大批官员被俘。由于元好问名重一时,忽必烈欲说服元好问为元朝服务,元好问没有答应。被释放后,在他五十岁那年重回家乡。对于元好问历尽艰辛、做史自任的史学贡献,清代学者凌廷堪以诗做过绝好概括:“神京喋血竟生还,忍死重过石岭关。一寸秋毫成《野史》,百年老泪洒空山；身经北渡流离际，才与东坡伯仲间；文献中州尽凋丧，赖君大手记完颜。”
　　 郝经在河南师从于元好问的一年多里，究竟学到了什么，学术境界提高了多少，已无从考证，但是，元好问的经历，元好问的一些学术思想，一定对他起到了重大影响。当郝经走进忽必烈军营大帐后，首先冒死向忽必烈上了《河东罪言》的奏章，奏章中历数蒙古贵族和地方官吏为害百姓、失于治理的般般祸迹，“人们荒空芜没，尽为穷山恶水，而人自相食也”，奉劝忽必烈“虽尺土一民，莫敢忽而不治”，须大行“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之革新除弊之举。
　　 出人意料的是，忽必烈没有责罪郝经，反而召纳郝经于王府。他深感这份“民书”血淋淋的分量，“民失，江山倒”！忽必烈1260年3月登帝位，立即颁发政令，革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种地人征税的权利，大大减轻了北方人的负担。郝经的《便宜新政十六条》，成了建立与改革蒙元法制的基础。很为史学家注目的是郝经《立政议》奏文，现代史林耆英的李涵先生在《也论郝经》一文中讲道：“在忽必烈的儒臣中，明确而又全面论述应施行的‘汉法’的只有郝经和许衡两个人。但在时间上郝经的《立政议》比许衡的《时务五事》早五年。”
　　 郝经在给忽必烈做高级幕僚中，屡上具有政治意义与军事战略意义的奏章，如《立国规模二十条》、《七道议》、《东师议》、《班师议》、《立政议》等，其中《东师议》奏文中的“仁政强国制胜”论，极大地启发了忽必烈。“鄂州之战”，任命杨惟中、郝经为“军纪督军”的长官，指挥督察战地蒙军（包括蒙方汉军）的军纪，法规很严。结果出现了“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堵；羊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郝经《青山矶市诗》）的古代征战难得一见的景象。
　　 郝经通过种种极为优秀的表现，终于帮助忽必烈成就了中华大一统、名垂千古的帝业。郝经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很可能感到身后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这就是他们郝氏家族的学生、他的老师元好问，充满期盼与鼓励的眼睛。
　　 郝经奉命出使南宋，被扣真州十六年，宠辱不惊，不改其志，颇有苏武之风，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元好问对高徒的作为极为欣赏，在他60岁之际，师徒二人在河北相见，互为赠诗。郝经作《寿元内翰》颂扬恩师：
　　 秋风飒飒吹庭梧，长庚吐焰横太虚。
　　 遗山先生曳长裾，醉鞭黄鹄来天隅。
　　 蹴开化窟肆搜取，玉斗倒泻明月珠。
　　 九原呼屈原，底事为焦枯？
　　 青云问李白，佳句今何如？
　　 百年元气一杯酒，千丈光辉万卷书。
　　 高卧一曲歌，声价百砗磲。
　　 云璈宫征奏玉宇，春莺花柳鸣天衢。
　　 惜哉时不与命偶，西周削弱为东都。
　　 明堂一柱入樵采，安得致主为唐虞！
　　 遗山山头有旧庐，归来亦足为欢娱，
　　 既有堕地风云之骊驹，又有竹花弄语之鹓鶵。
　　 仰天一笑万事足，倒骑箕尾游蓬壶！
　　 全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秉李太白手法，文笔飘逸，气势逼人，对老师所做文化贡献予以肯定。
　　 元好问则作《赠答郝经伯常》，对弟子寄予厚望，关爱之心溢于言表：
　　 故家珠玉自成渊，重觉英灵赋予偏。
　　 文阵自怜吾已老，名场谁与子争先？
　　 撑肠正有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
　　 莫把青春等闲了，蔡邕书籍待渠传！
　　 元好问在诗里说，你既有家传的深厚渊源，又特别被祖上偏爱，传给你特殊的天赋。如今文坛，我已老，没有人可与你争先，你满腹才学，有正值黄金年龄，一定要发奋努力，将汉文化发扬光大。
　　 元好问逝后，郝经强忍悲痛，匆匆赶去吊唁，写下《获鹿新居哭元遗山》惜别恩师，肝肠寸断：
　　 残山绕荒城，惨淡带余雪。
　　 我来问新居，欲语还哽噎。
　　 摇摇识风旌，掩掩泪隐睫。
　　 额地升中堂，痛激肝胆裂。
　　 鼻若阊阖风，幽冥忽穿彻。
　　 空床一束书，不见文章伯。
　　 愁马喑不鸣，老仆顿欲绝。
　　 娇儿背面啼，高弟展转说。
　　 有书未绝笔，有传未卒业。
　　 灵輀已西州，壮心空北阙。
　　 缅思从公游，灏汗飞玉屑。
　　 振笔青云开，炳烺寒电掣。
　　 鲸吹涛山回，隼厉霜锋撇。
　　 蕴情入软语，婉蔼幽更切。
　　 莺啼柳阴深，百啭春不歇。
　　 方张大庭乐，谁意成永别。
　　 徙倚扳庭柯，窗户转寥寂。
　　 乾坤入凋丧，衣冠少颜色。
　　 魂来暮山青，魂去暮山黑。
　　 城头老毕逋，底事悲破月。
　　 中肠元易感，使我心欲折。
　　 又作《遗山先生墓铭》，对恩师一生之伟业进行总结：
　　 先生与家君同受业于先大父，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义当叙而铭之。诗自三百篇以来，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淫艳，怪诞癖涩，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余年而至苏黄，振起衰踣，益为瑰奇，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士务决科干禄，置诗文不为，其或为之，则群聚讪笑，大以为异，委坠废绝百有余年，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璧，糅饰丹素，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句杂言，至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又百篇余。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为《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集，指授学者。方吾道坏烂，文曜曀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已所当为。而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为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
　　 两个文化巨人，如此交往深厚，漫漫历史长河中能有几人？解读他们交往的历史，感彻肺腑之间，深感这是中华民族之幸，中国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