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二十岁之后的行走路迹，都和这条叫西江的河流有关。
　　 沿着蜿蜒的河道，古老的西江自广西梧州境内奔流入粤，梧州，也成为西江下游的起点。六年前的盛夏，我曾在梧州小憩，一大杯红啤饮尽，满眼是广场上劲歌热舞的少女和酷炫的灯光，这座被称为“小香港”的城市早已为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所裹挟，惟有琥珀色的龟苓膏和西江上偶尔传来的汽笛声，仍在倔强地提醒我们那些模糊的历史往事。
　　 公元1644年10月，偏安一隅的南明永历帝自肇庆逃至梧州、苍梧故境，龙母之乡，这片孕育过灿烂古典文化的土地，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抗清的中心。在我的读史记忆中，永历帝朱由榔颇有几分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在驻跸梧州的短暂日子里，他或曾不止一次地临江而叹。离梧州不远，就是湖南的九嶷山了，那是舜亡之地，苍梧有泪，青山不语，年轻的永历皇帝不由一阵悲从中来。而梧州以东，就是自己登基的古城肇庆，盛大庆典的歌舞似乎还未完全尽兴，夜空上礼花怒放的绚烂之痕也还若隐若现，山河却早已危如累卵，自己也只能仓惶西逃，颠沛于南方的残山剩水之间。觅渡，觅渡，究竟路归何处？大江缄默东流，而秋风已起，朱由榔眼巴巴地望着一片落叶飞旋，即将沉于江底的波澜，他伸手抓向半空，抓住的却只是一把苍凉的虚空。
　　 一个月后，永历政权自梧州又迁肇庆；次年正月，明广西巡抚曹烨降清，梧州不战而落敌手，岭南门户大开，朱由榔出逃湖南，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漫长流亡生涯，最终殒命于缅甸。
　　 监国始肇庆，驻跸在梧州，奔溃于岭南，转徙于滇黔，永历帝一生的足迹，他的荣光与欢愉，他的悲辛、苦闷与狼狈，都和这条叫做西江的河流休戚相关。公元1661年，朱由榔在缅邦遭咒水之难，身旁亲信妃嫔百余人罹死，苟延残喘的他彻底成为孤家寡人。那是夏天，南方雨水暴涨，两岸野草疯长，浮肿的尸体顺流而下，塞满了窄小的河道。这一年，三十八岁的朱由榔，伏于异邦的河边，恸哭不已。当年的西江，今日的咒水，年届不惑的他终于明白，他无力抓住的，又岂止是故国江畔，一片遥远的落叶呢？
　　 二
　　 数百年后，当我为南明这样一个偏离于正统叙事的流亡政权所吸引，而走近故事发生、延展的西江巨流时，却渐渐发现，这条中国华南地区最长的河流，它奔涌的姿态，其实一直都笼罩于某种浓郁怆烈的悲剧氛围之下。
　　 六年前的梧州，我在黄昏中远眺西江，落日燃烬，红透了半江，又仿佛无数黄金倾泻，闪耀着夜幕前最后的辉煌。几年之后，我在肇庆再望西江时，却只剩一江素白，在秋来浓重的霜路里，哀悼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
　　 而我最近一次与西江的相遇，是在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江门。
　　 江南烟墩，江北蓬莱，江山对峙，故曰江门。从表面来看，这座傍江而生的城市在西江沿岸的城市群落中，似乎并没有格外显眼之处，人们习惯在渔歌晨曲中醒来，而大河，也在日复一日的沉静里缓缓流淌。但历史的巨创，正潜伏于市井生活的平静表征之下，在某一特殊情景的发酵中，遽然作痛。
　　 崖山。江门新会地区一处鲜有人至的古迹。公元1279年，春潮方涨，万物复萌，隆隆的海炮声，响彻了南中国海的上空。从此，全部的历史都将铭记下这片海域的名字，而无数的中国文人，也将沉浸于强烈的故国遗思中了。
　　 北方游牧民族的火炮与南方政权高扬着龙旗的艨艟在此对决，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海天之际，十万浮尸，宋室倾覆，神州陆沉。近千载之后，隔窗遥看西江，我甚至还能依稀听到巨大合流的呜咽，它混杂着鲜血的呼啸和遗民的哭诉，在历史的书写中夜夜作响，澎湃不绝。
　　 崖山海战后三百余年，类似的故事，在西江下游的梧州、肇庆再次上演。流连于南方明丽山水间的汉族政权，又一次在北方铁骑凌厉的攻势下，退至这条南方河流的边缘，并亡于旋踵。
　　 宋亡于此，明又溃败于斯，一部西江史，似乎是浸满了遗民血泪的失败之书。但历史的诡吊之处正在于，在军事角力中占尽上风的北方新兴势力，往往于文化和政治上陷入狭隘的部族政权之局促，蒙元如此，满清亦是如此。而南方敏感多愁的士大夫们，则在目睹一系列天地玄幻之巨变生发后，为一种日趋深沉痛彻的遗民情结所凝聚，开始了漫长、孤独而又悲凉的精神突围。
　　 崖山以远的伶仃洋，被俘的文天祥一字一血泪地吟哦着满目山河的破碎，而那为他所痛苦的情愫，并非源于简单的政治依恋和民族情感。他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散尽家财，慷慨奔赴的，与其说是一个晦暗孱弱，偏居一隅的南方政权组织，不如说是更为庞大厚重的文化共同体，此一文化形态之骤灭，令像文天祥这样的读书人如失根的浮萍，无所依顿，茫茫南海，浩浩天际，黍离之悲，谁与共泣？
　　 我始终觉得，《过零丁洋》里的文天祥，并没有很多人所解读的那样豪迈凛然，更不仅仅是一腔匹夫热血的言说。前六句浮萍易散，惶恐丁零的浩叹，反倒展示出一个在现实斗争中颓然叹息的失败文人形象，而末两句的陡然而剩，更非简单粗糙的心迹表白，而是对绝望现实的一种精神反抗：只有在对永恒的历史正义的追寻里，流浪颠沛的文化遗民文天祥，才能找到片刻心灵的安顿。身为南宋政权旧臣的文天祥，其实并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但作为汉文化遗民的文天祥，想要在共同文化体饱受异族摧残的礼崩乐坏之际，确证个体精神的自由价值，则又不得不选择赴死。眼前南海，身后西江，浩荡的江海固然可以驾舟而过，但碧波之上，十万遗民血泪斑驳的身影重叠，却是恒久的伤口，难以逾越。
　　 一首《过零丁洋》，五十六个字，却写尽了传统知识分子在革新鼎沸之时身心疲敝的飘泊抉择与痛苦。而奔腾的西江也在无数辗转于死生之际的灵魂迫重下，低沉地嘶吼着。
　　 从亡国之悼到死生之大，古老的西江见证了岸边太多彷徨的觅渡者们的身影。文天祥之后，临江而叹的，有潦倒无助的亡国之君朱由榔，也有以木制龟，高喊“降敌者似此！”的靖节之臣、明苍梧知县万思夔，而更加出名的，则是两个读书人。
　　 公元1486年，五十八岁的岭南大儒陈献章因为崖山石刻上的文字之争，再次来到崖门凭吊。当年海战，万骨成枯，如今只剩波涛依旧，残照斜阳。略显老态的陈献章静观沧海，无限思量。在此之前的许多年来，他曾无数次瞩望过家乡的这片海洋，少年热血之时，阅览亡宋遗事，他未尝不慷慨饮恨于斯，及至京华落选，入仕求退，他才渐渐体味到文天祥浮萍之叹的悲凉，并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一生志业所在，他将身荷着经史之重，以点滴为学的幽微之光，烛照一方，并在青灯黄卷的微言大义中，聊寄年少时辽远而模糊的故国之思。
　　 此时，距离陆秀夫负宋主投海已有两百余年，崖山之后，中华犹在，弦歌未辍，经史相传。宋亡于崖山，但以宋学为重要代表的吾国文脉，却在崖山之畔，西江两岸，蓬勃延展，并出现了陈献章这样的旷世大儒。
　　 岭南文化巨子陈献章，卒于1500年。后八十五年，也就是明万历十三年，陈献章获从祀孔庙之资，岭南学术，蔚然大成。颇有意味的是，也正是在这位奖掖先贤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手中，大明王朝开始了不可遏制的弥久溃烂，并最终在西江之畔，送别了流亡皇帝朱由榔惶然凄恻的背影。
　　 三
　　 明亡清兴的巨变，使中国传统文人再次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洗礼，而类似怆烈的痛苦，又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裂变中，持续弥散。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面貌，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错综复杂的纠葛中，斑驳难辨，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正在酝酿，而波澜起处，依然是南中国这条叫西江的河流。
　　 1889年的广东乡试，新会人梁启超中举。在赴外求学之前，这个二十六岁的少年举人，曾漫步于河畔。眼前就是西江了，埋葬了两个王朝又孕育过无数先贤的西江。与厚重的历史承载相比，江上的风景总是明快的。水草丛生，沙鸥轻翔，天边落霞镶嵌，岸上炊烟袅袅，留在故乡教书，像白沙先生陈献章一样，开馆设学，雨露一方，固然是颇为惬意的，但毕竟拴不住少年学子的心性，更何况是梁启超这样纵笔汪洋的才子呢。他虽置身西江之滨，却早已萦怀于广州那片沸腾的土地。老大的中国，沉疴已现，正如暮色中缓慢流动的西江一样，是太需要一场变革的激荡了呀！
　　 年轻的梁启超沉浸于江畔黄昏光芒的流照，他激动地拾起一颗石子，猛地朝远处扔去，江心涟漪，层层荡漾。
　　 一年之后，正是从西江一处水草清幽的渡口出发，梁启超一路北上，广州，长沙，北京……他激浊扬清的志向也随着人生之境的扩展而不断昂洋，办报，从政，维新……来自广东的康梁师徒也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难以绕开的精神坐标。1898年秋天，变法失败的梁启超被迫东渡日本，在登船之际，回望故土，他又想起了西江的那个黄昏，想起故乡那一把鲜嫩的水草，或许，他还会想起陈白沙，眼神中偶尔闪过一丝懊丧与遗憾，然而，轻舟已过千山，他又如何再回头？
　　 1929年，梁启超病逝于离西江千里之外的北京。这个一生追求政治变革的西江才子，晚年似对当初的选择颇有悔意而潜心学术，然而，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鼓吹的政治改革纷纷告于失败，真正流传后世的，反倒是精湛的艺文与学术识见。他绝大的才力终归于虚空，西江，静静流淌的西江，再一次记录了一段颇带悲凉的觅渡。
　　 四
　　 六年前，我在梧州第一次见到了西江。这条河流浓郁的悲情气质，吸引我一步步走向河床深处，走向和泱泱大水缠绕着的慷慨往事。六年来，从梧州、肇庆到江门，从江湖之畔，到书斋之前，我试图追寻着历史的足迹，感受这巨流之河苍凉沉郁的灵魂，寻找一份属于我的精神栖息之地。
　　 而越逼近这巨大灵魂的颤栗，我就越强烈地意识到，那长久以来横亘于我眼前的，其实是一文一武两条西江。一条西江，承载了太多失败的记忆：惨烈的亡国之痛，无力扭转局势的年轻帝王，还有黯淡收场的政治改革……从世俗的角度看，西江的历史,总是武功未竟，令人扼腕。
　　 但在失败与屈辱之外，静水深流的西江，还以坚忍的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执着书写着独特的河流文化，文之西江，遂灿若蜀锦：崖山留诗篇，白沙有遗学，而为失意的政治改革家梁超所开启的，则是现代岭南学术的新潮之音与凤鸣之声。
　　 文武西江，奔流而来。武的西江，呜咽着失败者们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文之西江，却为这一连串的苍凉人事平添了些许温暖的慰藉。
　　 毕竟，千载之后，宋明往事，故国遗恨，早已如烟。但文天祥的歌吟犹在，白沙书院的朗朗乡音犹存，梁任公的文章，仍响亮着奔若雷霆的金石之音。而那西江之上，水草丰茂的渡口，依然有年轻的渡河者，在苦苦寻觅着方向。
　　 觅渡，觅渡，在历史的速朽与不朽之间，这绵延激荡的巨流之河，究竟该渡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