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电话
　　
　　
　　
　　 叮玲玲……叮玲玲……
　　
　　 我正上课，手机响了。
　　
　　 叮玲玲……叮玲玲……
　　
　　 还好，下课的铃声也响了。
　　
　　 我走出教室，打开手机，0415，是老家的区号，可电话号码是陌生的。
　　
　　 “喂，你是吴庆丰吗？”女士的声音。“是，您是哪位？”电话里的声音三分耳熟七分陌生。“我是你同学。”电话里的声音有几分嗔怪。同学？我疑惑了……。老家那边经常联系的几个同学的电话我都熟记在心，况且，女同学基本没有电话联系了。“您是那位同学？”我有些迫不及待。“不认识拉倒！”电话里的声音显然不高兴了。“你上次回来时我知道，但我没去参加聚会。是因为你前年回来时，在酒桌上说的话太过分。六十来岁的人了，嘴上总没有把门儿的。”说着，她就开始教训起我来了。哦！原来是她——静讳！四十年了，毕业四十年了！四十年，这太遥远了！这是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毕业时，我们年方二十，正值风华正茂。现在都年已花甲，鬢发斑白。“你还好吗？还上班吗？”问候的声音要比教训的声音舒服多了。“好，还上班。你呢？”“那就好，我昨晚梦着你了。”啊！四十年，我竟然还能走进她的梦乡！在她的梦里我是个什么样呢……“这是你家的电话吗？”我急于留下她的联系电话。“不，我是在公用电话打的。”“那你家的电话？”“不，我不告诉你。”女人可真奇怪！
　　
　　 老家在千里之外，这并不遥远，坐车十几个小时，当天就到。可四十年，对于一个人生来说多么漫长，多么遥远！
　　
　　 啊，遥远的电话……
　　
　　 一九六二年春，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就读了一年半的华炉中学被“调整”了。我被分到了蚂蜒河北的六团中学。六团是延寿县东北重镇。镇南是浩浩汤汤的蚂蜒河。这条贯穿延寿西东的被延寿人民称为母亲河的大河冲积的平原，养育了二十四万延寿父老乡亲。镇北是绵亘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张广才岭的余脉。满山参差树木郁郁葱葱，俨然一道绿色屏障。坐落在这里的六团中学是在原来六团农中的基础上扩建的一所县办初级中学。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北望郁郁葱葱，南望浩浩汤汤，山水之间蕴育着生机，蕴育着希望。当时的六团中学有五个教学班。初二是两个班，分别排序为三班、四班。我分到三班。班主任是和我们一起从华炉中学“调整”来的徐国君老师。老师任命我为体育班长，我受宠若惊，决心好好工作，努力学习，不辜负老师的希望，不辜负父母的期待。
　　
　　 班里的数学科代表是一位女同学。个子不高，两个吊起的羊角辫透着几分灵气。圆圆的脸盘儿，圆圆的眼睛。眼睛里经常闪烁着智慧，也时而闪烁着几分“狡黠”。她走起路来悠儿悠儿地，像一阵风儿；说起话来嘎巴溜脆，像蹦瓷儿。她不仅是班里的数学尖子，还是学校女篮的主力。
　　
　　 我们是前后桌。上课时时常捅咕几下，下课也经常在一起唠嗑儿。学习上的互相帮助使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俩脾气都不大好，也常常拌嘴，急急歪歪。我又淘又犟。我俩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常常在一起做作业。有时做着做着就吵起来。有时一停电，我们就点上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在一起上自习。一来二去，同学们就风传我俩“好”了。其实我俩还全然没有感觉。我们还照常吵来吵去。我们没有想的那么多，我们也不懂那么多。我们只觉得在一起学习提高的快，在一起相处很快活。有一次，我俩因为几颗书钉翻了脸（具体的情节我记不清了）。她忿忿地说：“再也不理你了！”我很懊悔。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六四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这是我这四十多年来一直不能忘却的“特殊节日”！为了记住这一天，我把一粒书钉蘸了墨水“印”在了当天的日记上（那是一粒已经掰弯了的书钉。可惜那本日记在几次搬家中弄丢了），我还在旁边写上了“永远”两个字。真可谓“不打不交”，那以后，我们非但没有“不理”，而且越处越好。一次复习课，由于我和历史老师犟嘴，历史老师撕了我的历史书。为了不耽误我的复习和考试，她把自己的历史书撕成两半儿，我俩一半儿一半儿的交换着看。我那次历史考试还是得了100分。
　　
　　 后来，我们俩都考入了县高中。我们被分到了两个班级。但，班级隔不断我们。同学们风传更多了。我们也都长大了，男男女女的事也逐渐有了感觉。“交往”也更加“小心”了。次数少了，可心里的牵挂却越来越多了。我的手被刀割了，她一次一次地写信打听问候安慰；她有病不能上课，请病假回家，我几天上不好课，吃不好饭。就连她和同学上山郊游，我也担心会不会有狼……有一次，她要看看我的日记，几天后还我时，她郑重其事地批评我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太浓。为了帮助我思想进步，她节省下自己的饭伙钱给我买了不少书。我现在还珍藏着《欧阳海之歌》、《谈建华日记》、《南方来信》等。她那时住在在县砖厂上班的叔叔家。下晚自习后，我们常常约在一起谈学习，谈理想。小县城里的那条土路，我们不知道走过多少回。星期天，我们一起步行回离县城约四十里的老家，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吵吵闹闹。可我们从来没说过一个“爱”字，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爱”。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晚，黑龙江的初春乍暖还寒，凄冷的半月伴着零星的星星缀在空旷的天宇。我和静讳披着惨淡的月光走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夜虽未深，却静得有些怕人。她时不时用脚踢起路边的石子，石子蹦跳的声音清晰入耳。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城西的储木场。走到一堆大木头堆前，“在这儿坐会儿吧。”她首先打破了沉寂。“快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她小声问我。“回家，干活。”我答得很干脆，却有些言不由衷。“我们俩呢？”我知道她的是指什么。六年来，我们这是第一次谈到这个敏感的话题。“我已受够了出身不好的苦，我不能再让我牵挂的朋友跟我受这份罪。”这是我的心里话，虽然我希望“圆满”。她沉默了许久……初春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夜，似乎凝固了。“我们回吧。”她说着站了起来。我跟在她后面，又是一路无语。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可这一切却如何也抹不掉，它永远留在了我的生活里，也留在了同学们的记忆里。多少年后的同学聚会时，同学们还开我们的玩笑，非叫我们俩单独喝一杯不可。我很爽快，她却有几分矜持，但酒杯还是碰在了一起。那一杯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保存着的几本日记里记录了我们之间的丝丝缕缕：
　　
　　
　　
　　 1965.7.25
　　
　　 昨晚一场梦，醒来提笔以记之。正找报纸，一个声音喊我出去。一个久思的朋友。找我谈叙。见面的第一句，“你怎么害怕？”“见你正喜，怎能恐惧。”谈话的地点，由走廊移过。办公室后面，又一次相见。从思想到生活，谈个全遍。“我如果不愿到你们那边去？”“那又何憾。”我们仍是朋友，去与不去，采取自愿。……醒来，一阵空虚。
　　
　　
　　
　　 1965.9.19
　　
　　 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大地。睡神已经为那些贪眠的人们找好了借口。可那些顽强的人啊，却还在为他们的事忙碌着。他们在谈思想，在谈过去和将来。为了更好的将来，他们互相勉励着。为了现在更好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又互相嘱咐着。
　　
　　
　　
　　 1965.9.20
　　
　　 昨晚静讳说今天要和几个女同学上山。“山上的野兽下来了吧？”比较有经验的同学。我真担心出点什么事.
　　
　　
　　
　　 1967.8.18
　　
　　 昨晚给静讳写了信，还没发走。关于和静讳，一想到这些，我就苦恼和遗憾。回顾自初中的几年历史，我们的友谊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互相帮助中成长的。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们的友谊是纯洁的，是像白玉一样纯洁的！所以我珍惜我们的友谊，忠于我们的友谊。无论什么谣言和诽谤也不会动摇的。
　　
　　
　　
　　 1967.10.13
　　
　　 昨晚看完电影之后回校，在走廊。“你多昝回来的？”一个声音在问我。“我一直在学校来着。谁？”我回答后问。“不认识拉倒！”嘿，好不客气！我当是谁，原来是静讳回来了。
　　
　　
　　
　　 毕业后，她嫁给了她同班的崔某。崔某根红苗正，家境殷实。我在心里默默祝福她幸福。后来，她在她丈夫的家乡当了老师，我在我的家乡当了老师，又做了同行。两地只有几十里，却很难听到她的消息。一九七四年六月，我被公社选派到县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崔某和我分在一个班里。这时的崔某已经是县城郊区一所中学的校长了。看见校长春风得意的样子，我想：她生活和工作怎么样呢？可是，就是没有勇气向校长打听。这是怎样的煎熬啊——没人知道，没人理解！
　　
　　 一九七八年初秋，我去她工作的寿山中学开会。散会后我鼓足勇气到她家小坐。这是我们毕业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时间不长，话语不多。但我已经知足了……
　　
　　 一九八三年，我从农村调入县城工作，她也进了城，并且改行进了机关。同在一个小县城里，见面的机会多了（所谓“多”就是一年能见到几次了）。但，每次短暂的见面，我们从不打听对方的工作和生活，也决不谈已往，彼此好像有了什么约定似的。有几次，她去我邻居家打麻将，我们也见了几次。但，她决不和我同桌打牌。我真想和她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回，哪怕只是一回。但，每次都遭到拒绝。奇怪！陌生人都可以在一起撮上几圈儿，况且我们认识，况且我们是同学，况且我们曾经是好同学，好朋友！我夜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只有在同学儿女的婚宴上我们才在一起喝上几杯。于是，就有了我的爽快，她的矜持；就有了我永远忘不了的酒杯碰在了一起。
　　
　　 一九九二年，我从黑龙江调到了辽宁营口。我每次回老家，周文选、王颖超都召集老同学聚一聚，静讳当然也在其中。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书生，个个都已年近花甲。额上的皱纹，头上的华发，都记录了同学们几十年岁月峥嵘。同学中，有的官至副处，有的家私万贯。但，坐在酒桌上就没了尊卑，没了贫富。酒杯一举，侃侃八方，旧时的趣事，如今的奇闻，说点正事，逗点笑话，真可谓无所不及。谈笑间同学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于是就有了“六十来岁的人了，嘴上总没有把门儿的”。我喝高了，竟说出了积压在心里四十来年的话：“此生此世我忘不了你！有日记为证，有书信为证，有我保存至今你当年送给我的书为证。”我哪知道那次她生气了。第二天，沈老师设家宴招待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她竟没去。
　　
　　 去年五一，我回老家为岳父料理丧事。丧事过后，周文选在政府招待所召集三班老同学一聚。她还是没来。周文选说没找着她。其实我不傻，我知道是她不待见我。女人的心眼儿多小！席间，我抱着沈老师和周文选失声痛哭：“告诉她，我就是忘不了……”我不怕同学们笑话，我没有更好的宣泄方式，但，宣泄是不能缓释牵挂和思恋的。
　　
　　 不久，我带着遗憾和抱怨坐上了开往客乡的火车……
　　
　　 透过车窗，一排排婀娜的垂柳掠过眼前。柳者，留也——故乡人肯留我吗？我又留给故乡些什么呢？怅惘中我阖上了双眸。但，我是睡不着的。
　　
　　 上周六，我刚上班。
　　
　　 叮玲玲……叮玲玲……
　　
　　 手机又响了。是一个我不知道的区号。
　　
　　 “喂，是吴老师吗？”
　　
　　 “是。您是哪位？”
　　
　　 “你说我是谁。”不大客气。
　　
　　 “啊，是杨总，杨丽欣是吧？”我以为是北京一个报社的副总监。
　　
　　 “什么杨丽欣，我在秦皇岛。我是在秦皇岛给你打电话。”啊，是她——静讳！我知道她的女儿在秦皇岛。
　　
　　 “那你过来玩几天呗，很近的。”我是真心的。
　　
　　 “不，我今天回黑龙江送孩子。下午两点到沈阳北站下车。你挺好就行。”她挂机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电话？又是那么遥远。她为什么选择周六回老家？中途为什么要在沈阳下车？我还没想明白，上课的铃声响了。
　　
　　 下课后，我才后悔，我为什么不去沈阳见她一面？
　　
　　 都已年逾花甲了！过去是很遥远，但将来并不遥远了。从现在到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当面倾诉自己吗？
　　
　　 啊！遥远的年华！遥远的电话！
　　
　　 遥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