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十二点半。
　　 当我又一次从惊悚中醒来，睁开眼睛，看了看手机。自从来到这个病房里，每一个晚上，睡意都迟迟不肯合作，成了最不可靠的肥皂泡，总是还没上升到应有的高度，便碰到了什么障碍，毫不留情地破裂了。这使我很恼火。闭上眼睛，怒力摒除一切私心杂念，强迫自己什么也不要想。我试图把烂成碎片的一堆睡意再重新捏合到一起，让它恢复到最初的模样，宁静，踏实，温馨，浑圆。可是已经不可能了，躺在病床上，思绪游离，无羁无绊，睡意成了被失眠打开笼子的鸟，在黑夜里划拉着翅膀，四处逛荡，脑神经兴奋得无休无止。
　　 因为闭着眼睛，嗅觉也便格外灵敏，慢慢地，我嗅到病房里的一些味道：剌鼻难闻的是药水，舒缓和悦的是病房特有的味道，类似于一种安定药片，平和的，宁馨的，安放苦痛的味道，还有一些是鲜花的味道——2号床的床头柜前摆放着一大束鲜花，各种花朵姹紫嫣红，幽幽放出芬芳。此外就是说不清的各种味道了，苦涩的，难闻的气味。这应该是每个医院都有的味道了吧，整个医院，好像成了一个火上熬煮着的中药汤罐，咕嘟嘟的炖煮着的，混合了各种药材，掺杂在一起，已经分不清原本的模样。这些味道，酸甜苦辣俱陈，喜怒哀乐皆备，而每一个病人，或者陪护的家属，也成了一味中药，被一寸一寸光阴慢慢地熬煮着。多么难熬的日子，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品尝过这种味道，无情的，甚至是粗暴的，不由分说，就灌进了你的生活中来。
　　 即便闭上眼睛，我也清楚地知道病房里每个人的方位。母亲已经熟睡了，正躺在我右边的3号病床上，发出轻微的鼾声；在她的右边，有一个相貌美丽的二十多岁的女教师，2号病床；在女教师的右边，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1号病床。病房里只有三个床位。那些陪床的家属大都自带行李，设备简陋，或席子一铺，或简易床，或躺椅。我和姐姐在3号病床左边，临近窗台旁铺了一张20元买来的草席，再垫上毛毯，一东一西，陪在母亲身边。幸好是夏天，不用受寒冷的折磨，在这个季节看病，倒比其他季节更妥切方便些。
　　 405病房居于二十六层楼，属甲状腺科。住院部很高，足足有几十层的样子。第一次来，站在楼下往上望，那高大的楼层在阳光中矗立，竟然有一种眩晕感——尽管以前也经过此处，但那时属路人，完全是旁观者的漠然，并没有亲自进入的感觉。现在完全可以想象，26层楼，在空中摇摇欲坠的模样。而我们也如微粒芥末，正随着摇摇欲坠，身不由己，任命运摆布。是的，一进入此楼，我们都成了高树之上巢中的卵，命运前途莫测，古人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我们来到26层楼上，不想摘星辰，哪怕是最好的星星也不感兴趣，每个人只想赶紧治好病，下到地面上去，接上地气儿，才能长吁出一口气儿，让那颗时刻忐忑不安的心能得到最好的安顿。
　　 母亲的病非止一日，积患已久。十年前，她因为患甲状腺瘤住进了县人民医院，是良性的，做了手术。可惜那医生医术不佳，当时并未彻底根治，直至十年之后，这个病又顽固地再次发出阴森的萌芽。她的脖子鼓出来一个小包，不疼不痒，却最是可怕，仿佛一柄利剑，阴森莫测地悬在头顶。在我们的逼迫下，母亲到医院检查，还是甲状腺瘤，良性的，原是十年前没有彻底拔除的病根，又一次恶狠狠地发出芽来。县医院肯定是不能再做了，我们绝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一家人经过反复考虑，商讨，再给母亲再三再四做工作，连哄带骗的，最终来到了这家省会医院。
　　 在身体同样的地方，相隔十年后，母亲挨了第二刀。
　　
　　 六七十岁的老人，做手术是有风险的。但据说主治医生见多识广，八十多岁的人也在他那儿做过类似手术，像这样的小手术根本不在话下。他的名片上，留美博士，某某著名医学专家的高材生，再接着就是获得的各种荣誉和称号，看着还是可信的。事实上，每个病人来到医院，都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在医院里，医生成了病人的亲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无论他们多么富贵荣华，或者贫贱寒微，他们的身家性命被交托在医生手里，是杀是剐，是生是死，已毫无自主权，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神秘，高贵，权威，他们将你的身体这样研究，那样处理，你仿佛成了局外人，被置之事外，你成了你自己身体的旁观者。
　　 手术室外，我和姐姐还有侄儿在等待。
　　 手术室外的人很多，有限的椅子早已被抢一空。那些家属，或卧，或坐，或蹲，或站，无一例外，脸上的表情焦灼，无奈，内心都有期盼和祈祷在潜滋暗长，而一面鏊子却火焰熊熊，恶狠狠地将他们的希望在干炸烤炙。前面是未知的命运，一道玻璃门，隔开生与死。就有人面带欢喜，接着护士推出来的病人离开此地，就有人大哭，面对突然而来的噩运。生与死在轮番上演，这不是无关痛痒的舞台，戏里的悲剧人物在引颈就戮之后，还能起死回生——谢幕后，还能爬起来，洗净油彩，继续呼吸，这是真实的人生，每个人都面对残酷的真相而无法抽身退步。有的人在聊天，认识的，不认识的，交换着各自亲人的病情，或者随便找些话题，打发这难捱的时光；有的人在玩手机，游戏或聊天；还有的人一声不吭，面目呆滞，神情木然。手术室外人很多，空气污浊不堪，声浪一波波儿的，嘈杂繁乱。其实在手术室内外，命运之剑不止是在给病人审判，遭受审判的，还有病人的亲属，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非亲身经历而不可知。
　　 时间仿佛停滞了似的，一秒一秒被拽着一样，那叫走得缓慢。经过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漫长等待，母亲终于被护士推出了手术室。
　　 我和姐姐还有侄儿一起扑上去，医生说，麻药劲儿差不多已过，我赶紧喊，妈，知道我是谁吗？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们，眼神恬静，安然，答道，妮。声音虽然微弱无力，却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我放心了，我知道母亲意识清醒，能这么快清醒，就说明手术很成功。按医生交待，母亲当晚被送到重症监护室里。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但相比术前，心里还是多了一份安然。我和姐姐还有侄儿在405病室聊天，说起母亲多灾多难的经历，幼年家贫，跟外婆要饭；婚后因生性软弱，屡受婆婆妯娌欺凌，再加上父亲在外做工无暇顾及家里，无人做主，仿佛一棵野草，在夹缝里苦苦扎挣。也或许正因如此，才多气伤身，累及一生受罪，算起来，这可是她动过的第四次大手术了。
　　 母亲慢慢好起来了。看着她一天天康健，我和姐姐也开心起来。姐姐原本晕车，已经登峰造极，“达到某一境界”，三轮车，摩托车，中巴车，小轿车，连带着，竟然还晕电梯——至少之前，她来到省会城市，还从未坐过这么高的电梯。一站到几十层高的电梯上，她就开始头晕欲呕，站不牢稳，真真没有法子。在家娇生惯养的我，被“时势造英雄”，便承担了诸如买饭，拿药，陪母亲做检查等事，我们姐妹两人分工明确，我主外，她主内，倒也井井有条，相得益彰。这一次，经过多少天来的煎熬，我们姐妹同心，其利断金，终于把母亲的病治好了，这也算是我们姐妹合作最好的一次了。
　　 中午，父亲给母亲打来电话。母亲的声音虽依然依旧虚弱无力，却充满了欢喜，内心有掩饰不住的安慰，泉水一样冒着泡儿。父亲有些耳背，母亲的声音努力放得很大，两个人聊了聊病，又聊了聊家里的庄稼，玉米啦，麦子啦，菜园子啦，甚至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一一说到了。病房里充满了快乐的气息。我和姐姐在旁边偷听着，哦，不是偷听，是正大光明地听，他们的声音那么大，便是不想听也都自动跑到了耳朵里。我和姐姐对视一眼，偷偷地笑了。在老家，父亲脾气向来暴躁，很是大男人主义，人也木讷不善多言，而且天天忙于农活，对母亲一向少有温存体贴。母亲这么一病，听得从老家特意赶来的侄儿讲，父亲在家很发愁，寝食难安，经常一天几遍跑去问侄儿，母亲的病究竟怎样了，关心之情殷殷可现。真是患难见真情啊，大难之前，夫妻之间，也并非所有的同林鸟儿都各自飞的。
　　 临出院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姐姐扶母亲在走廊散步。透过26层楼的窗子往下看，到处车水马龙，立交桥错综复杂，城市的声音一阵阵传来。我们离星星很近，离天空很近，离大地很远。可是往下俯视，灯光璀璨闪亮，四处流光溢彩。我们长久地望着。母亲说，真好看。我说，妈，要不是生病，你就不能看到了。姐姐说，傻话，宁愿不看也不生病。母亲说，我这次长了见识，开了眼，也不全是坏事。窗外的晚风吹过来，软软的，清凉的，仿佛上帝慈和悲悯的手，抚摸在身上感觉分外舒服。我长吁了一口气，七月盛夏，酷暑难耐，心灵折磨，身体难过，经过这复杂难熬的半个月，终于过去了。
　　 早上我们收拾东西出院，和医生还有护士告别。同病房的两个病人早已在一周前就出院了——她们身体根基好，术后反应正常，恢复得也很快，不像我母亲，动过几次手术之后，身子骨缺了底气，太虚弱，恢复也慢，便多将养了一周。我和姐姐掂着大包小包，扶着母亲，迈出405病房的那一刻， 我回过头望了一眼，此时内心不是留恋，是感慨：三个床位，早已被护士换上了新床单，枕头、被子全换了干净的，地板也被清洗了一遍，病房里的一切板正熨贴，仿佛从来没有人住过。可是住过的病人知道，病人的家属知道，这个房间，曾经在病人面前横着一道生死门，门关上了，又打开了，再关上，再打开。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离开。来的人带着痛楚和沉重，离开的人带着欢喜和轻松。
　　 病房里一直充斥着的，是死神的味道，也是新生的味道，有希望，也有绝望。这种味道，每个经过的人都必将终生难忘。
　　 别了，405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