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我与眼疾的抗争(散文)
一直患有很重的眼疾。不能受强光照射,不能看太久的电脑。特别是风沙天气,眼镜更是不能离身。所以,太阳镜也成了我常年的伴侣,春夏秋冬都要架在鼻梁上。
说起眼疾,我不知该喜还是该恨。姐姐说,是眼疾让我变漂亮了,但这眼疾,在去年却差一点让我魂归天国。
说起与眼疾的斗争,就该从七岁说起。
母亲在世时,我一直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那年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来到了村头的杏园,看着黄澄澄的、挂在枝条上的杏子,我自是一边流着口水,一边不顾一切地往树上爬。不小心,一根细小的枝条从眼睛上滑过,当即便是一阵刺痛,泪止不住地顺着脸往下流。急忙从树上下来,跑到小渠边,就着略显浑浊的水开始不停地洗眼睛。这下可真的糟糕了,本就有些刺痛的眼瞬间红肿起来,在小伙伴的搀扶下回到了家里。再看,左眼已红肿得像面包,皮肤被撑得透着锃亮,眼也睁不开了。
母亲赶紧请来了村里一个姓林的赤脚医生。医生看到我红肿的眼睛,又问了我当时的情况,说是枝条挂伤了眼睛,却不该用浑浊的水清洗,细菌感染了,嘴里却说不碍事,过些时候就会好。用盐水帮我清洗了眼睛,拿出当时算是最好的药膏“四环素软膏”,让母亲为我细致地涂抹到眼周围,并叮嘱,一定不能受风。当时疼得我“哇哇”地哭,医生说一定要忌讳哭泣。
当时正是维吾尔族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而我们居住的小村只有我们一家汉族。维吾尔族是热情好客的民族,我们一家自然是被每天邀请,东家作客、西家拜年。
一家人都出去拜年,留我一人在家,母亲是不放心的,又顾忌到我的眼疾,母亲会留在家中照看我。对于好动的我,被蒙上双眼,安心躺在床上,感受黑暗的世界,真是如上刑一般,全身不爽。刚好邻居阿瓦汗大妈来家里,给我带来了馓子,母亲把馓子放在我的手心,我捏着馓子在黑暗里摸索着往嘴里送,听着母亲和阿瓦汗大妈唠嗑。
原来阿瓦汗大妈是特意来请我们一家人去她家拜年的,她还一定要母亲去,说,如果母亲不去就是看不起她。父亲和母亲无奈之下,准备留我独自一人在家,母亲去去就回。我死活不同意,哭着闹着要跟着去。撒泼地将馓子扔了一地,还要将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拔下来。医生本就嘱咐不可以让我哭,父亲母亲赶紧抱着哄我。在我的牛脾气下,母亲只好用一条纱巾将我的脸整个蒙起来,父亲背着我到阿瓦汗大妈家拜年。当时正是黄昏,有风飞起,如此,我的眼睛也就经受着风和眼疾合伙的考验,我没经受住考验,还是着了它们的道儿,第二天眼肿得更厉害了,并伴着刺痒,我只好乖乖地被送进了医院,那种疼痛也很让我唏嘘了几天。
一个月后,眼疾还是痊愈了,本是单眼皮的左眼,却因了这场眼疾变成了双眼皮。看着这因祸而变成水灵灵的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睛,当时虽小,也虚荣地觉得很美,只是没想到这眼疾却一直会陪伴我。
七岁,我与眼疾斗争的第一回合,我战胜了眼疾,可是我也受到眼疾的惩罚。往后的日子里,只要迎着风,就会泪流满面,像被谁欺负了一般。
与眼疾第二回合的较量,是我十岁那年,母亲去世。
那是个秋,母亲在细雨绵绵的晚上走了。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终日抹泪,眼睛一天肿似一天,一天红似一天,接着眼前便开始模糊了。
父亲把我背到医院时,医生下了判决书,说我的左眼怕保不住了,以后说不上会失明。父亲一下子呆住了,紧紧抓着医生的手,泪不断地往下流,嘴上只是不停地重复着“孩子还小,一定救救孩子,一定要救救孩子。”说着父亲腿下一软,“噗通”跪在了医生脚下。医生慌忙拉着父亲的手拽起了他,嘴里也忙不跌地说“我们尽力,一定尽力,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治疗。”
也该着我的眼睛会治愈,当时父亲的好友,眼科主任马仕堂马叔叔恰巧进修回来,没放下行李就赶到了医院,对我的眼睛进行了仔细检查,得出结论:结膜炎。只要治疗得当,用心呵护,不留泪,不揉搓,会治好。
马叔叔和父亲是生死之交,文化大革命时,他和一群人在农场劳动,把随手捡起的一张报纸坐在屁股底下。结果报纸的第二版,刚好有个毛主席的头像,他没发现,他这个无意的举动却被人举报了,当成了“美蒋特务”差一点批斗致死。父亲刚好在公社当差,想办法救了他的命。所以,他看到我这种情形,一定会拿出看家本领治好我。
那年秋,我又开始了和眼疾的斗争。
我每天早上十点开始挂液体,在输液的空档,父亲就将马叔叔的独门解药——一种自己配置的中草药熬成浓汁状,将毛巾在里面浸透,然后放在我的眼睛上,让药汁的蒸汽缓慢地渗入眼部毛细血管,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达到治愈效果。
就这样,在马叔叔的精心治疗,在父亲的悉心呵护下,三个月后,我又一次战胜了眼疾。虽然还是会迎风流泪,却也没落下大的毛病。一对眼睛也依然水汪汪地美丽。
2002年父亲走了的春天,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左眼又开始有了略微的疼痛,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左眼睑下有一个麦粒大小的青筋爆起。到医院检查,做了眼部B超,医生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因过度哭泣,揉搓眼睛,造成眼睑下毛细血管血液流通不畅,血液淤积。那个爆起的小青筋就是淤积的血液,慢慢会散开,经常点些眼药水,自己会好起来。听了医生的话,我也没在意,果然过了几个月,慢慢从父亲离去的悲伤中走出来,心情变得舒畅,眼睛下的青筋虽然还在,已没什么大的不良反应,似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2004年冬天,我所工作的乡镇开始整理全乡贫困户档案。我因为懂双语,会读会写可翻译维吾尔族文字,全乡7500口贫困人口,2500户特困户的档案微机化管理又落到了我头上。也还好,乡领导知道我患有严重的眼疾,配了一名干部给我打下手。
我每天要盯着村里上报来的手写档案,认真对照翻译。因村里的干部有很多是文盲或小学文化程度,写出的文字很不规范,翻译、阅读显得很吃力,而当时这些档案限定要两个月内完成。档案的内容详尽而复杂,不能有丝毫的错误,不然就会张冠李戴,不能实实在在地将党的扶贫优惠政策落实到真正的贫困人口身上。
我只好每天在乡里加班到晚上12点,回家再带一部分档案,在家继续翻译到3点。还要反复校对,反复询问村干部。每天眼睛都是红血丝,肿得看不清人。两个月后,自治区扶贫办来检查,我们乡的贫困户档案微机化管理是全县完成最出色的,翻译准确无误,输入程序未出现丝毫纰漏。也就在我完成这项工作后的当天,眼疾就向我下手了,将我送进了医院。
此时,我左眼睑下的那个爆起的小青筋已开始发硬,低头就会疼痛,只是感觉不是很明显。当时县医院还没有我这样的病例,医生也没看出大的毛病,也只是打了一周的点滴,吃了些消炎药,草草处理了。
2010年的九月,眼疾越来越猖狂,也越发地肆虐起来。那块麦粒大的青筋已发展到了黄豆粒大,根本不能低头,低头就牵得头疼,更别说感冒了。只要感冒,整个左眼牵引着我的头疼得我想撞墙。由此,我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九月底,我请了病假,来到了新疆军区总医院。找熟人,请到了眼科主任马文斌。当时他诊断为:血管瘤。一听到“瘤”我还没反映过来,爱人却惊呆了,一把拉住马主任的手,带着哭腔说,你一定得救她,怎么会是瘤,怎么会是瘤,她如果……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
马主任笑起来,还没活检,你怕什么?瘤分好几种,有良性的,有恶性的。她这个我看了,应该是良性的,别有思想压力,办好住院手续,我得尽快给她做手术。看着我疼得捂着半个头,耷拉着脑袋有气不力的样子,马主任拍拍我的肩,没事,别有心理负担。我艰难地笑了笑。
九月二十七日做了切除手术,“十一”国庆节长假结束后,活检报告出来了,听到马主任吐出的“良性”两个字让爱人松了一口气,脸上笑开了花。
血管瘤切除后,果然不再疼痛,也因为马主任的技术高超,我的眼睛做完手术后,丝毫也没人发现我的左眼睑动过刀子,还把常年因为青筋爆起造成左眼明显出现的眼袋也切除了,如今左右眼一样明明亮亮,鲜鲜活活,也眨巴得更灵动了。只是马主任在我战胜眼疾,准备凯旋回家时,叮嘱我:以后不能让眼睛太疲劳,不能对着电脑太久。这怎么可能啊,对于喜欢写文字的我,那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我当然不会看着眼疾得意,我也只能与它继续斗争在电脑第一线了。
看着不屈服的我,眼疾当然也不含糊。
去年冬天,天气寒冷。
周五下午,党团活动日。听完党课,几个闺蜜集体翘班,凑到了我办公室。小雅突然来了兴致,提议出去吃火锅。那是最具有麻辣味的重庆火锅,吃上真带劲儿,辣得我直吸冷气,大冬天鼻尖上冒着汗珠,嘴里像要喷出火。
吃是吃爽了,可也就在第二天,左眼睛红肿,不挺地流泪。可恶的眼疾又不失时机地将我请进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这次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泪囊炎。我流着泪笑着和医生调侃,是不是我泪水太多,泪囊才会发炎。医生很严肃,说,不排除这个可能。
医生开出了头孢拉定、诺氟沙星等消炎针,在医院挂起了点滴。
第一天挂点滴并没有出现异常,第二天却出现了输液反应。当时只觉得耳后有一点点痒,接着头便开始发懵,刚喊了声护士……便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只看到爱人惨白的没有血色的脸,颤抖的想给我喂口水却拿不稳杯子的手。
我却笑着说,看你,我不是好好的,人家马克思爷爷说了,老张同志还在家等你呢,你怎么跑这儿遛弯来了?快回去,该干嘛干嘛,就一脚把我踢出来了。爱人看着我红肿的眼睛,全身因过敏反应而发硬的身体,竟然抱着我“呜呜”地哭起来。我躺在病床上,拍拍他的背说,你看你,我不是好好的,又没死,我这老公啊,看来也就疼老婆这点儿出息了。
这一场斗争,眼疾差一点儿送我见马克思爷爷,可我还是不会屈服。两个多月后,我又走出了医院。
今年二月九日,我成为了江山文学网山水神韵社团的一名编辑,与电脑为伴的日子更多了。眼疾也依然与我时不时地发生战斗。
快步入四十岁的我,已和眼疾来来回回地斗争了30余年,也大战了五、六个回合,对于它的秉性也早就摸透了。只要觉得它给我要带来麻烦,眼睛发生干涩与红肿的现象,我立马用诺氟沙星滴眼液对付它,眼疾也就败下阵来。
细细想来,这眼疾也不容易,总要时时地注视我,看有没有机会将我整治一翻,可我,又怎么会乖乖就犯,依然故我地熬夜写作、编辑文字,如此,眼疾也日益无奈起来。
其实,我知道,今后的岁月里,我还会与眼疾发生战争,我却相信,我一定能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