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宝岛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李某如是说三毛，“我看她整天在兜她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她那个一再重复的爱情故事，其中有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如果三毛是个美人，也许她可以以不断的风浪韵事传世，因为这算是美人的特权，但三毛显然不是，所以，她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她的荷西也不胜负荷，所以一命归西了事。”李某并说三毛去非洲是自成一派的“三毛式伪善”，这缘起于一次聚会，李某在聚会上见到三毛，便问三毛为何去撒哈拉，“三毛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要她的帮助。”李某便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理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三毛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或许她压根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从没想到有人会问她这样的问题，所以她窘住了，答不上来。她说自己是基督徒，很佩服去了非洲的史怀哲，所以自己也去了那里。李某便又说：“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他还说三毛帮助非洲黑人是一种“秀”，“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
　　 这种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逼问和质疑显然让心思单纯的三毛无法招架，她只是那么单纯的女子，怀揣着单纯的梦想，因为喜欢和向往远方，因为喜欢那份漂泊的凄美的感觉，而选择离家远去，而且去到了那么一个地球上算得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地方。她天性纯良，遇到贫困的人们便自然心生同情，发自本真地真心地帮助他们，不忍见他们受苦，所以她说她去非洲是想帮助那里的人们，这样的回答应该也是没多大问题的。但这样纯良如山涧小溪的三毛面对强悍如雄狮且又一向较真究理的李某还是稚拙了一些，她应该直白而直接告诉他，我就是喜欢撒哈拉，就是喜欢去那儿，怎么着了？！
　　 至于李某质疑她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撒》书中所说的是三毛和荷西在坟场区租了一个非常苛刻自私的当地人的一间简陋的破屋子，后经过夫妻俩的巧手改造，才让它变成沙漠里的一个理想居所的。而去撒哈拉时，三毛确实是带着父亲给的一笔钱去的。但这又错在哪里了呢？难道所有有爱心的人都要被逼捐，且要被逼裸捐，这样才能算做真正的善举和善心么？三毛一介如此脆弱娇小的女子，她远离家乡去地球那一端那么环境恶劣的地方体验生活、体味人生，这样的举动已经实属不易，更何况她还尽其所能地帮助当地人，她脆弱的生命和心灵本已荷载了太多，常人从她那里获得了那么多的快乐，她拼命从她的精神行囊里慷慨大方地往外掏快乐，而这些快乐都是她和荷西付出了多少心血，拼命压榨自己的物质享受所得来的。
　　 我们看着她的书、享受着她为我们创造的乐趣，但却不知她在遥远他乡与荷西要经常面对的却是生存与环境的严峻挑战。李某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地将一个弱女子逼上绝路呢？试问在三十多年后物质和环境条件都已大大改善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有当年三毛那般卓绝的勇气，背井离乡不远万里去那儿长久地体验那么艰苦的生活呢？去那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当地人呢？去用脚丈量那赤贫荒凉的土地，却只为将体验到的别样的人生书写成快乐的片段，换来读者的欢笑和泪水呢？她揣着带着父母深沉的爱的一些钱款去那儿又怎么了？更何况她和荷西并未将那笔钱挥霍，而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拿出来补贴家用维持生计的。难道李某自己就没有一点存款么？非要她身无分文地饿死在沙漠才算对当地人奉献了爱心么？
　　 说到这里，想起《吕氏春秋》上记载了的“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两个故事，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籍的奴隶，出钱将他赎了回来。按照鲁国的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凡有人能花钱把他们赎回的，可以到国家报销赎金。子贡赎了人却不愿接受国家报销的赎金，一时在鲁国被传为佳话。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为了表示感谢，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知道子贡赎人的事情后数落子贡，说从今以后，鲁国人就再也不肯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因为子贡你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你如果收回国家给予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付出的钱，别人也就不肯再去赎人了。因为在孔子看来，你不要赎金，那别人也不好意思要，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愿意白花钱去救自己的同胞了。相反，孔子却表扬了子路，说这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因为在孔子看来，一个肯救，一个肯谢，则酿成风气。救的人拿得心安理得，谢的人也给得真心实意。在孔子看来，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
　　 子贡的行为把原本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标准拔高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反倒是阻挡了别人的行善之路。而李某的责难和质疑正如同这个故事中的子贡，无形中拔高道德标准的高度，三毛这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身体力行地帮助别人都不算善举，那您倒是“秀”一个看看！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要把道德标准提到很高很高呢？而且往往这样的人自己却并不拥有多高的道德操守。比如从车轮下救出小悦悦的陈阿婆，一个那么不起眼的善良单纯的阿婆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了一件自己认为人应该做的事情，但却被一帮人质疑成说她想出名，想得到好处，想进演艺圈，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这是在讽刺好人还是怎么的？拜托，您自个儿见死不救也就罢了，别再糟蹋和歪曲诋毁好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善意之举了，别让好人流血流泪还伤心，如果人人都是这般肮脏不堪的想法，都这样歪曲中伤那些真正的好人，试问社会的诚信、伦理、道德到底要滑向何处去您才高兴呢？！
　　 更有个叫马某某的台湾人，循着三毛的足迹，从台湾到西班牙，再到撒哈拉，遍访三毛书中所描述的她的邻居好友，写成一本叫做《三毛的真相》的书。书中说三毛并不是《撒》书中所描述的那么善良、单纯、活泼、古灵精怪，而是一个自恋、神经质的女人，还说荷西也并不如书中所描述的那般完美，而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小老弟，并说三毛嫁给荷西是出于虚荣云云。
　　 不知道马某是怀着怎样的心态来写这本书，来跟踪三毛的足迹的。但且莫说三毛笔下的故事、荷西和三毛不是虚构的，就算真是虚构的，那更能体现三毛作为一个作家的让人称赞叫绝的天分，你想啊，连不存在的东西都能被她生花的妙笔描述得这么逼真形象，这么有声有色，让读者身临其境，可见三毛文学功底之深厚、文学修养之高深了。作家笔下的作品本来就是允许虚构、夸张和渲染的，谁规定作家写作时就只能原原本本地写啦，那是书信，不是文学作品，马某可能不知道文学作品与书信的区别，所以才有此举动。更何况三毛还“虚构”得这么真切、迷人，令无数读者心生向往，这便是她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成功之处。若三毛在世，只怕要好好感谢马某呢，感谢他的书和他的这番不远万里的寻真求证的举动让世人更加关注到三毛高超的写作技巧和“虚构”天赋呢。
　　 这世间的人心和人性最是奇怪和复杂，而国中很有那么一些人，从古至今都有，他们总对一些超群的人绝不放过，余秋雨就曾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这样说过，“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最近读到的龙应台女士的《野火集》来。龙应台的文章笔触深刻，极具理性和极其冷静，分析问题条理分明、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绝不粉饰太平。在《野火集》的《自白》一文中，龙应台不无感伤而无奈地说，“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了出去，像野火一样烧开。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战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哎，对方原来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
　　 看来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男尊女卑的成见与陋习没有得到改观，对于女人的看低还是表现在一些方面。国人中的很多人对于无意“犯了众怒”的女人，不管她是否真有桃色绯闻，总会习惯性地给她冠上“妓女”、“婊子”之类非常难听的名头，大概他们深信，要想毁掉一个女人的名节，最好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给她头上扣这么一个“屎盆子”，这个“杀手锏”一出，定能让这个女人元气大伤、厄运难逃，从此不明真相的人们就将信将疑，再弄这么几个人异口同声一唱和，嘿，不明就里的人们就跟着人云亦云了，说，你看，别人都这么说呢，看来应该是真的了！从古到今，对于一个个女人的抹黑就是用这种最无聊最低劣最下作的手段和方式，但这些人却独独忘记老祖先也说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身正不怕影子斜，上苍永远是清醒着的，生活亏待了你，历史也不会亏待你！更何况自古以来，这些好攻击与诋毁别人的人往往自身并不具有怎样高的道德修为，却总喜欢把别人往最肮脏的事情上面扯，其实这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己内心里肮脏不堪，否则怎么他们眼里就见不到一点阳光和美好呢？
　　 于是余秋雨也总结出了经典的话儿——“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