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黄立川来襄樊探望他的亲戚——燃化局局长秦银传，顺便和老秦一起来我家看望我，老秦原本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午，我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的恩师。
　　 席间，黄老师问我还记不记得大冶一中低我一年级的同学罗辉，我说还有印象，那时他很瘦小，而且头有些扁，大家都喊他：“罗扁头”。但是他的学习是出了名的好。1966年高中毕业，因为遇到文革，高考取消，他们那届学生都回乡了。
　　 “罗辉现在就是你们襄樊市市长哦！你难道不知道？”黄老师问我。
　　 “哦！市长罗辉，长得高大威猛，那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当年的小罗辉了。”我有些吃惊地回答。
　　 于是黄老师向我介绍了罗辉后来上了华工，毕业后又考上了华工研究生，最后从政，几番升迁，就当了襄樊市市长。并且说，你有事，可以去找他。他说这话时，我也没有在意，我是个清高的人，一般不愿“攀高枝”。
　　 后来黄老师又去市政府看望了罗辉，向他说起了我也在襄樊工作的事。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没过多久，一天，罗辉抽空来到市科协，首先到办公楼二楼找到科协主席们，说是想看望一下老校友李镜吾，几位科协主席赶紧陪着他来到一楼组宣部我的办公室。有人在场，我们也只是寒暄了几句，坐了几分钟，罗辉说还有公事，告辞了。于是我们送他上了车。
　　 又过了一段时间，科协主席们告诉我，市委组织部给科协一名副县级干事（就是调研员）的指标，虽然是非领导职务，但是比科级毕竟升了一级，可以享受科协副主席待遇。我的资格和任职条件刚好符合上级要求，经过科协党组研究，对我进行了民主测评，我以全票通过。于是科协党组向市委组织部上报了我。
　　 不久，市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我为市科协副县级干事，随之工资升了三级。我真的不知道，这次任命，是否与罗辉有关，反正是天上掉了一个馅儿饼，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其实我知道，我的工作业绩和水平何止一个科协副主席呢？1983年，市委组织部就派出小组考察我，准备升任我为局长，被我谢绝了，那时，我是一门心思在讲授日语、写书、翻译上，现在任命个副县级干事，是实至名归的事了。
　　 科协为了筹备“市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临时任命我为市科协代理秘书长，增补我为市科协常委。我一下子变得“有职有权”了。
　　 2000年春，我受罗辉市长委托，作为组长，带领襄樊市科协科技联络组访问浙江大学，寻求襄樊市与浙江大学“产学研”的协作，引进浙江大学的科技成果。代表团成员有，赵世举——襄樊学院院长，郭茂咸——物资部襄樊物流所（其前身就是浙大校长潘云鹤当年创办的襄樊自动化所）副所长，张军红——襄樊民营大力公司董事长，付君——襄樊市仪表元件厂总工。
　　 飞机降落在杭州笕桥机场，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的秘书在机场迎接我们。在去浙大的路上，我回忆起潘云鹤在襄樊的一幕幕。
　　 潘云鹤，杭州人，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学的专业是建筑，我们虽然不是同校，却是同届毕业。1970年，他被分配至襄阳地区管辖的南漳县钢铁厂工作，专业完全不对口，他每天在捡废钢，干着十分辛苦的体力劳动。每天晚上他在路灯下自学电子技术，日积月累，终于学成。于是他给当时的襄樊市委书记曹野写了一封信，希望襄樊市推广电子技术应用，曹野慧眼识英才，将他调入襄樊，任命他为市科委副主任，组建襄樊市自动化研究所。我在1976年调入襄樊时，他已经是襄樊自动化所所长了。他是领导，而我只是一个技术员，我们很少交谈，但相互间欣赏，也许是惺惺相惜吧！1978年，他毅然辞职，考上浙大路甬祥研究生，在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嗣后，一帆风顺地当上了浙江大学校长，在全国第一个开展兼并学校的活动，将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杭州大学等并入浙大。使得他闻名全国，在全国各名校掀起了兼并院校的高潮。他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到了浙大，我们下榻灵碧山庄宾馆。晚上，潘云鹤在百忙中抽空宴请了我们一行。他还是那么魁伟英俊，潇洒斯文，像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我们，与我们合影留念。晚餐后，他又步行送我们到灵碧山庄我住的房间，和我们促膝相谈。他在仔细地询问了襄樊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以后，问到了与我分别后的工作情况。于是，我送上了我写的几本书和诗集。我说：
　　 “你已经是工程院院士，浙大校长，名震全国！我们都是同届毕业生，与你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哦，惭愧得很哪！”
　　 “镜吾啊！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我彼此彼此，都差不多的。如果说我有些成就，那也只是我专攻一个专业——电子技术和计算机；而你虽然是努力了，但你关注的专业过多了，比如，你又搞铸造，又搞编辑，还搞过文学创作，又搞日语教学，搞翻译，还写诗，还从政，当秘书长，你是‘杂家’，精力分散了，很难在哪一领域搞出突出的成果。”
　　 潘云鹤一席话说得我心服口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这一生虽然努力拼搏，敢为人先，但与所取得的成果不对称。我坐失了1978年考研的机遇，坐失了1984年到《深圳特区报》工作的机遇，留在了一个变得保守的地市级城市的科协工作，这个舞台太小了，条件太有限了！这个舞台需要的是“一马当十杂”，需要的是“杂家”，而不是专家。
　　 我沉吟了一会儿，引用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词：
　　 “唯唯，否否，不然！”我接着说：
　　 “国家需要像你这样的高层次的专家，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低层次的‘杂家’嘛！”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送潘云鹤到灵碧山庄门口，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上了汽车。
　　 随后，我没有进宾馆，而是独自一人到不远的西子湖畔散步，心里还在想着潘云鹤的对我评价的一席话，他的话对我的一生作了总结。我已经55岁了，快要退休了，这之前，我从未对我的一生认真地反思过，他的评价，令我震惊！
　　 看着西湖的灯影美景，月沉碧波，一阵凉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惆怅。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觉得潘云鹤的话又对、又不对。对的是，我这一生确实是将精力分散了，没有把精力集中到一个专业上；而不对的是，我即便是把精力集中攻一个专业，也未必能够取得潘云鹤那样的成就，尤其是我学的铸造专业——是夕阳产业。
　　 诚然，内因是成功的依据，外因是成功的条件。潘云鹤，雄才大略，智力过人，自身的奋斗目标明确，艰苦卓绝，从不懈怠——这是内因；再加上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外因，所以才有此成就。就拿当年襄樊市科委70届“四才子”来说，张乃宁，虽然考取了丁肇中研究生，随丁肇中去德国高能物理实验室工作学习了两年，回国后，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但是我国没有德国那样的先进的高能物理回旋加速器，‘英雄无用武之地’，据说他后来下海经商了；张天序，考取华工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后也只当了华工计算机室室主任，都没有达到潘云鹤的高度。不是他们不努力、也不是他们专业目标不明确，而是他们没有潘云鹤那样的外因。
　　 我又想到了老家大冶儿时的伙伴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因受龙角山铜矿工业污染，先后罹患癌症去世；又想到大冶一中的同学们，除了罗辉，也没有几人在事业上登峰造极的；接着，又想到西安交大的校友们，大多数虽然事业有成，但他们也只是默默地为国家作出贡献，少有出人头地，声名远播者，他们的业绩鲜为人知，他们的成果变成年轻人的铺垫，伴随着时过境迁，岁月流逝，他们的成就被人们淡忘，他们的名字被逝水湮灭。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
　　 而我算是幸运的，我是为当教师而生的，我有幸于80年代的10年里，在全国各地讲授速成科技日语，在教学、以及编著日语教材中，我的各种“歪才”和“专业”都淋漓尽致地、综合地发挥出来了，我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我应该、而且必须给自己的一生有一个明确而公正的估计和总结。当然，与潘云鹤比，我是比不上的，且夫天地之大，位各有主，所谓功名地位乃是过眼云烟，我又何羡乎？即便是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1984年我调到《深圳特区报》担任编辑，但我将错过了80年代整整10年的日语教学的机遇，那遗憾也许会把我的肠子悔青了！想当年演员徐少华辞去出演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唐僧一角，而去上大学，到后来一事无成，就是例证。
　　 我忽然又想到了女儿对我的评价：“老爸！您是学理工科的，在理工生中，您算得上是优质文科男；倘若您是学文科的，那么在文科生中，您算得上是优质理工男。”想到这里，我感到今生无悔！就完全释然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回灵碧山庄睡觉。
　　 翌日，潘云鹤派浙大教学科研处处长带我们参观了浙大主要学院、实验室、校办工厂，收获颇丰。接着，又派他的秘书陪我们游览了西湖、灵隐寺等景点。
　　 2000年妻子已经55岁，到了退休年龄，退休回家休息了。一开始她有些不适应，有些失落。我尽力抽空陪她玩。2003年，儿子、女儿先后结婚成家，然而姥姥年事已高，不能做饭了，妻子又不谙家务，于是我当机立断，向科协党组写了提前内退的报告。很快获得批准，就此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回家当了“家庭煮男”。
　　 2005年，我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开始了我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