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井里逗着邻居韩老师喂养的鹩哥，有人从半开的门缝里探头问：“老伯，能讨点开水喝吗？”我还没搭话，鹩哥已迫不及待地咋呼起来：“开水。开水。”这家伙脑子笨得像灌了浆糊，韩老师教它学讲“万事如意”，教了半个来月它竟一个像样的音节也学不来。弄堂里小贩的叫卖声倒是无师自通地学得有腔有调，活灵活现。我对来人说：“没问题，你进来歇歇吧。”鹩哥也跟着说：“进来吧。进来吧。”
　　 问话的是个卖甘蔗的小伙子，他从两边挂满甘蔗的电瓶助动车上解下个当茶罐的咖啡瓶，进门递给我。我去屋里灌水，隔窗随口问道：“生意还好做吗？”他说：“不好做。过年时买甘蔗讨个节节高的口彩，还好卖，现在过了时节，没人要了。”我说这么长根的甘蔗人家吃不了，切成小段会不会好卖点儿？他犹疑：“大概不行吧？现在，人们好榨汁水喝，我们农闲时出来做点小生意，买榨汁机器别说不划算，就这电驴子身上也没地方放啊。”这倒也是，我想。
　　 我把装好开水的瓶子递给小伙子的时候，他正从“电驴子”上抽出一根茁实的甘蔗，说：“请老伯吃根甘蔗吧，我给你把头尾斩清爽，你放着慢慢吃。”我赶紧谢绝：“你看我这口牙还能咬甘蔗吗？免了，免了吧。”
　　 小伙子推车离去的时候还一路称谢。我说不谢，鹩哥也跟着说：“不谢。不谢。”
　　 听小伙子的口音，像市郊的农民。他们趁农闲时候，骑个电驴子拉些农产品出来卖，一天就可打个来回，比过去方便多了。这要是过去，农民想进城赚点小铜钿，在交通上是最犯难的。现在的孩子们怕是都不会相信，住隔壁门里的阿乡——那个靠捡饮料瓶子卖钱混日子的阿乡，童年时是被同乡人阿三用箩筐挑着走了整整一天，才从乡下挑进上海城里的。
　　 那正是个冬天，天暗得早，六点不到各家都在吱吱呀呀准备关大门了。就见一个打着赤膊，肩头挑着一副沉甸甸的箩筐的汗水淋漓的小伙子，在冬天昏黄的路灯下疲惫地跨进弄堂来，然后看一眼手里捏着的纸头，又对着门牌号码看。直到在隔壁门前放下扁担的时候，人们才看见在一头的箩筐里坐着缩成了一团的阿乡，另一头则是一筐竖着的青皮甘蔗。
　　 只隔了一夜，满弄堂都知道了新顶下4号门里亭子间的刘嫂家来了个同乡。
　　 早上，阿乡的母亲刘嫂抱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切成段的甘蔗，拖着阿乡，一路招呼着“拜早年嘞，新年新势节节高，恭喜发财嘞”，一路往左邻右舍家里送了一遍甘蔗。小孩子们看见来了新伙伴，都悄悄地随着去跟新伙伴玩了。不想阿乡怕陌生，躲进屋里再不肯露脸。好在天井里阿三正蹲那儿用个木盆洗红萝卜。他那些洗过后鲜艳夺目的红萝卜，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趣。那是多好看的红萝卜啊，只有小人书里的小白兔才吃得上的红萝卜！有经不住诱惑的孩子顾不得水冷想伸手一起去洗，这可急煞了阿三：“来不得，来不得，你们爷娘晓得要怨煞我嘞。”
　　 阿三左骗右哄，最后应诺洗好了一人给分一个，还给刻上图画。红萝卜怎么刻画？或许正是这种新鲜、稀奇，才让这些蹲着的站着的孩子们乖乖地围在阿三身边。
　　 当大家看着阿三用一把尖角刀在萝卜上三划两划就刻出个老鼠的时候，阿三已经成了当然的孩子王。那年是鼠年，属老鼠的军军拿着刻有老鼠的红萝卜自然比谁都高兴。只有阿乡在屋里哭吵着，因为这些萝卜是跟他装在一个箩筐里挑来上海的，他看见人家拿走红萝卜，实在是舍不得。
　　 阿三满以为搞定了孩子，挑起扁担准备去弄堂外面摆摊，卖甘蔗。当时哪家的小孩儿都不准随便出弄堂口的，看见阿三要出弄堂去卖甘蔗，竟然都成了跟屁虫。阿三则挑着扁担急得团团转：“去不得，去不得，你们爷娘知道了要急死咯。”后来家长们知道有阿三带着也就放心地让他们跟着去了。
　　 这片石库门房子间贯穿着一条东西向的弄堂。西向弄堂口有个经常关着的铅皮门，大家都叫它铅皮弄堂。东向的小弄堂外面是一条不准开汽车的崎岖的石子马路，春天时候路边有许多地摊，有卖金鱼小蝌蚪的，有卖桑叶蚕宝宝的，有卖小鸡小鸭的，也有卖会踏风车的小白鼠的。现在天气还冷，路边只有出租小人书和卖文具小玩具的摊贩。出了小弄堂，阿三正愁着怎么把孩子们安置好了，自己能安心做生意。有人说要看小书，阿三问过小书摊老板，租书是一分钱一本，两分钱看三本，可以看一个钟头。阿三点过人头付过钱，让孩子们自己挑了小书坐在挡着破毯子的小板凳上轮换着看，自己这才去马路对面的弄堂口摆开了甘蔗摊。
　　 这条路上卖水果的不多，正逢年头上，阿三拉开洪亮的嗓门：“节节高啊，新鲜的甘蔗。哎，甘蔗要吃中央段啊，三分五分买一段嘞。”这一吆喝很快就聚来了不少买客。忙过一波后，阿三想趁着生意空档去看看这地摊市场有啥闹猛的，于是他让军军帮忙看摊子，说：“我前头去打个横，看看人家在做啥生意。”机敏的阿三早看出了军军是这些孩子的小大王，他觉得让军军看会儿摊子是可以放心的。
　　 阿三一路走去，看过几个卖小玩意儿的摊位，那些印花纸、游戏棒、玻璃弹子、毽子、橡皮筋，他都不太留意，看到挂在墙面上的整版的香烟牌子却来了兴趣。香烟牌子上画的人物他多有认识的，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自不必说，那三国志里的张飞、关云长画得特是威风。问过老板，说整版六十张可以十张十张剪着买。阿三犹豫再三，想想还是日后带小囡自己来挑选吧。走过看西洋镜的摊头，摊主那浓浓的山东口音的吆喝比唱山歌还好听：“往里那个看呀，往里那个瞧啊……”他忍不住花了几分钱从那个小洞往里看了一会，看到里面有真的汽车在开，有真的人在走动，原以为就是个万花筒呢，却是这般稀奇，算开过眼界了。但不能多看，这是按时间要钱的。再往前去是个卖铅笔橡皮的文具摊，他花两分钱买了块红颜色的橡皮泥，想着回去给自己小囡玩玩城里小囡们玩的东西。
　　 阿三不敢走远，他终究不放心自己的甘蔗摊，也不放心孩子们，所以匆匆转了一圈就赶紧回来了。在离摊头不远的地方，见军军站在甘蔗摊后吆喝着：“卖甘蔗啊，新鲜的甘蔗。哎，甘蔗要吃两个头，三分五分买一头嘞。”其他孩子也围在一边哄笑。阿三紧赶几步到摊前，正见个老汉领着的小孩要买孩子们手里的红萝卜。军军把萝卜藏到背后，一边还吆喝着：“不卖萝卜卖甘蔗哎，三分五分买一头。”阿三忍俊不禁：“有啥人要吃甘蔗头的？笨煞。”一边又哄着要红萝卜的小孩说，“下半日来买好吗？下半日我给你带个来。”
　　 怕孩子离家时间久了家人不放心，阿三匆匆收摊回来，又顺路把孩子一个个送回家去。一路上他仍旧向孩子们打探啥东西最好玩？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着：“小蝌蚪变的青蛙。”“蟋蟀，会打架的蟋蟀”。“蝈蝈，绿颜色的蝈蝈”。“看小鸭子游水”……孩子回到家里，家人们谢过后少不得对阿三乡下的处境问长问短，也有找出些多余的衣物杂品给他带去乡下的。军军母亲送的几本连环画小书阿三最喜欢，说是回去给小囡看看，告诉他城里小朋友就是看这样的书变聪明的。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阿三就急着启程回乡下去了。
　　 等到孩子们再看见阿三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的暑假里了。
　　 盛夏夜的弄堂是最热闹的。每当太阳西去，各家的孩子就忙着往门口的地上泼井水，待赤热的地面晾干后，就在门口搁起洗衣裳板，摆好小板凳，接着是玩扑克牌，下棋，吃晚饭，晚饭后悠闲地乘凉。那天正在孩子们互相泼着井水嬉闹的时候，阿三头上顶块蓝灰的格子毛巾，赤黑黑的肩上扛着一捆颤颤悠悠的甜芦粟，大步流星地跨进了弄堂。弄堂里玩水的孩子们哪还顾得吊井水浇地，都一窝蜂似地围了上去。
　　 阿三把甜芦粟在墙角搁好，张开双臂挡着孩子们，摆出很严肃的架势宣布：“这是碰不得的东西，这甜芦粟的皮比刀还快，小囡更碰不得。”随后一边从裤腰上解下个包袱挂到捆扎甜芦粟的绳结上，一边说：“不要急，不要急。等我擦擦汗，再把它拿给大家。”孩子们守着碰不得的甜芦粟，眺望着甜芦粟杆顶上一捧捧摇晃着的金闪闪的穗子眼馋，心里想着，除了这“马鞭子”还有啥好玩的？
　　 待到阿三冲洗过后，去那捆甜芦粟上解下挂着的包袱。大家都焦急地盯着阿三慢慢打开绳结，满怀期待地等着看包袱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突然，孩子们都欣喜若狂起来。
　　 最先看见的是一个瓶子里装着的金虫，许多只金虫趴在西瓜皮上，暗红的身子闪着绿色的萤光。玩过金虫的赶紧找来纱线圈住金虫的脖子，拎起来轻轻一甩，它就像小风筝一样在头顶上转着圈儿嗡嗡地飞舞起来。女孩子们可不敢碰这会飞的大虫子，阿三就给她们一人一只装在竹笼子里的蝈蝈，吩咐回去找粒儿毛豆喂着，一会就鸣叫不停了。大点的小子不怕长脖子的螳螂和头上长角的天牛，但更喜欢装在竹筒里的知了。这黑不溜秋的东西力气蛮大，不容易抓到手上。只有大胆的抓住它，捏紧了它的脖子，它才老老实实地叫唤起来。
　　 这个晚上，弄堂里格外热闹。四处不断传来蝈蝈的鸣唱，间隙又响起了知了知啦知啦的嘶叫。饭后乘凉的时候，阿三又给乘凉的邻居送上斩成段的甜芦粟。他记得对门的爷叔有斗蟋蟀的嗜好，赶紧给爷叔送去几个竹管筒装的蟋蟀。接着又给隔壁老伯送去一只饭勺大的乌龟，说这是难找的金钱龟，别看它懒得动弹，养熟了挺听活的。又有一些小跟屁虫吵着闹着要甜芦粟上的穗子，阿三把穗子细细削去扎手的硬皮后，才放心地让他们拿了去玩。不一会儿，满弄堂里到处都是“马鞭子”奔波的快乐的影子了……
　　 当孩子们还汗水淋漓的在梦寐里戏耍的时候，趁着天蒙蒙亮，趁着清晨凉快，阿三打理了邻里施舍的物件，背起包袱，匆匆地赶路回乡下去了。
　　 过年的时候，看见新上市的甘蔗，人们又想起了阿三，但等过了年也没见他出现。天气回暖后，看见路边的小摊上又摆出了金鱼、蚕宝宝和小蝌蚪，孩子们也怀念阿三了，但到蚕宝宝都结了茧他都没出现。暑假的时候，酒足饭饱后纳凉的邻里都好张扬自己的孩子，或是考出了好成绩，或是升上了高年级。凡说起不肯好好念书的阿乡留了级，人们又怀念起用扁担挑着阿乡来上海的阿三。据说他最后一次来上海其实是来探探路子的，他盘算着来上海做宠物生意。他喜欢当孩子王也喜欢玩弄小宠物，对做这门买卖特有兴趣。当时一个外乡人想在城里站住脚，靠的是乡里乡亲的帮忙。当时社会上活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同乡会，可见，同乡情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有多重要了。不过，终究是路途的艰辛和家室的拖累，阿三犹豫了。他也考虑过移居上海，比如他的同乡，阿乡的娘亲。只是如何迈过居所——遮风挡雨的居所这个门槛？刘嫂为了上海的一个“亭子间”，花的几乎是半辈子的心血和劳累啊！难，难得不敢再想了。
　　 等了一个又一个新年，等了一个又一个暑天，没人再看见阿三回来。他终究没有再回来。只有渐渐长大的孩子们仍常常怀念着刻过老鼠的红萝卜，怀念那些金虫、知了和蝈蝈。当时我们还小，哪能知道人生的路途有多艰难。吃苦耐劳果然是人生最少不得的品质，但当我们自己也需要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才懂得，有时候抉择和决心会是人生更重要的门槛，有没有勇气和胆量跨出这一步，可能就决定了能不能随着时间进入新的世界。当然，也可以责怪命运，假设阿三有阿乡的机遇，或阿乡有阿三的品质，他们的未来就截然不同了。
　　 但快乐的阿三终究给人们留下了快乐的回味。想起当初我们吆喝着卖甘蔗的快乐，我不禁脱口而出：“甘蔗要吃两个头，三分五分买一头。”鹩哥学舌说：“两个头。两个头。”我又一词一顿地教它说“甘蔗、要吃、两个头。”它学得挺起劲：“两个头。两个头。”哦，我似乎明白了，这鹩哥只愿讲三个音节以内的话，多了就不耐烦。它的智商自然不会懂得，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跨越竟能给自己一个彻底的飞跃，从三个音节到四个音节真得非常难吗？听说聪明的鹩哥天生善于阿谀奉承，除了四音节的“恭喜发财”就什么也不会说了，这也不一定讨人喜欢。难，做人难，做鸟也难……
　　
　　 2014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