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7月1日，经兰州军区批准，交大革委会正式成立。主任李世英，第一副主任武登才，副主任沈荣水，杨文（干部），陈柏荣（教师）。
　　 这时传来了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遭受河南保守派围攻的消息。鉴于北京的著名高校，如清华，北大，北航，北师大造反派都纷纷派出支豫战团，赶赴郑州，交大革委会决定组成交大支豫战团，奔赴郑州。李世英让无线电系的党员学生干部赵明星负责组团，学校广播台号召河南籍的同学报名参加，我和我们班的贵淑贤，张朝田都报了名。我虽不是河南籍，但是当时我母亲和侄儿都被从北京下放到河南平顶山文工团工作的大哥接到了平顶山，我想念母亲了，想趁机回平顶山看望母亲。
　　 大约有20多名同学，在赵明星的带领下，乘火车来到了郑州，入驻郑州大学。第二天上午，我们就打着西安交大支豫战团的旗帜参加了河南二七公社的大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二七纪念塔附近时，遭遇了保守派的猛烈围攻。突然涌出一大批工人冲进游行队伍，专打带郑州大学校徽的学生。游行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就在我们附近，只见四、五个彪形大汉在殴打一个瘦弱的郑大学生，可怜那学生两手抱着头，卷缩在地上，满脸是血。我被这场景吓呆了，愣在了原地。这时，贵淑贤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护着那被打的男生，一边大喝道：“我是西安交大的，谁给你们权力打人！你们要打就打我吧！”她这一吼，还真管用，把那一伙大汉给镇住了，他们似乎接到过命令，不打外地的学生，就散去了。我喊来了一辆三轮车，我们把被打学生扶上了车，送到了医院。
　　 当天下午，我们回到郑大，我立即写了一篇新闻稿，详细描述了游行队伍被打的情况，题目是：《这是我在郑州街头所看到的》。写好以后，交给了赵明星，赵明星直接送到郑大广播台，广播台正愁没有文章呢，于是就连番广播我写的报道。
　　 第二天，北航支豫战团的头头王安生发起，成立了一个外地学生组成的小报编辑部，他定的小报的刊名是《直捣中原》。他要求每一所外地高校选派一名文笔好的学生参加，赵明星就派我参加了编辑部，给我分配的工作是记者，还给我发了一份“二七公社”《直捣中原》报记者证。没想到，这份记者证还很管用，乘坐火车免票。《直捣中原》报就在郑州大学印刷厂印刷，第一期的第一版就刊载了我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在郑州街头所看到的》。
　　 翌日，我以采访为名，回到平顶山看望了母亲和大哥，大哥是平顶山文工团保守派——星火战斗队的头头，这引起了我一丝忧虑，将来若是河南形势“翻了烧饼”，他可就要倒霉了。
　　 在家住了一夜，我就返回了郑州，这时郑州形势聚变，数万保守派工人把郑州大学包围了，只许外地学生离开郑大，郑大学生一个也不许离开学校半步。在外地学生掩护下有少数郑大造反派头头混出了校园，赴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去了。大多数学生困在教学楼内，构筑了防御工事，抵御手持棍棒的保守派的进攻。断粮断水，渴了，不得已就喝小便池里的尿液……
　　 赵明星给交大革委会打了电话，得到的指示是，避免伤亡，立即返回交大。一听说返回交大，多半数河南籍的同学都纷纷回家去了。赵明星只带着我们五六个同学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我们在华山车站下了车，再一次登临了华山。这次人数少，有些费用回校可以报销，所以我们在华山南峰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看到了蔚为壮观的日出景象。然后消消停停地下山。下山时，我写了一首短诗纪游：
　　 晨风鸟歌甜，飘飘离南天。
　　 难得流泉意，为我洗倦颜。
　　 返回交大后，我在校休息了几天。这次登华山是分两天完成的，所以不觉得很累。没想到，一场大灾难降临到了我家。
　　 7月22日，号称“文革旗手”的江青在北京接见了河南二七公社代表团，公开表示支持二七公社，并且第一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口号，号召全国造反派拿起武器和保守派对着干。第二天《文汇报》就报道了江青讲话精神，吹响了全国造反派武斗的冲锋号。造反派们好像得到了尚方宝剑，冲进武装部，冲进军营，冲进武器库，疯狂地抢夺枪支弹药……河南的保守派土崩瓦解，二七公社残酷地报复保守派成员。全国烽烟四起，枪声一片。有的是造反派打保守派；有的是造反派打造反派；有的是地痞牛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大搞打砸抢，抢夺一般群众的钱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那时全国的公检法已经瘫痪，支左部队也不知不觉陷入了地方的两派斗争，而且接到命令，不许开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手上的武器都被造反派抢光了。那时死几个人，就像掐死几个蚂蚁。天天有人被对方打死，天天有人抬着尸体游行，有不少城市大搞尸体展览……我写了一首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感全国武斗事
　　 黑风吹黑云，华夏妖魔行。
　　 黄河起悲啸，长江怒呻吟。
　　 北国哭异鬼，江东飘游魂。
　　 侧耳听急报，万刀碎肝心。
　　 7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大哥发来的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即向我班文革小组长朱志良请了假，连夜赶回到平顶山。回到家，发现母亲并没有生病，而是家里前天晚上被平顶山造反派“打砸抢”了。原因是大哥曾经是文工团保守派的头头。母亲诉说被“打砸抢”的经过，半夜时分，一伙造反派踹门而入，手拿驳壳枪，起先是打大哥，然后是以抄查黑材料为名，抢夺家中的钱物。幸好家中很穷，只抄得8元钱，然后走了，临走还恶狠狠地说，让大哥多准备一些钱和黑材料，过两天他们还要来，不然就要大哥的命。母亲和大哥见到我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母亲喃喃地说：“老三回来就好了，老三回来就好了！”他们知道我是全国高校支援河南二七公社《直捣中原》报的记者，《直捣中原》报在河南有很高的声誉。
　　 当晚我就睡在客厅，大哥还给大门支撑了几根钢钎。晚上12时左右我听到了远处传来了女子的凄厉的哭喊声——是一种绝望的哭喊声，过了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大哥说，可能是平顶山小学保守派的那位年轻女教师被害了，他让我不要管，外面很危险（果然，第二天人们发现，确是那女教师被人轮奸，而后自杀了）。我一路上坐车劳顿昏昏睡去
　　 凌晨3时许，正是人们熟睡之际，我被急促的砸门声惊醒，随即门被砸开，像地震，像世界末日到了，地球被外星球撞击的声音，恐怖极了！一伙手持驳壳枪，五四手枪的，戴着二七公社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我急忙开灯，一个领头的一把将灯拉灭，并大吼：“不许开灯！”“李某某，你跟我站出来！”我大哥急忙从卧室来到客厅，那领头的不容分说，就给了大哥两耳光。母亲从卧室冲到客厅，双膝给红卫兵们跪下，请求他们放我大哥一条生路。6岁的侄儿也跑出来了，吓得哇哇大哭。我总算从睡梦中回过了神，这不是做梦，这是现实，造反派今晚要来杀我哥哥了。
　　 “我是《直捣中原》报记者，这是我们家，谁敢在我家撒野！”我厉声喝道。随即我再一次开了灯。拿出了我的记者证和二七公社支豫战团的袖章。
　　 “对不起！对不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那头头接过我的记者证一看，一下子就软下来了。他接着对他带来的五、六个人说：“我们上了文工团那几个鸟的当。这位是响当当的《直捣中原》报李记者，这是他的家。”说着，他连忙把我母亲扶起，说：“老人家受惊了，真是对不起！真是不好意思！都是文工团那几个鸟告的，说您大儿子是保皇派头头。”
　　 “算了！不知者不为罪，希望你们再不要来了，有事可以白天直接找我。”我消了消气说。
　　 “不敢，不敢！我们这就走了，您早些安息。”说完，他们就呼啦啦地走了。
　　 翌日，我找到平顶山二七公社造反司令部——设在平顶山技校内，直接找到了他们的最高头头，让他的手下再不要骚扰我家了，那头头满口答应，随手拿出了一本花名册，上面都是平顶山市各个单位保守派头头的名字，有的上面用红笔打了叉，可能是已经被枪毙了的，我看着心里直发怵。我盯着他把我大哥的名字划掉了才松了一口气，接着还帮我找回了上次抄我们家时拿走的一个闹钟。
　　 我在家呆了一周，大哥回老家躲了几天，看看没事了才回来，我便返回了交大。
　　 回到交大，听说湖北武汉等地武斗也很厉害，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坐镇武汉，指责武汉的“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其目的是想扳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支持陈再道的“百万雄师”派数万工人包围了王力下榻的洪山宾馆，要抓王力。王力在他的支持者的保护下，趁夜色从蛇山偷偷地逃了出来。回到北京，在江青的指使下，王力和关锋，还有戚本禹炮制了《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揪出军内的一小撮反革命。于是，我赶紧给在宜昌地区支左的军官姐夫家寄去了几张《直捣中原》小报，我想也许能够保保他们家平安。不出所料，有一天，一伙武斗暴徒持枪冲进他们家，要“打砸抢”，我姐姐拿出小报放在桌子上让他们看完了再说，并且吓唬他们说，“这是我亲弟弟办的报纸，你们敢抄我的家，我就向他告你们！”这一招还真灵，武斗队道着歉走了。
　　 全国的武斗进一步升级，整车整车的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有的地方武斗甚至动用了大炮。西安的武斗也在不断升级中，主要发生在交大支持的工总司和西工大支持的工联之间。什么尸体展览，连外国记者都作了报道，对此，周总理很是生气，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做法。西工大的二号头头带着几个人在实验室试制炸弹，不小心引爆炸弹，都被炸身亡；还有在载有工联武斗队的汽车上，一枚手雷突然爆炸，炸死了很多人……
　　 交大李世英还是比较有头脑，他极力反对武斗，号召师生们都留在校内，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不允许学生抢枪，玩枪。只组织校办厂工人，组成工人纠察队，昼夜轮班护校。交大装上了对外广播的高音喇叭，不时广播：“交大有工程物理系，是专门制造原子弹的，校内已经准备了几枚小型原子弹，谁要是胆敢进攻交大，我们就放原子弹。”这一招还真管用，尽管校外不时有载着全副武装的工联武斗敢死队的卡车在校门口耀武扬威，喊口号，不断挑衅，但是始终没有人敢攻进学校，他们这么叫骂，我们就是不理睬，他们气急了，就把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取了下来，拖在卡车后面游街，最后竟将校牌砸烂了才解气。
　　 西安的武斗中，第一，交大从未参加；第二，交大没有为此死一个人。这不得不归功于李世英的决策，以及交大学生的高智商。西安的高校，如西工大，陕工大，西军电……都死伤了不少参加武斗的学生。死了都白死了，伤了都白伤了，唯独他们的父母伤心欲绝。
　　 从全国的武斗状况看，大城市里的武斗是声势浩大，两派武斗队都是头戴柳藤帽，坐着卡车去进攻某某单位的另一派，两派都是喊着同一个口号，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然后开枪射击。中弹倒下的，只要有一口气，都会喊：“毛主席万岁！”一般是进攻方倒下几个人就往回撤了。一场武斗下来死人不多。而小地方的武斗，则是杀人如麻，尤其是边远城镇。比如陕西安康县，两派武斗，一派大败，胜利的一派将俘虏百余人押到恒口中学内，挖了一个大坑，把俘虏尽数杀死，填于大坑。有一个名叫黑子的暴徒，手持大刀，一口气就杀了40余名俘虏。后来，搞整改时，据说安康地区各县镇有血债的人太多了，对于杀死一两个人的，就教育教育算了，杀死三个人以上的才抓捕。
　　 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分明是一场武装动乱！交大师生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绝不参加武斗！
　　 9月1日传来消息，西安的两派都在策划抢夺秦岭深处的战备武器库，里面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师。交大革委会当即决定全校学生疏散，放假回家，躲避武斗。这在全国来说，当时这么做是绝无仅有的。
　　 一夜之间，交大的学生全回家了，学校只留下革委会几个头头，带领工人纠察队护校，还有交大广播台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留校，日夜用高音喇叭广播，演出了一场“空城计”。我回到平顶山家中，陪母亲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接到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才返回交大。
　　 其实，后来才知道，9月4日，胡炜将军就接到周总理电话命令：“如果造反派敢于抢夺战备武器库，你们可以开枪！”西安造反派的图谋——也就是江青，王力，关锋之流的阴谋没有得逞。接着，9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著名的“九五命令”，大意是：严禁冲击军事机关，严禁抢夺武器弹药，全国的各个派别都要交出枪支弹药，违者，解放军可以开枪镇压。恢复各地公检法机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为这时毛主席认识到，再不采取措施，全国将陷入战乱，局面将会失控。毛主席下令逮捕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靠边站；毛主席亲自视察了大江南北几个省份，对于制止大规模的武斗，稳定当时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