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恩来早已是我老家营口的父母官了，但是每次见到我还是一口一个老兄的叫着，而且彼此确有一种手足之情，最好是别再酒桌上坐到一起，到那时他也不是领导了，我也不是病号了，记得一次三个人喝光了他带来的两瓶五粮液，但凡喝高了的时候，准会说起当年我们俩不打不相识的故事。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正在市委政研室工作的我是《营口日报》的杂文专栏的作者，笔名一粟，曾就当时干部队伍片面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问题行文抨击，文章见报不久，便有笔名申辰者著文反驳，大意是我把这些问题扩大化了，有些以偏概全，我当即反击，字里行间充满了火药味，对方也不客气，冷静中不无尖刻，于是我们俩便在《营口日报》上你来我往的过招，后来我听说这个申辰来自市委组织部，这气就更是不打一处来，辩论的内容逐渐扩大到当前干部组织工作的种种不正之风上，很明显，我的观点来自“在野党 ”，他的态度代表“在朝党”，于是也有不少跟着起哄看热闹的，机关里经常有人拿着报纸喊：你看你看，一粟和申辰又干起来了，估计那段时间《营口日报》的发行会有些起色，后来这场笔仗戛然而止，据说是有位领导说了话。也有人说，这一粟和申辰是不是一个人啊，自己炒自己，好像《牛虻》中亚瑟就这么干过。我也在找，申辰何许人也？不久我调省监察厅工作，一群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为我饯行，酒桌上还有朋友的朋友，恩来便在其中，虽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三言两语，便有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的感觉，越唠越近乎，唠着唠着便漏了底，原来他就是申辰！嘿嘿，这才叫缘分呢，啥也别说了，“恨晚”变成了“恨碗”，只恨这喝酒的碗太小，于是换大碗，后果可想而知，再见面，先干三杯已成惯例。
　　 写文章，我是半路出家的花和尚，凭得主要是激情和灵感；恩来却是文科出身的大学生，有着相当扎实的写作功底。那时候，《营口日报》的“辽河湾”里，还有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我的恩师沈任民先生，笔名金鹰，一位是恩来的伯乐王充闾先生，笔名汪聪。相形之下，我是个不及格的学生，任民老师曾就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直截了当的批评过我：缺乏治学精神，应当刻苦钻研。恩来则相反，他是充闾先生的得意门生，不仅文章写得好，人缘也好，仕途上的成绩也好——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早已当了科长，等到我当上处长的时候，人家已经做了市级领导，好在无论他官当得多大，一不忘谦逊，二不忘友情，三不忘文学，否则，我们就不会将哥们铁到今天。
　　 虽说是“铁哥们”，但是内心深处也时有疑惑，本质上我们都是一种人、一条路，为何恩来就能把做人做官作文三者兼而顾之，相得益彰呢？直到有一天，恩来把他的新作《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赠送给我的时候，才在他的孔子情结和儒学心得中找到了比较正确的答案。
　　 我只知道恩来的美文曾被编入《辽宁散文大系》，却不知道还会有这样一本研究孔子的理论专著，我也不知道，就祖籍而言，恩来是孔子的山东老乡；就机缘而言，恩来是在“批林批孔”得以阅读《论语》全文；就学历而言，恩来大学毕业的论文就是《试论孔子的“中庸”思想》，并以《“中庸”本义》和《再论“中庸”为题》相继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那是1984年，那一年恩来28岁。从此，恩来论孔子的美文佳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在国家和省市各级刊物上发表有关孔子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孔子人才思想通论》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这是2000年，44岁的恩来时任营口市委副书记兼任营口市纪委书记。以这样的官阶，做这样的学问，获这样的成就，当为我所尊敬的文化官员。迄今为止，恩来接触孔子学说，研究儒家思想整整四十年，可以说贯穿一生，融入血脉，岂止“走近孔子”，而是走“进”孔子，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普世价值已经成为恩来做人做官作文做事的精神指归和文化标准。
　　 《走近孔子》是恩来于1999年为了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五十年而写的论文。其中，他对孔子的评价有十个方面，诸如“率直无畏的诤友”、“循循善诱的师长”、“博采众长的学说”、“实事求是的楷模”、“出类拔萃的圣人”等等，让我们在经过千年疏离和百年混淆之后重新看到了一个高尚而亲切的孔子。另外，我们也在走近孔子的同时进一步认识了恩来的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贫苦出身的学者”“宽厚博爱的仁人”、“孜孜以求的志士”“审时度势的君子”、“坦荡快乐的人生”。如果说如今的恩来已经在世事风雨中长成了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却也盘根错节，这个根就是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儒学思想的熏染。于是，他做人以“仁义”为本，做官以“礼制”为本，做文以“载道”为本，做事以“中庸”为本。这才有了今天的政界的优秀的成功的王恩来。
　　 说到政界，似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当年所谓的“党性”至高无上，非常机械生硬；一种是当今所谓的“理性”至高无上，极其功利冷酷。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恩来在努力进行“人性的寻找”乃至“孔子的回归”——仕途温暖，官场清明。他说：“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其对人性的认识和人的发现为基础，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思辨方法，以‘礼’为社会规范构成的。”应当说，恩来的“寻找”绝非单纯的文本研究，而有现实的社会意义。目前我们的官场，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提倡“仁者爱人”的亲民思想，应当提倡“中庸”“适道”的辩证思想，应当提倡“克己复礼”的廉政思想。正是在这些方面，恩来不仅为我们提出了正确的观点，而且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表率。他做人大主任，是一位亲民如父爱民如子的好官；他做组织部长，是一位不偏不倚不亲不疏的正官；他做纪委书记，是一位严以律己秉公执纪的清官。在营口，恩来的口碑极佳，人缘特好，方方面面的朋友非常多，因此他当领导的威信非同一般的高。说到底，就是因为他的“德才廉能绩”，因为他的“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学习型、学者型的党政官员或者君子类、孔子类的领导干部，想必总书记和老百姓都会喜欢。因为好，因为少，似乎越来越少。
　　 写到这里，我再次翻开恩来的这本《人性的寻找》——字里行间，突然寻找到了恩来几十年来做人与做官、做文、做事的最佳结合点，其中不乏孔子的仁学体系、中庸思想、礼制主张、为政方略、家庭伦理及其义利观、人才观、文化观等等。一方面是人性的寻找，一方面是人品的完善和人才的完成，窃以为，学习才是“党性”“理性”“人性”的契合点，即便从最“功利”的角度出发，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善”——向恩来学习，向孔子学习，向传统文化学习，向人类精华学习。这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成好人、好官、好文、好事。如此说来，我与恩来的差距，不是仕途机遇，而是学习成绩。不是得到什么和怎么得到，而是寻找什么和怎么寻找。
　　 恩来，文学是艺术，人生是艺术，执政也是艺术。凡是艺术的都是唯美的，都是弃恶的。你论证孔子的为政思想是“尊五美、摒四恶”。我相信，这才是你熟记于心熟路于行的孔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