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黯淡的日子里
爹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早起“哎哼、哎哼”的咳嗽声,可以从床上咳到场院,再随着他的脚步,回响在村中。
我习惯了爹的咳嗽声,起床后听不到他的咳嗽声,反而觉得不太对劲。迈出大门槛到了场院,没见爹娘的身影,一回头却瞥见大门一侧的达门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正门西侧的达门,上下两扇对接,上扇能开关活动,下扇不能。遇到阴雨天气,正门关着,开上半扇达门透亮。大字报贴得不偏不倚,正好在达门上下两截中间,把整扇达门封住了,还打着一个大红×,使达门无法再开。奇怪?走近一看,吓了我一大跳!大字报上说,建国初期,我爹打死了邻村许某某他爹。勒令我爹停职检查,老实交代问题,末尾还有三个警叹号!
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知道“打死人”是件天大的事情,如果查证属实,那是要偿命的。大字报上一手流利的行楷,正瞪着眼睛瞧我,让我感到战栗——我仿佛看到,这密密麻麻的黑字如凶神恶煞,把爹绑赴刑场……写大字报的人不愿以真面目示人,末尾没有落款,或许他心里感到不踏实,没敢具上自己的尊姓大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据说他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回乡后被乡里封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最年轻的基层干部。他到任不久,原本已经蛮激烈的批斗“五类分子”的运动,又掀起了一阵小旋风,全大队开始揭批“当权派”,并不断推向高潮。生产队长也被封上个小“当权派”,没有一个能幸免,统统接受群众大会的揭发批斗。我爹在村里已经接受了两次批斗了,揭发出来的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说他拿了公家的山芋去镇供销社换化肥,就是说他拿胡萝卜送给镇上铁匠店里的铁匠……可这都是为了村里好办事呀!与爹平日有过节的几位造反骨干,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心里很不满意,连夜向大队革委会汇报。密谋后,就有了这张骇人听闻的大字报。按说,我爹与那位革委会副主任八竿子拨拉不着的,他为啥要这样?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爹停职了,像掉了魂似的,找不到北了,烦躁、焦急,愁苦写满了一脸。他那火爆脾气焖掉了,变得忧郁、沉默,整天不说一句话,一到田间,下死力地干活,似乎汗水能释放他胸中的压强。到了夜晚,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去村里巡夜,察看牛棚、仓库、稻草堆,当心火烛安全。在家里,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右手食指、中指被烟熏得焦黄,嘴里还不停地“哎哼、哎哼”咳嗽。心痛、害怕,一家人无不为他担心。
娘在房间里跟我说过,我祖父建国前在无锡卫龙桥粪管所当所长,每天天不亮就带着清洁工走街串巷,吆喝着收马桶、倒马桶、送马桶。爹也在无锡铁路上工作,是个扳道岔的。建国初期,家乡开始分田分地,爹为了要田地,辞去铁路上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因为他在城里待过几年,有点儿见识,村里人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爹与娘一起反复回忆,隐约记得,曾有一次从无锡回到村里,听说邻村的许某某被人打死了,遂与村上人一起去看热闹,也许是陌生面孔引来了别人的怀疑,但爹压根儿与许某某生前没有照过面,怎么说是他打死的?娘可以作证,可造反派那帮人不信,还说她包庇老公。娘百口莫辩。
一家人生活在大字报的阴影中。一日三餐总是在无声无息中机械地吃完。母亲想让大家开心起来,可看到父亲愁苦的脸,怎么也提不起兴来。姐从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退了出来,平日里再没有听到她那甜美的歌声,晚上早早地关上大门,与娘一起绣花边。活跃、开朗的哥,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天天晚上要到村里的“毛泽东思想夜校”学习,对《毛选》(甲种本)能倒背如流,参加过公社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让人羡慕。自此后,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不再进入夜校了,一副苦闷的样儿,情绪低落,性情突变,年轻人的什么活动都不参加,见人也不言语,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爹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能说啥好呢?爹无奈地说,爹的事情你们甭管,年轻人该咋批斗就咋批斗,爹不怪你们……
爹被叫去了大队学习班。我有十多天没有见着他的人影,想他。星期天,我拎着竹篮去山前宕村边割草,悄悄地溜到附近的学习班所在地——大队废弃的织稻草包厂。织稻草包厂我很熟悉,曾经去过两次,一次是小的时候,娘在厂里织稻草包,我去玩过;一次是前年冬天,下着大雪,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跟姐去看过排练。这是第三次来了。织稻草包厂一共有七八间高房,连排在一起,文革开始,停办了。为了办学习班,里面除了几台破旧的织稻草包机外,已清理得空空荡荡的,地面上铺着十几个铺位,铺面上还放着一本《毛选》(甲种本)。听说十几个生产队长都集中在这儿,白天学习、劳动,晚上被叫到大队部接受审查。我走到前门探了一下头,却吃了一句:“小赤佬,看啥?”立马被戴红袖标的人撵走。我又绕到厂房后面,从后窗户外见到了爹,他瘦了,脸色更黑了,两眼无神,木讷地坐在地铺上,手里拿着红宝书。爹不经意间抬起眼皮见到了我,连忙朝我晃晃头、撇撇嘴,意思是让我赶紧离开。
在学习班里,爹任凭造反派那帮人怎么威逼,甚至动粗,就是不低头、不承认,倔强的他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到学习班结束,那帮人也没有从他嘴里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他是最后一个被放回家的,要他回家继续反省。到了家,面对娘,他委曲,他痛苦,他流泪了。村上人不知情,听了那几名造反骨干的传言,像避魔鬼一样避开他。平日里被爹罚过的几个懒汉,也在暗地里幸灾乐祸!没有人蹬门来看他,也没有人敢去为他说话,都怕引火烧身,躲得远远的。只有堂叔,半夜三更悄悄溜进家来,与爹说会儿话,还不敢点灯。日子一天天过去,大队造反派负责的头头,隔一天就来家里一次,问他反省得咋样?还有村里的那几个造反骨干,每天来催促,让爹赶快交代清问题。爹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氛围里,一天天煎熬着。
大队窑场上,两柱黑森森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飘散着沥青燃烧过的气味,难闻得让人呕吐。窑场上,人山人海,持枪的民兵在外围巡逻。滚塘岸村的一个老地主,早年因为留学日本,当过日本翻译,造反派硬说他是日本特务。他抗不了非人的审查、折磨,头天晚上自杀了。他的尸体被绑在板门上,竖立在窑烟囱旁边。造反派组织全大队社员开他的批斗会……振聋发聩呼喊声,震荡着全场每一个人的心扉。第一排参加陪斗的“五类分子”哆嗦着、颤抖着,而被“请去”参加现场批斗会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也神情怵然。我爹也在其中。
爹开会回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咋挺过来的。他好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神情木然,毫无表情,眼窝黑黑的,不说话。我们一家人见他这样,心里都战战兢兢。他想不通啊,心里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冲击。那天,他晚饭都没在家吃,一个人不知道跑到那儿去了。夜深了也不回家,娘很不放心,村里找了个遍,也没见到他的人影。娘急煞哉,跑去告诉了堂叔。堂叔因为未成年的女儿喊了禁忌的口号,也受到了冲击。同病相怜呐,他暗地里也在关心着我爹。娘告诉他后,他不声不响地出门,去寻找我爹。
爹晚上没有走远,就在村东小猪河浜边上,徘徊了很长时间,累了,一个人闷坐在树下,抽掉了一包勇士牌香烟。他想了许多许多,想到大队的老书记,想到了去世的祖父、祖母,想到了与村里人的种种恩恩怨怨,想到了家人眼前这种黯淡的日子……他实在想不明白,耷拉着脑袋,痛苦啊!他又站了起来,望河边上一棵高大粗壮的黄连树,他想寻短见……被寻找他的堂叔看到了,把他劝了回来,与娘一起开导他,安慰他。
大半夜了,公鸡的啼鸣把我吵醒。房间里没有点灯,但我嗅到了浓烈、呛人的烟味。我惊讶地看到:爹坐在床沿上,嘴边的烟卷儿冒着忽闪忽闪的火星子;娘竟然倚靠在床背,也抽起了水烟斗;床前踏脚板旁的马桶上,坐着堂叔。也不知道他啥时候进的房间,只听他低低地说:“阿哥,天快亮了,我要走啦!你想开点,莫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犯不着去寻短见……”爹没有接茬,房间里死一样的幽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眼泪马上在眼眶里打转……
老书记来啦,他清楚爹的为人:爹当队长以来,全村人在爹的带领下,粮食亩产超千斤,年终分红名列全大队第一,不到五十户人家,没有一家是透支户。在公社“三干会”上,他捧回了全公社农业生产“样板队”的锦旗!老书记常年蹲点在村里,知道我爹,正直、无私,原则性强。可那时是革委会主任当家,他说了不算。何况,他也被批斗过几回了,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实在看不下去了,面对他“爱将”的景况,于心不忍,冒险来到我家,点醒了爹,说建国初期在乡里当书记的钟英周,与许某某是同一个村的,对这件事情最清楚。现在他被县里调到外乡当书记了。他是个老革命,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听说造反派找不到他的任何把柄,没有对他咋样。你还是去找找他吧,说不定能帮你,为你说清楚,证明你的清白。
爹上路了,迈着沉重的步伐,步行了三十多里地,找到了时任南丰公社党委书记的钟英周。钟书记对许某某的死因,当年乡里的公安特派员向他汇报过,前因后果他都清楚,确实与我爹没有什么关系。钟书记不愧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革命,我爹道明来意后,他安慰我爹说,这件事情与你没有关系,你放心回去吧,我会给你证明的。
爹回来了,眉头好像舒展了许多。隔了一天,钟书记也回到了邻村老家,非常负责地找到大队革委会领导,当面写了一份材料,证明了爹的清白。那天傍晚,老书记兴冲冲地来我家,告诉了这一消息。
那张吓人的大字报被我撕得粉碎。开启达门,阳光又透射进了堂屋,一家人结束了黯淡的日子,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2014年7月完稿于姑苏石湖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