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子爷爷把镰刀砍进躺在祖屋东房山的大木墩里，刀柄用一根绳子拴紧，就做成了一架充满了智慧的削刮器。午后的阳光阴影里，聋子爷爷把成捆的架条打开，一根一根的在削刮器上削出三棱的尖头。
　　 架条多是榛柴杆一类的灌木，是搭爬蔓的豆角架的专用材料，削了尖头，更易于插进菜地。短些的曲柳等乔木的枝枝杈杈，是为柿子苗茄子秧准备的倚靠。
　　 毕竟年事已高，炎热的夏天里，总会有汗珠在聋子爷爷的脸上浸出。
　　 我拿了毛巾，跑去门前小河的凉水里浸透，回来递给忙碌的聋子爷爷，再给他装好一锅黄橙橙的旱烟沫。
　　 聋子爷爷精明的很，我的心思不用费力大声的跟他说——我把长柄的扫帚梅笤帚藏起在菜园里的时候，聋子爷爷早就找来了罐头瓶拴好了拎绳，还在铁瓶盖上锥了好多的小眼眼儿。
　　 人世间所有的角落，有了生命的故事，才会更加精彩！
　　 那条默默无闻的小河，在祖屋和小南山之间的草地里，蜿蜒着桑田沧海的古老记忆，此刻，在花丛中蜂蝶忙碌的“嗡嗡”振翅声里，一下子明艳快活了起来。
　　 最能招蜂引蝶的，当属那些红艳艳的山丹花，这种被妈妈们叫成“伞了花”的尤物，有生成白蒜一样却脆生清甜的根，每一朵盛开的灯笼，都用点缀着棕色斑点的花瓣，包裹着多蜜的蕊。
　　 刺破天的红柳上，攀附着的一串串蓝紫色精灵，是野辣椒。毛莨科的翠鸟，摇曳着飞去的梦幻。鸢尾科的马兰，浅唱着“风吹雨打都不怕”的神秘。
　　 或淡黄的、或弱粉的满天星们，总是疏疏落落地翘首，它们的企盼，一定是草地深处茫远天际上飘逸着的一朵朵白云。
　　 我痴痴的凝望着这些金色阳光里的幽灵，藏在心里的，却是星空下草地里的秘密。
　　 摇车挂在我和聋子爷爷北炕上的棚杆，车里熟睡着淘累了气的二弟。我摸了摸摇车里狍子皮下的凸起，推动了将停未停的小摇车。这个二弟来了，抢走了妈妈的怀抱，我就只能睡在幔帐外聋子爷爷的身边了。
　　 夜阑人静，酣睡的大湾里，只剩下了远处牲口棚的那盏马灯，不倦的守护着山村静谧的安宁。
　　 几声犬吠，撩拨着湛蓝天空里眨眼的星星，小河边的草地里，聋子爷爷手里的扫帚梅，举起在一片飞舞的小星星团里，只一挥，便沾了一群，我的罐头瓶里，一下子挤满了亮晶晶的萤火虫。
　　 那时候，大湾的庄稼生了玉米螟、蚜什么的害虫，要大人孩子端了脸盆一只一只的捉来掩埋在地头。所以这些车胤的宝贝儿们，俯仰拣拾皆是。
　　 如今，远离都城的大湾夏夜，虽然依旧可以月朗星稀，却再也不见了这些曾经照亮了一页华夏文明的萤火虫。它们的灭顶之灾，当然来自于文明进步后的杀虫剂！
　　 我把萤火虫用被子盖住，摇车里摸出了白天在二叔柜子里偷来的书，蒙着头屏住呼吸翻起来。
　　 没有上学的我，模糊着雷叔他们津津乐道的“集萤映雪”的真正含义，却是清楚的知道有了萤火虫，不点灯也可以在黑夜里偷看大人们不让摸的书。
　　 我认不得一箩筐的字，只是从老姑那里学会了这书皮上三个蚯蚓一样的怪字叫《红楼梦》。欲罢不能而耿耿于怀的，却是那书里插着的一幅幅绣像。
　　 绣像里的房子，跟大湾里的房子不一样，没有遮风挡雨的草，没有憨实的土坯，却用一根根直直的线条，让那些看似拙朴的木头儿，勾勒出了清爽脱俗的器宇轩昂。小丫头们的嘴里，也看不见牙，就算是在笑，也是抿着只能吃面条的小嘴，还一定是扭着脸。偶尔有挑着灯笼，或圆或方地走着的，我仔细的看，却看不清楚里面点的是蜡烛还是捉的萤火虫。
　　 我琢磨着那个女孩扛着一柄锄头，皱着眉在花瓣里走，是要去干嘛？还有那好多的石头，不知怎么的都生了满身的窟窿眼儿的时候，瓶儿里的萤火虫，却一个一个的暗淡着熄灭掉了。
　　 藏好了书，我一边想着明天要让聋子爷爷捉些大个的萤火虫，一边想着上学的事儿，便盼着奶奶和妈妈快些去后园子里刨花生——聋子爷爷不认字，二叔老姑懒得理我，要想知道这图画里的秘密，就一定要去学校认字，别的办法，应该是不会有了！
　　 村东的小学校里，只有一间大大的教室，挤着一、二、三、五不同年级的四个班。唯一的老师兼校长，就在每一节课里，同时半哄半教着这些大湾里未来的希望。至于这些顽童的将来，是朽木不雕，还是拙木成器，也只能看同样人生起点下不同人生际遇里造化的神奇了。就如一杯白开水，全凭你勾兑了什么样的溶质，它就会变成了什么样的溶液。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奶奶和妈妈的落花生洗净了慢慢晾干的时候，六岁的我，终于唱着这样的童谣，走进了魅惑已久的村小。
　　 三、五年级的叔叔们，除了谋划开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就是在老师还没有敲响下课的铧子铁时，就溜出去拿了破篮球当足球踢。那个篮球，当然是下乡的雷叔他们捐给的。
　　 一、二年级大一点的孩子们，也会在操场嘶喊的诱惑下，慢慢膨胀着贪玩的天性，蹑手蹑脚的鱼贯而出，就在邱老师工整的写好了“日、月、星、辰”转身的当口，早晨上学时挨挨挤挤的教室里，常常只剩下了三年级的九叔、二年级的淑清和我们一年级的周富几个人，唯一能保持住整建制的，是痴迷了《红楼梦》绣像里秘密的我和同桌的小凤。
　　 老师的教鞭点戳着黑板上的字，丝毫不受教室里空空落落的影响。于是，九叔领着几个孩子高声的念，老师又去另半边的黑板写高年级应用题的算式了——多年级公用一个教室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补习从前遗落下的任何课程，也可以觊觎未来将要摄求的诸多知识点。
　　 九叔那时候十一二岁的光景，还在吃五奶干瘪的奶水，却常常跟二叔雷叔他们争辩《红旗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的故事，是让我好生羡慕的有学问的人之一。
　　 淑清文文弱弱的瘦脸上，总是生满了疙瘩，便习惯了躲躲闪闪的埋头于书本里。小凤是走背字的刘翰川的女儿，整日里只能规规矩矩的大气不敢多出一口。
　　 村小的下午，就只有两节课。放学后，大教室就成了高年级学哥们的天下。这些十七、八、九的大男孩，学着大人们隔三差五的开他们的批斗会，批早晨上学迟到的、也批阻止他们玩乐的邱老师，就是不批不上课逃学肆意玩耍的他们自己。
　　 晚秋里，学校的茅厕要修理一下，邱老师管村里要不来木板，就让学生回家里拿。西院的小春家里连被子都是叠放在炕梢的，那里会有多余的木板，就跳了木篱笆拿走了我家鸡舍的插门板给了学校。
　　 偏偏这块曾经写了老人家语录的木板头，被大学生们查出来污染了鸡屎。于是害怕的小春，坦白了木板的来路。结果，犯了盗窃罪的小春和犯了政治错误的我，自然成了新一轮批斗的对象！
　　 唉，这块曾经红极一时的木板，在还没有变成朽木之前，却因为阴差阳错的成了“屎”器，让我跟着不明不白的蒙了一回羞辱。
　　 那时候因为奶奶的反对，乱世里不宜抛头露面的妈妈，早就忍痛扔下了教鞭好多年，但还是为我的清白去找了曾经同事的邱老师。我看见了刚刚而立之年的邱老师，花白着头发在校门口送走了妈妈……
　　 跨过鸭绿江的爸爸，被奶奶从国营的通钢拽回来种地的那一刻起，或许已经明白了奶奶灌输的“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家人团团圆圆就是幸福”的硬道理，却在矛盾中心有不甘地鼓励着刚刚学会了“一、二、三”，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摇了上学信念的我。
　　 “一、二、三的后面，不一定就一横一横的画下去，那样如果哪天来了个姓万的学生，老师就算借了奶奶的木梳，怕也要画半个月也画不完吧？”爸爸在夜里这样说着：“你去看看，三后面的那个家伙，明天说不定笑着等你呢。”
　　 于是，我迟疑着，在“屎”木的阴影里，学会了“三”后面那个笑着世间诸多自以为是的“四”，还有躬腰谦卑的“五”，以及甩开了膀子大步流星前行的“六”……
　　 聋子爷爷在秋阳里，把大树根部旁生的曲柳条，用火堆熏烤了编成冬季打场时用的连枷。端部积蓄了木疙瘩的连枷条，会让这种古老的谷物脱粒农具，在抽打秫秸时，虎虎生风，威力猛增。
　　 一道之隔的祥子爹，挥舞着锛刨斧锯，把一根根小碗粗的柞木杆，剽凿成运粮拖柴的牛爬犁。这种雪地上的运输工具，被祥子爹安好了腿后，刻上他自己认得的类似希腊字母的标记，就艺术品一样整齐的码放在后屋檐下的阴凉地儿里。等待落雪的时候，祥子爹再一对对的组装好爬犁棚，固定在一棵锯好了凹槽的树墩上，也是用火，煨烤出爬犁杆上的弧度，上好叫满了劲的爬犁弦，一张藏满了山里人智慧的牛爬犁，就可以投入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生产活动里去了。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拙木，被老一代的山民们世代琢磨着，物尽其用的成了一件件那个时代山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灵巧器物。
　　 寒假前的一个下午，接到红卫兵总部指示的高年级叔叔们宣布：明天要巩固本学期的斗争成果，批斗的重点是一学期里揪出来的大案要案的首犯。如此一来，我这样的“政治犯”，自然在劫难逃——彼种情况下，我的红卫兵叔叔们，是不会考虑家族手足情分的。
　　 早晨的酷寒里，我拽着聋子爷爷的手，慢慢的挪动着绝望的脚步。一阵寒风裹挟着雪霰刮过，我的裤裆里一热，瞬间冰成了刺股的奇寒。
　　 聋子爷爷摸着我硬邦邦的棉裤，抱起我转身回了家。
　　 换了干净棉衣的我，抱着奶奶的腿不肯出门，却到底惧怕了老爸手里摇动的铁锁链——被关进冰窖一样阴森森囚室般的下屋，还不如麻木的挨叔叔们的批斗好呢。六岁的我，还是不明就里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和九叔还有淑清他们，在小学校的陋室里以不同的方式砥砺着自己。也许正是那时的种种，为后来的“知识改变命运”，误打误撞的做出了漫无目地的铺垫。
　　 有些事，坚持不一定会有希望，但是如果不坚持，就一定没有希望！
　　 就像那些木头，有人雕琢，拙木也会成器，若是被遗弃，不是被付之一炬，就是慢慢的腐朽化泥。
　　 只不过，这里的区别在于，木头的命运，会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腐朽抑或是成器之于人类，其结果，就会大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