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不是我的亲二伯，是堂二伯。我们村按照宗族之间的亲疏关系，分为东西二村，而我们东村又分为高中低三个堂屋，二伯属于中间堂屋的，与我的父辈未出五服。传说我们村每一辈都要出两个人，到我父亲这一辈，就应在二伯和老叔身上，老叔在一个市里的医院当医生，所以村里最有学问的就剩下二伯了。
　　 二伯一手建起了我们村的学校，我们村原本是没有学校的。二伯先是在生产队指定的一户人家里用一块黑板给孩子们上课，课桌都是孩子们在家搬来的板凳和椅子。他们有的跪着，有的蹲着，有的干脆就坐在课桌上上课。那时候生产队是实行工分制的，到秋收时，社员是要以累积的工分来换取全家一年的口粮。大人们下地争工分，孩子们捡粪放牛也能折算成工分，而二伯上课的工分则由生产队统一拨给。大家都冲工分去了，二伯很难收到学生，可如果没有学生，二伯就挣不到工分。虽然不收学费，只收5毛钱的课本费，但还是没多少孩子愿意去上学。于是二伯就挨家挨户地做大人们的工作，在村子里挨过很多人的白眼。有人说：“他只为了他自己，不顾别人家孩子挣工分。”有人说：“他不会干农活，如果不带几个学生，拿什么分口粮呀。”还有人说：“他是靠我们养活的。”二伯也不争辩，只是反复地讲读书识字的好处。
　　 记得二伯到我家里来做我父亲工作，让我二姐去上学。二姐早就过了上学的年龄，但父亲还是答应让二姐去上学。二姐断断续续地算是上了两年的小学，然后就再也不去了，因为二姐不愿和比她小一大截的孩子在一个班读书，受人嘲笑。等到我上学时，条件已经改善了，生产队已经在离村不远的地方盖起了几间土坯的房屋作为学校。但我们依然是扛着板凳去上学的，放学时就将板凳再扛回来。二伯一个人带三个年级，三个年级都在同一间教室里。二伯给左边年级的孩子上课时，中间和右边的学生就写作业；给中间年级孩子上课时，左右两边的学生就写作业，如此反复。后来实在没办法，二伯就让他的大儿子来教一个班。于是二伯的大儿子让我们称呼二伯为校长，可二伯这校长管的老师只有他儿子一个人。后来学校又来了几个老师，二伯才正式当了校长。他不再拿生产队的工分了，而是拿工资吃国家饭了。再后来二伯升到公社的初级中学当校长，他和二妈也搬到学校住了。
　　 二伯个头不高，短短粗粗，但浓缩的都是精华，剃的是小平头，人显得非常的威严。但对我却非常的和善。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会儿，有一天我翻院墙摔断了腿，打着石膏吊着腿不能上学，二伯就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给我补课。他家的后门正对着我家的大门，所以他在家咳嗽一声，我在家都能听得到。当然他很少咳嗽，而是一到家就扭开收音机，那时候整个村子里只有他一家有收音机，所以显得非常的稀奇。毛主席死的时候，二伯是村子里第一个知道的人，然后村里许多人就一起聚到他家听收音机，在一片哭声中，小小的我竟然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二伯曾经被县上选为教师代表，到黄山旅游了一次，回来后，他像讲天书一样讲他的旅游经历。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全村子人没有谁知道黄山在哪儿，而二伯竟然去过黄山，这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事。至此村里人终于知道读书的好处了。
　　 二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给三个儿子取得名字分别是风、雅、颂。后来我才知道他给他儿子取的名字都是有来历的，那可是《诗经》中的“风、雅、颂”呀。而我的这三个堂哥在二伯的调教下，也不负重望。老大当过我们的老师，他小学没毕业，可硬是通过自学，后来考取了国家的公办教师，种田教书两不误；老二虽没读书，但他是象棋高手，曾跑到离村五里外的街上摆过棋摊，从没输过，他还能拉一手好二胡，每到夏天的晚上，村子里就会弥漫着二胡的曲子，让我们这座封闭的乡村有了不少的文化味；老三基本没干过农活，一脸的白净，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我们公社的初级中学当老师，如今已是一所高中学校的领导兼骨干老师了，她的女儿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在深圳一家银行工作了。
　　 我对二伯一直充满了崇敬，但在二妈死后发生了变化。二妈是个慈祥的人，她家里若有什么好吃的，必定要送一份给我。在我上初中时，学校伙食差，二妈经常喊我到她家吃饭，以改善伙食。可她却在二伯快要退休时生病死了。问题是二妈死后没多久，二伯就续了弦。二妈尸骨未寒，他就重寻新欢。消息传到村里，几乎没人能够接受这件事。这在当时简直就是逆天。果然二伯的两个儿媳妇首先不乐意了，三儿媳妇是知识分子，倒没说什么。前两个儿媳妇认为这么一来，公公不菲的工资已经与她们不相干了，骂出了很多难听的话。可二伯就是不管不顾地做了。后来我才听父亲说，二伯想得很远，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清楚两个媳妇没文化，三媳妇虽然有知识，却是个闷罐子，所以没办法跟儿子媳妇在一块过日子，不如早早地寻求他自己的归宿。事实证明二伯做得对，如今他八十多岁了，唯有后娶的老伴陪伴在他的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我一直不解二伯的文化是从哪儿学来的？有一天问当时还健在的老父亲，老父亲却对我说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二伯的文化是他姐夫一手教的，他的姐夫学的一手好国学，是蒋经国青年军的高级将领，后来丢下他的姐姐去了台湾。
　　 二伯的姐夫叫朱碣石，他所在的村子与我们村是邻村，相隔不到两里的路程。父亲说他长的英俊高大，仪表堂堂。他小时候和二伯的姐姐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定了“摇窝里”的亲。但他年轻时外出求学后就没回来过，直到成为蒋经国青年军的高级将领，才从南京回来探亲，而这期间二伯的姐姐一直在朱碣石的老家当“童养媳”。
　　 朱碣石带着侍从副官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自然是风光无限，家里摆了几天几夜的流水席，真是好不热闹。而二伯的姐姐则躲在灶房里烧水添柴、淘米拣菜、洗锅刷碗。偶尔低着头远远地偷看着年轻英俊的军官。多天后席散人尽，朱碣石的父亲问起儿子多年在外是否成家，朱碣石这才想起当初定的“摇窝里”亲来，忙问那个女孩现在哪里？是否已经外嫁了？朱碣石的父亲说她就在家里，没有外嫁。朱碣石忙跑到灶房里一看，一个衣衫褴褛的黄毛丫头正蹲在灶台下，看到他来时，吓得瑟瑟发抖。他一把将她拉起来，左看右看，抱在怀里泣不成声。然后牵着她走到众人面前，指名道姓地说要娶她。就这样他在家盘桓多日，一面将婚事办了，一面教二伯和二伯的姐姐国学，直到南京方面传来消息让他归队，他才带着二伯的姐姐到南京去了。
　　 二伯的姐姐多年后说起当初在南京的日子，眼里还熠熠发光。她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道不尽的灯红酒绿，一袭旗袍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锦衣玉食，着实过着天上人间的生活。然而时局诡谲，国民党败退之际，朱碣石军务繁忙，为了安顿好家属，他带着警卫侍官恋恋不舍地将妻子送回了老家，并承诺等时局稍稳，一定会来接她回去。不料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二伯的姐姐回来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日日盼望着丈夫回来，可一直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她以为他死了，于是和女儿相依为命，直到文革开始，上面来人说她有海外关系，她才知道丈夫没死，已经到了台湾。欣喜之余，娘俩却饱受批斗，受尽了折磨。闺女长大后因为有海外关系，没人敢娶她，待字闺中到三十多岁才嫁给了一个杀猪匠。二伯的姐姐却终生未再改嫁，文革后，她时常到娘家走动。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她端庄清秀，裹着一双小脚，走路袅袅婷婷。一头的青丝已然变成白发，虽是满脸的皱纹，但一脸的慈祥平和。偶尔到我家闲座时，拉着我靠在她的怀里，让我叫她二姑，然后摸着我的头，夸我聪明。
　　 八十年代初，两岸政策松动，二伯可以和他的姐夫通信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朱碣石回来过一次，因我在县城读高中，没能目睹他的风采。后来听老父亲说，朱碣石看到二伯的姐姐时，两个老人抱头痛哭。在一旁围观的村里人纷纷流泪，他在那边已经成家，这次陪他回来的，还有他在那边生的一个女儿，两边的女儿也是相拥而泣。唯一不协调的是，二伯的大媳妇和二媳妇为了争朱碣石从台湾带回来的一台彩色电视，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后来还是二伯的姐姐拿出朱碣石送她的一枚金戒指才化解了矛盾。
　　 我不知道二伯的姐夫在离开时，是如何的依依不舍。但我能想象，二伯的姐姐定是一头白发，满目沧桑地站在风中，孑然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眼前飘飞着如烟的往事。现在两岸可以自由往来了，可二伯的姐姐和姐夫已经去世了。
　　
　　 201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