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之后，我们终于拿到了钥匙。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得太久，曾经的激情和兴奋，差不多全部消失了。在漫长的四年时间里，我们已经支付了五十多万，每一次刷卡，狂飙的心脏几乎就要冲出胸腔。那套遥遥无期的集资房，像一个无底洞，渐渐抽干了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一些不堪重负的年轻人终于选择了退款，更多的同事则像我一样，在占单位一点便宜的心理驱使下，一边在私下里咒骂，一边暗暗地咬紧了牙关。每一次缴费似乎都曙光在望，但每一次最终都没有下文——什么时间可以交房？每套房子的确切的单价？如此等等，一笔糊涂账。为单位职工建集资房，已经沦为一件敏感的好事，没有一个领导愿意负责到底，更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担责，给职工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然而，这又是职工们一次心甘情愿的“被绑架”。为了争取到有限的购房名额，不少工龄不足的职工甚至参与了多次摇号，摇到了，幸运地登上了“贼船”，然后就是一次次无条件地交钱，慢慢地就陷进去了。既然陷进去了，就集体陷着，谁也不肯率先洗脚上岸。但无力负担且又心灰意冷的职工最终还是私下里转让了自己的房源，第一批转让者每平方米加价五百元，趋之若鹜；第二批转让者每平方米加价八百元，趋之若鹜；拿钥匙的时候出现了第三批转让者，每平方米加价一千元，事实上已经接近市场价了，但还是有人愿意冒险——那时候单位里已经出台了相关文件，八年之内，禁止交易。八年时间会有太多的变数，谁也无法保证八年之后还能顺利过户，这种私下里的协议并不受法律保护，交易双方唯一可以依赖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关系。然而，在利益面前，俗世里的“关系”往往不堪一击，父子、母女、兄弟、夫妻都可以反目，还有什么关系不可以？
　　 我见过一份转让协议。A4纸上打印着几行简单的条款，交易额居然没有大写，只有一行稀松的阿拉伯数字。没有手印。没有公证。我相信，双方应该都没有咨询过律师。那个冒失的年轻人需要一套体面的新房子，仿佛只有在这样的房子里，他才可以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我善意地提醒过他，但他不置可否，若无其事。我们属于两个年代的人，很显然，他并不理解我们这代人的思维方式。令我惊讶的是，他看中的并不是这套房子潜在的经济效益，也不是能占单位多大的便宜（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思维方式），而是这套房子可以标榜自己的身份——他入住的，是某个系统的职工住宅区。为此他愿意冒险，当然他也愿意相信，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彼此都不会把事情做绝。我只能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幸免。
　　 “绑架”我的那套房子一百四十五平米——四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餐厅，一间储藏室，两个阳台，两个卫生间。和我现在的住房条件相比，这套房子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十年前，我们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小区按揭买下了第一套房子，小区门前的马路上都是水坑，我骑着自行车，裤管上溅满污泥。往东去半里路，就是一片杂乱的野草地，到处都是垃圾，苍蝇乱飞，臭味扑鼻。不远处的田野上，还摇曳着一丛丛金黄色的油菜花，看上去，和我的小村牌楼几乎没有任何差异。说实话，看到周边的环境之后，我对这个小区已经失去了兴趣，在此之前，我已经看中了几套合意的房子，但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价格上，这些房子都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妻子反复劝慰我，要面对现实，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和我一样，妻子也出身农村，也和我一样，梦想着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事实上，也只有房子，我们才能把“根”真正扎下来，安居乐业——先安居，后乐业。杜甫的目光过于远见——早在遥远的唐朝，他就面对21世纪的中国写下这样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如今，广厦早已千万间，且“鬼城”遍地，但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来说，要想真正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却非常不易。
　　 那天我们忙到很晚，反复权衡着有限的积蓄和未来的还款能力，最终，我们选中了最后一幢最后一个单元，三室一厅，九十多平米。那时候，小区里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总价太高的我们承受不起，户型太差的我们又不想要。签完合同、交完首付之后天已经黑了，我和妻子惊讶地发现，小区门前的马路上居然没有路灯，人家的灯火影影绰绰的，像一双双半睡半醒的眼睛。即将安居的兴奋感瞬间消失，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沮丧到了极点。虽然我们即将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我们的口袋已经空了，而那套房子，也不是我们梦想中的样子。在租房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无数次设想过我们的卧室和院子——妻子梦想的卧室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她可以带着孩子坐在窗台上，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我梦想有一座自己的小院，院子里桂花飘香，栅栏上爬满葡萄的藤蔓，如果可以，我还想种一些牵牛花。老家的院子里，牵牛花开得太迷人了，一朵朵盛开的娇嫩的小喇叭……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既没有院子，也没有落地窗。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区，座落在一个整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的城郊结合部。
　　 第一次买房，我们都没有经验。拿钥匙那天我们才发现，最后一幢楼紧邻铁道，一列火车呼啸而来，另一列火车呼啸而去，窗户上的玻璃在呼啸声中一次次震颤。密集地震颤。而最后一个单元又挨着一条次干道，不仅西晒，后来次干道上还盘踞了一家物流公司，天南海北的大货车开足了马力，轰隆隆，轰隆隆，彻夜不止。站在空空如也的新房里，我虽然无比懊恼，但虚荣心还是占了上风，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个家虽然位置偏僻，严重的噪声污染，但这个家，让我和妻子终于结束了浮萍一样的租房生活，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专门下了一次饭店，还破天荒地喝完了一瓶白酒。那时候，合肥的房价已经日新月异，我们都以为，这一生，我们就要在这套房子里同患难，共白头了。我们雷打不动地按月还着房贷，锱铢必较地计算着装修的费用，到终于搬进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连请亲戚吃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工作八年，除了一个家，我和妻子几乎两手空空，像一对刚刚进城讨生活的年轻人。大约，每一对在基层挣扎的夫妻都如此吧，没有殷实的家底，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一切都靠我们自己。
　　 慢慢地，我们终于还清了所有的房贷，陡然消失的经济压力，终于让我们松了一口长气。大约也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我们开始准备要一个孩子。对于第一代城市移民来说，他们也必然和我们一样，艰难地践行着这样一种生存模式——前半生的奋斗，为了扎根；后半生的奋斗，为了孩子。只有短暂、孤独而又老无所依的晚年，或许才可以完全地属于我们自己。
　　 孩子刚上幼儿园，我们就开始寻找学区房，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起跑线已经提前到了胎教，如果小学再不抢抓机遇，他们极有可能重蹈我们的覆辙。当我们辛辛苦苦地终于还清银行贷款的时候，身边的同事已经购置了第二房子，还有一些同事已经享受起优裕的生活，开着汽车上下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城市居民。虽然他们已经忘记了父母亲的奋斗史，但对于父母们来说，他们最宏伟的奋斗目标，其实也莫过于此——让自己的血脉在城市的主动脉里流淌，让自己的血脉成为一个家族最耀眼的标志。只要能实现这个目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的告诫，别光顾着自己写，也要给孩子留下一些遗产呢！是的，父亲摒弃了“房子”、“金钱”这些物质化的词汇，而使用了另一个较为中性的词——“遗产”——具有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性，但我比谁都了解父亲的心思——和我卑微而清贫的书写比起来，父亲更希望我能多创造一些物质财富，让他的孙子将来不用再为最起码的生存而受苦。这个从“大跃进”活过来的老人，尝遍了人间所有的磨难，他已经苦怕了。
　　 父亲这一代人，最顽固而又最朴素的念想，也就是一间能遮风避雨的屋子。给自己一个家，给孩子一个家，也是中国人传承已久的生存模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拼尽一生的积蓄，又东挪西借了一屁股的债，终于盖起了一幢敞亮的楼房。那时候，二哥已经辍学务农，而我的顽劣又远近闻名，在父亲眼里，我肯定会和二哥一样，只能做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父亲甚至听从了一个亲戚的建议，一幢楼房开两道大门，一道大门留给二哥，一道大门留给我。但在最后一刻，父亲还是孤注一掷，放弃了另开一道大门的打算。感谢父亲，他用自己的脸面为我下了一笔高昂的赌注！这道高昂的赌注像一条鞭子，将我赶进了另一个世界。现如今，老家的那幢楼房已经破败不堪，天台严重渗水，顶梁上的钢筋一根根的，裸露在外。每次回牌楼，父亲都劝我们将房子好好地修葺一次，但我们谁都不肯这么做。我们的故乡早已经沦陷——严重断代的小村空荡荡的，只有二十几个老弱病残，守着十几座岁月一样荒凉的老房子。
　　 寻找学区房的过程过于漫长，前前后后，我们大约用了一年多时间。市场经济知识的匮乏，以及农家子弟骨子里的谨小慎微，让我们一次次地错失了良机。我们总想货比三家，总想再看看下一套房子，等我们回过头来准备重新考虑的时候，先前看中的那套房子已经飞速涨价，最离谱的一次，前后不到两个月，总价就涨了八万。心狠手辣的投资客惯于待价而沽，且洞悉买家的心理。孩子的事，天大的事，只要傍上了一个像样的学区，房子就成了不愁嫁的公主。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成了学区房飞速涨价的助推器。四年后的今天，一套学区房的价格，已经比四年前翻了一番。合肥还只是一个中部省份的二线城市，至于一线城市的学区房，价格则更为高昂。
　　 慢慢地，我们也就泄了气。恰好就在这时候，传出了单位要集资建房的消息，而且，还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学区。这个消息令我欣喜万分，甚至为没有购买学区房而洋洋得意。然而，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一等，我们竟然足足等了四年。为了孩子，我们不能再等了，尽管那套房子只通了水和电，且未通过主管部门的综合验收，但我们还是决定提前装修，早一天住进去，孩子就不需要在路上耽搁太多的时间。为了赶上学校里的早读，孩子每天早上七点必须起床。一个星期下来，孩子累得够呛，我们也累得够呛。
　　 然而，装修刚刚开始，问题就接踵而至。物业公司给业主们发了条短信，装修要签《装修协议》，办《装修许可证》，不然材料进不了小区的大门。我找到了物业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而时尚的女人，她冷冰冰地对我说，办《装修许可证》要交两千块钱的押金……两千？两千！这个钱以后是要退你的，知道啵？我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而且，就算我有，我也不会不明不白地交给物业公司。你们收这笔钱，没有任何依据啊！她不甘示弱地冷笑了一声，随便你，交不交，都是你的权利。我洋洋自得地离开了物业公司，这个回合，我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谁知道，我还没有回到自己的房子，家里就莫名其妙地停水了。
　　 停水，意味着必须停工。一开始，我以为整个小区都停了水，在城市扩建的进程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个冷笑的女人遥控了我们这栋楼道，她居然以此相威胁，逼迫我办理《装修许可证》。我不得不再次返回物业公司，那个冷笑的女人已经消失了，站在前台的，是一个过早谢顶的中年男人。我姓薛，薛仁贵的薛，黄河的河。请问您有什么事？我愤怒地擂着前台上的钢化玻璃，你们有什么权利停我的水？他若有所悟地“哦”了一声，接着又推了推鼻梁上的镜片，您是不是X号楼XXX的主业？我几乎愣住了，他笑着示意我坐下来，又递给我一支烟。是这个情况，您听我解释，他等我续上了火，又笑容满面地接着说，装修肯定要办许可证，我们要对全体业主负责……这一点我完全理解！我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茬，但作为物业公司，你们没有停水的权利！他站了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接着又坐了下去。兄弟哎，他说，你去问问，如果有一户没有交钱，算我薛河对不起你！这一声“兄弟”，让我的怒火全部熄灭了，当时，确实已有一些同事正在装修，我也看过工人师傅别着物业公司自制的装修证件。沉默片刻之后，我答应办理《装修许可证》，但在装修保证金的具体数额上，我们再次发生争议。薛河坚持要收两千，但我坚持依法办事——物业公司收取装修保证金，只是一项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没有一款法律条文对此进行过明确规定。他只好选择了让步，主动将装修保证金的数额减到了一千。这是我最大的权力了，薛河说，兄弟哎，你要替我保密，否则我就没办法做人了！
　　 从两千到一千，薛河把事情上升到了“做人”的高度，那一刻，这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几乎让我对自己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两千和一千对我都不是大数目，而且是要退的，但我一直在斤斤计较，给一个好心的管家出了道大大的难题。那一刻的薛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甚至相信，物业公司肯定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业主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吆五喝六惯了，也优越惯了。那天下午，我就亲眼目睹一位退休职工戳着薛河的鼻子，“你们敢断我的电，我就断你们物业公司的电！”在退休职工愤怒的质问里，薛河始终陪着笑脸，他的修为，几乎让我心生敬意。薛河和我的年纪相仿佛，但和他比起来，我几乎白白修炼了四十年。人进中年，我依旧急躁而火爆，稍不如意，就会怒发冲冠，伤人，亦伤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