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舅父，３岁死父16岁丧母的罗姓父亲，19岁时从外乡入赘外公家。于是我随外公姓张。
　　 偏僻山乡的艰难，从那种岁月过来的人多已深刻体验。母亲说，我３岁时父亲因食石蒜粑中毒险些丢命。1971年，为给病重的外公外婆治病和购买棺木，父亲卖掉了家中值钱的东西，包括维系全家生计且不多的粮食。1972年大旱，1973年青黄不接时，家中生计更是举步维艰，父亲不得不抛家别口外出做木活，除交生产队副业外，不时赚回一些粮食。但对十分贫困的家庭也是杯水车薪，一家６口有４人算是吃闲饭。刚满10岁的我，不得不翻山越岭掐清明菜、蒿芝,挖岩百合、蕨根，至今想起来，糠粑粑最难咽，有时哽得眼泪直流……时至今日,我不许小儿倒剩饭，宁愿自己吃下。
　　 环境的艰难，使我倍加珍惜读书的日子。从小学到高中，成绩虽说不上屈指可数，却也从未拖后。因考试不兴“一条龙”，只敢报考中专；得分虽超过录取线30％，前３个志愿却都是地区内的中专学校。从父母的口中推测，复读也许不可能，娶妻生子是父母对我这个独子的最大愿望。亲朋们也说“早栽秧，早挞谷，早生儿子早享福”，“只有挑起箩篼卖米，哪有挑起箩篼卖书。”
　　 进入铜仁财校，渴望成为一名诗人，涂鸦了数百首今日看来显然可笑的诗歌，学习真是没有尽心尽力。毕业后的数月，几乎是在家中的山野度过。不曾想到同校毕业的16人，只有在城中无一亲朋的我分在县机关。虽然后来多数同学几经变动，比我有权或有钱，如今想来还是要感谢看重“三好生”的领导。
　　 工作之余仍然梦想成为一名诗人，数年的努力，变成铅字者寥寥无几；看别人写小说、散文似乎容易，也尝试着写了许多,相隔数日却自己也难读下去；认为写新闻出名较快，在报边刊角发了一些豆腐块，至今没有一篇引起轰动；发现编书是一种时尚，编写出厚厚的几册，不管是否公开出版，除了存史或作资料查阅，之外没有其他作用；向往当一名教师炫耀自己的学识，在党校兼课10余年，实到学生越来越少；希望在工作上有所作为，成天在０─９的数海寻找实事求是，往往事与愿违，每每听到的都是将以往的基数搞大了，而今增长速度偏低。真应了一句俗话：“艺学一百行，行行无名堂。”所有的时光就这样悄声无息地流逝。
　　 不知是谁说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话似乎是为我说的。内心认为条件不够，不敢入党，领导说是不要求进步；只是完成分配的任务，25岁时被评为全国统计系统先进工作者；自认为当领导需要勇气和意志，县长就是不同意调离；本想评个统计师，政策规定行政单位不允许，只有作为业务骨干进入评委会去议论他人的长短；自费考试获得经济师资格，却因任职无法在计算中心所设的岗位上兑现工资；书面提出辞去任了6年的副局长，结果音信杳无，过了两年下文为正职。当了无品领导，还增加了无人将自己评为优秀的岁月，工资差距与后来者越去越远。这些年除了接不完大同小异的电话，写不完依样画葫芦的公文，开不完层层下传的会议，就只有好写的简历：20年统计。
　　 说不出别人心悦诚服的道理，只好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自我慰籍。比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今日的我已是幸福无比。所以时时告诫自己：为人不必苛求光宗耀祖，但不能辱没清河堂上祖宗，也要对得起豫章堂上考妣，更不能泯灭山乡岁月陶冶出来的良知。
　　 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