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五月的门槛，太阳的光亮，就开始火辣辣的。野草愈发蓬勃，在阳光爆炸开一样的金黄和酷热中，庄稼更加卖力的生长，大地仿佛被厚实的植物包裹上了一层毛茸茸的外衣。这时候，父亲早早就用蛇皮袋子装了镰刀，装了衣物干粮，要出远门。
　　 陕西的麦黄的早，父亲要到外地去赶场，当麦客。
　　 父亲说，他会从华亭的安口出发，先到陇县，千阳，再到宝鸡，然后依次经过兴平、咸阳、乾县、永寿、长武，最后坐车回到我们平凉的白水镇。父亲一路走，一路割麦。一圈割下来后，等回到家，我们塬上的麦子就黄了。父亲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急急忙忙割完我家的麦子后，还谋划着到村子里那些劳力少、麦割不退的人家出力挣钱。
　　 那时候，父亲外出赶场，我从来没有像母亲一样，把他送上过塬头的公路。
　　 父亲临走时，给缸里担满了水，劈了一大堆干柴，整整齐齐的码摞在台阶上。他摸了一下我的头，叮嘱我要听母亲的话，要好好写字，他回来会检查的。在走出家门时，用镰刀把，把蛇皮袋子挑在肩头的父亲，又摸了摸我的头，于是，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双大手的粗糙和温热。
　　 小时候，其实我是不喜欢父亲。他总是呵斥我。还经常一手把我抓起来，另一只巴掌在我屁股上势如破竹的扇打。对于父亲长时间的外出不在家，其实我还是有些欣喜。在父亲外出赶场的日子里，我是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
　　 但慢慢几天后，院子里窑里，不见父亲高大的身影，我却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和无助。我开始想念在遥远的他乡当麦客的父亲了。我甚至担心，父亲此一去回不来，我怕年幼的我，就此失去父亲的庇护。母亲说，好几个晚上，我在梦里说胡话，糊里糊涂的喊叫着父亲，还有一次，竟然清晰的叫着说，大，你给我削一个比二歪的木牛还大的木牛，全世界最大的木牛……
　　 十几天了，父亲该回来了。每天傍晚，我牵着一头黄牛在塬顶的路上放青。我看着黄牛舌头一伸一卷，不紧不慢吃着青草，发出仿佛给人剃头一样的嗤嗤声，一边在心里想着父亲。夕阳西下，小路前面的最深最远处，淡紫和嫣红的云彩，相互渲染出一片宁静与神秘。路旁的麦子，严严实实，密集坦荡，让人想起铜墙铁壁这个词语。晚风吹拂下，所有麦子，都脚跟坚定，麦穗横斜，像整齐的波浪在缓缓起伏。我踮起脚尖，盼望着父亲高大的身影，能从目之所及的远处，慢慢走进我的视线；盼望着父亲被夕阳拉长的影子，晃晃荡荡的离我越来越近。
　　 这样的等待与期盼，持续了好多天以后，父亲终于回来了。蛇皮袋子里，装着我日日盼望的大红杏。陕西的杏子，比我们村里的大好多。父亲说，他在凤翔买杏子的时候，杏子还绿的像青皮核桃。一路走，一路割麦，直到回到家时，家里的麦子黄了，绿杏子也就变红了。
　　 父亲还给我带回来一本《白话聊斋》，里面有素描插图，画着各类神奇的人、古怪的物，书页散发着油墨香。父亲让我好好念书，他年年外出当麦客，出力流汗时的念想，就是希望我长大后，不要再像他一样外出给人揽活，别再走他的老路。
　　 归来的父亲，头皮精赤，戴着一顶发黑发黄的烂边草帽。他身上的衣服，被陕西的太阳，漂晒得发灰发白，破破烂烂的，到处是一圈圈汗碱的痕迹。父亲脸色黧黑，仿佛瘦了，嘴边腮旁，胡子长长短短，像秋天干枯凌乱的茅草。父亲从蛇皮袋子的被褥夹层中，翻出一叠钞票交给母亲，钞票用红皮筋捆扎着，母亲小心翼翼的接过来，放在箱底的一只花布包袱里。父亲当年拿回来的钞票，其实是干燥整齐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总觉得那叠钞票，仿佛带着一股湿湿的汗腥味，和一种白花花的太阳下、麦芒灼人眼目的锋利光泽。
　　 那一年，父亲赶场回来后，我家的麦子还没黄整齐，父亲母亲就去给村里的老干部高文举割麦，竟在地边的蒿草灌木从中，捉住了一只毛色雪白、眼睛赤红的小兔子。这只小兔子，让我和妹妹爱不释手。找了一个纸箱，里面铺了破布，把它装在其中。可是，喂它红萝卜和白菜叶，它连嗅都不嗅。我们无计可施，父亲说，野生的东西，家里养不成，还是放了吧，等到明年他去赶场时，给我们买一只家兔让我们喂养。于是，我把小兔子放到了门前菜地的野草中，并急切的盼望着在来年，父亲赶场时，能给我们不仅带来陕西的大红杏，更要带回来一只温顺可爱的小兔子。
　　 也许是父亲忘了自己说的话，后来，他年年外出当麦客，却从来没有提过买兔子的话。
　　 倒是我家的菜园，在第二个年头，常常被野物糟蹋。母亲说，肯定是去年我们放生的那只小兔子，长大后一只在祸害我家的蔬菜。我也觉得可能是。但我接连几天，爬在菜园边的一棵弯榆树上守望，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一只长大了的白兔，来我家菜园偷吃菜果，但最终，一直没看到。
　　 收麦时节，下雨了，就等于给农民暂时放假了。下雨天，田野雾蒙蒙的，空气中散发着干麦草被水浸泡后的淡淡霉味。雨水顺房檐落下，滴滴答答的在响，窗外一片晦暗，父亲仰躺在炕上，悠悠的抽着旱烟，给我们兄妹讲他在陕西当麦客的见闻和经历。
　　 父亲说，陕西的麦子厚的很，简直连镰刀都插不进去。最好的麦客，一天，只能割二亩，他有一天却割了二亩半。只是割完以后，浑身就像散架了。再加上，陕西那地界，大多都是水浇地，割完麦子后，鼻孔里全是黑灰，唾口唾沫，简直像墨汁。
　　 父亲说，陕西的麦子不打捆，直接用木叉挑到牛车上或拖拉机里，地上能撒一层麦粒。而且麦茬割得老高，就像猪拱了，更像贼偷了一样，让人看着心疼……但是陕西人不在乎，因为人家生意门路多，不想我们这里把麦子当个命，囤里没有麦子就活不成……
　　 父亲还说，人都说出大气力，就会吃得多。其实这话不对，割了一天麦子的人都知道，太阳像火盆一样烤着，身上的汗像自来水一样淌着，等到天黑，主家端来了饭食，馍馍嚼到嘴里，像嚼着泥巴，只是一个劲的渴，简直能像夸父神爷爷似的，一气喝干一条河里的水……
　　 父亲还说，出门在外当麦客的人，咱出去就要靠流黑汗出瓜力挣人家的钱么。可是像你庆来哥哥那样耍奸溜滑的人，割麦时一直把镰刀压低在土里掏，一有机会，就溜到到地头树下磨镰刀，一天连半亩麦子都割不了……出一趟门，挣的钱，刚够回来的路费……终于受不了苦，想早早回来，慌里慌张坐车时，本来要倒三次车的——坐咱平凉白水的车，却瓜不兮兮的坐上了人家渭南白水县的车，结果呢，越走越远，一路要饭才回来……
　　 通过父亲的诉说，我知道了麦客的许多不易和辛苦。那些年，出去当麦客的、我的父辈我的堂兄们，他们坐不起汽车，冒险扒拉货的火车，有不少人，跌落在铁轨边受伤不轻；晚上，他们睡在主人家的房檐阶上、场院里，如果有个铺着麦草的土炕休息，就等于是享受到了高级宾馆的待遇；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如果那里麦薄欠收、无人雇佣时，割一天麦子能换一顿饱饭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年，我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是一对母子麦客，无人雇佣流落街头时，儿子的癫痫突然发作，躺在车水马龙的街头，面对围观的人群，那母亲无助凄楚的眼神，至今就像一道暗夜闪电，让我一想起，就头皮发紧，心内莫名的痛楚颤栗。
　　 很多年，我们一年的化肥种子、收麦碾场、油盐酱醋吃穿用度，乃至我上学读书的费用，都靠父亲年年出去当麦客来赚取。
　　 十八岁那年，父亲大病一场，差点死了。在恢复的差不多第二个年头，父亲不顾我们的劝阻，兴冲冲的收拾包裹行李，准备和村里人一起，再次开始他的麦客营生。可是，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着他、都不乐意和他一块搭伴外出揽工。我的邻居，一个和我家一直不和的壮汉，曾经当着父亲的面、当着村里很多人的面奚落父亲说，狗蛋他大，病成了一个痨鬼模样，还妄想着出去赶场割麦呢，……小心一出去，把骨殖丢到陕西地界，到了，进不了家门，落个孤魂野鬼……
　　 面对他的讥讽和其他人的耻笑，父亲没有跟他们理论。
　　 父亲一言不发的回到家里，脚步趔趄，脸色苍白，一进家门就抱住我放声大哭了起来。
　　 他涕泪交流的说，娃呀，大不行了，大不能出去赶场了，大挣不来钱了，咱们家的日月过活，可咋办价，咋办价……
　　 从那年起，父亲的麦客生涯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的日子，并没由于父亲当不成麦客而日渐衰败下去。
　　 一年一年过去，村子里外出到陕西赶场当麦客的、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人数一年少似一年。直到现在，提起麦客这个词汇，在很多人的眼中心中，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仿佛就像一个被重重岁月烟尘浸染得发黄、而不辨形迹的旧梦。
　　 当村里的麦子越种越少，当收麦时完全不出力也不流汗，看着新型的麦客——大型收割机，轰轰隆隆的，在麦田来回驰骋时，我那拄着拐杖，站在旁边观看机器收割的、当了半辈子麦客的老父亲，他在想些什么呢？是在感慨时代的飞速进步？是在惊诧于世事的神奇难测？还是回想起了自己壮年当麦客时的点点滴滴……
　　 时光在流逝，很多旧事，很多名词，都已成为历史，只隐藏在发黄的故纸堆里，呈现在白胡子老者前言不搭后语的娓娓陈述中。我想，该遗弃或者该忘记的，就让它随风而去吧；而该铭记和传承的一些往事和旧话，应该值得我们时时静心回想，并且当故事讲给后辈们去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