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延长卷烟厂完成了“意大利制丝线工程”的全面技改工作。高大的厂房，拔地而起的家属楼房，新修的锅炉房，刚刚硬化的机关院落，配上大门口两只威武雄壮的石狮子，看一眼，繁华似锦，走一遭，富丽堂皇。可谁能想到，卷烟厂技改工程结束之日，就是卷烟厂濒临倒闭开始之时。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烟厂“大观园”，正酝酿着一场大灾难！
　　 书记白波是厂长王世平的亲家。王世平到卷烟厂后，大刀阔斧。先是完成了技改工程，同时也完成了家属楼工程，厂区硬化工程。所有工程完成后，王世平坐下来算了一下，加上卷烟厂过去的旧债，卷烟厂已经动下了近两个亿的外债（那时候延安市财政收入总额为4个亿）！
　　 卷烟厂当时的生产情况是，一直生产着两种最畅销的劣质卷烟。一种是“延河”，一种是“万花山”。每天来卷烟厂拉烟的车络绎不绝。车间的烟一到库房，就被装车拉走了。真正出现的一直是“供不应求”的“大好局面”。可在王世平眼里，这“大好局面”，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正在向着爆炸，一分一秒的走着。
　　 王世平是个精明的企业家，来了个“须退步，早抽身”。把卷烟厂一大摊子事务交给了他的亲家白波。对外宣称自己已经调离。白波在全面执掌卷烟厂事务后，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份一直没有被“名正言顺”。因为卷烟厂的厂长只要是上级任命的，那就都是县团级。可他现在干着县团级的差事，拿着科部级的待遇，总觉得不是个事。为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他就一个劲打报告，就说卷烟厂不行了。当时，全国的烟草形势是，中国180家烟草企业，国家计划关停80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白波的一份份报告，给陕西省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个突破口。陕西省烟草公司决定：首先关停延长卷烟厂。
　　 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场关停延长卷烟厂的序幕，就此在全国180家卷烟企业中第一个被拉开了。
　　 白波没料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就破罐子破摔，反正你不给我县团级，我也不给你好好配合。工人这时候已经乱了阵脚，省公司没法，就把王世平给揪流了回来。
　　 王世平回来的那天下午，一反常态地通知，不在车间，也不在会议室，就在厂部大院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卷烟厂的职工还没有到来，卷烟厂厂部，十四面石窑的窑面子上，从东到西的两根电线上已经密密麻麻的站满了足有1000多只黑白相间的小燕子。它们好像也是来专门参加会议的一样，静静地站在电线上，没有一只乱飞和乱叫。卷烟厂的全体职工，就这样面对面的和这群小燕子在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
　　 王世平在会上，深沉地告诉全体职工，由于卷烟厂经营不善，已经资不抵债，无法运作。目前，最好的出路就是关停企业，申请破产，给工人另谋生路。当然，王世平是有备而来的。他把卷烟厂为什么经营不善，为什么已经资不抵债，为什么必须走关停、破产之路，讲的头头是道，并把继续生产下去，后果有多么严重，说的骇人听闻，使在场的工人无不倒抽一口凉气。有的工人直打心眼里感激王世平，庆幸自己幸亏遇上了王世平，要不，卷烟厂真的要倒了大霉，人还都不知道呢！
　　 卷烟厂工人的素质，决定了卷烟厂工人的命运。从这一天开始，卷烟厂的工人再不关心卷烟厂今后何从何去。而是关心自己这次关停后，能得到多少钱。
　　 卷烟厂第一次拿出的方案是，每人给发7000元生活费。方案一出，全厂哗然。全厂工人全部聚集到厂部，要求召开职代会，罢免王世平职务。李金章主席是全厂领导中的元老，也是领导和群众中的和事老。他在会上像在家里啦家常一样批评大家：
　　 “你们说王世平现在还愿意当这个厂长？巴不得你们把他免了呢！王世平这次回来，是省公司揪流的紧，才回来的。你们因为他愿意回来啊？咱们有问题，就说问题，怎么样能来就怎么来。动不动，就罢免厂长，罢免了，你们谁来当？你们谁能觉得比王世平能行，就站出来！或者说站在这里，能给大家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领导支持，大家拥护，咱就成全人家王世平，罢免了，让人家走，怎么样？”
　　 可怜卷烟厂几百号人，被李主席一番话说的再也没了好说的。就一句话，钱少！
　　 那多少是多？
　　 加上一倍就差不多了。
　　 第二天，第二次方案出来了。每人给1万！
　　 全厂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一下，我们卷烟厂，人人都是“万元户”了，按惯例，明天县长就应该给我们都来戴“大红花”了！
　　 可这一万元，有个条件，就是解除工人身份。
　　 工人们反应过来后说，这不行！
　　 王世平让大家去看《破产法》。按《破产法》规定，真的要解除工人身份。
　　 卷烟厂人又不干了。
　　 省公司工作组，延长县政府县长樊高林把卷烟厂各车间、各部门的代表都召集到延长宾馆会议室征求意见。我作为保卫部门的代表，也来参加会议。
　　 在如此严肃的场合，卷烟厂的代表们，就和当年的国民党一样，共产党来谈判了，坐下来却没有丝毫的准备，也没有一个人能拿出像样的方案。人家问得多少钱？就乱口跳舌，有说50万的，有说30万的，还有说20万的。我实在听不下去，就出面制止这些人。我说，我们既然来，就说的实际一点。空话、大话那是没有用的。接下来，李彦林说了一排子，还是不切实际。但李彦林是卷烟厂一车间的主任，外号人称“李诸葛”。他刚说完，全场人员立即响应，都说就按这个办。樊高林就回过头来问我：“如果你是县长的话，他们都这样提条件，你担还是不担？”
　　 我正为卷烟厂的人生气，但对县政府纵容和促成卷烟厂关停更是生气，就毫不客气的回敬了一句：“我要是县长的话，我就担了！”引得卷烟厂人哄堂大笑。樊高林没想到我给了他这么一句，也小肚鸡肠地说我：“哦，那把你屈才了嘛！”我说：“就是的，当你那样的没主意县长，我还当不了吗？”樊高林再大人不计小人过，就不和我说了。
　　 事隔一天，卷烟厂传出消息。李彦林被安排到财务科接了蔡永来的出纳手续。李彦林摇身一变，就成了不清算人员。厂里那些把李彦林一直视若神明的人，再去“讨教”李彦林，看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李彦林说，他被留下了，就再不能参与了，他也不参与了。那些人回来，大骂李彦林，说李彦林是“叛徒”。于是，卷烟厂再没有“诸葛”了，都成了一群无头的苍蝇。
　　 一部分人跑到我这里“讨教”。我给他们能提供的，实际上还是王世平现在方案上的东西。因为王世平所做的一切，就是按照《破产法》的条条框框照搬来的，我给他们能提供的也就是《破产法》。这些人就在工人里边散布，说我是王世平的狗，和王世平一样样的，是不可信的。
　　 卷烟厂人没有失去过身份，对身份概念不是很重视的。认为只要多给钱，就能行。我在这一点上，很坚持。我说，在10万块钱和一个身份之间选择，我只要身份不要钱。这话让卷烟厂人更不相信我了。有人直接在我面前说：“你吹牛B里，你一辈子能挣多少？你现在一月工资是200元，一年下来是2000多，10年才是2万多……”
　　 “工资马上要改革了，不会常是200元的。”
　　 “改革谁知在哪个牛年马月，改了才知改了！”
　　 “……”
　　 反正我人微言轻，反正我是王世平的狗，反正我说什么都是放屁！我就再懒得说了。
　　 就在这个时候，王世平把我叫的去了一回他的办公室。他说，他想听一听我的想法。
　　 我说：“我没有太多的想法，身份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没有什么都行，但身份必须保留。”
　　 “身份留下没用，以后到哪里都是合同制，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正式工填合同是长期的，临时工填合同就是短期的。”
　　 王世平知道我对政策是熟知的。就再不和我争。
　　 “钱还是少了些，按你的方案算下来，像我这样的，连2万元都上不了，就一万多元，我拿这一万多元连个门面都盘不下，能做什么？”
　　 王世平说：“你拿一万元去找工作，还愁没人要你？”
　　 “我就是愁这个事里，你如果有办法，我这一万元我就不要了，你给我找人安排，我马上走人。”
　　 “我现在自身难保，不在位子上，能找谁啊！”
　　 “卷烟厂总可以吧？”
　　 “卷烟厂人员省公司已经按比例留够了，再说保卫部门没有留守名额。像你这样的在清算后，可以按正式工待遇填合同留下来。”
　　 “我现在没技术，年龄也大了，出去打工也不是时候了。保卫工作虽然辛苦一点，但不是重体力活，还是适合我的。如果需要，我愿意留下来。继续从事保卫工作。”
　　 “这个我会考虑的！”
　　 “钱如果上了两万，再保留身份，你觉得咋向？”王世平忽然问我。
　　 我有点意外，但还是拿捏了一把：“这个我就要考虑一下了。”说完，不由得笑了一下。
　　 王世平也会心的笑了一下。
　　
　　 过了一天，最后的方案出台了。新的方案是“一次性清算后，保留原档案身份，解除卷烟厂工人身份。”
　　 清算资金是：基数还是10000元。其他各项补贴费用还是按个人工龄长短给付。因为这些数据都是严格按《破产法》产生的，再也无法向高处走了。王世平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就来了个“限时加价”方案。提出了按某月某日前同意签订一次性清算的，最高可奖励总额的25％。过了期限，奖励作废，恢复原来基数。这样以来，卷烟厂最高工资的就能拿到3万多元。像我这样的最低工资能算17000多元的，就上到了21250元。（妈妈的，你看邪不？整整21个250！）
　　 卷烟厂的人，这下没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领这2万多元，怕将来政策有了新变化，就吃亏了。要不领这2万多元，该到手的这2千多元就打了水漂，那可是整整一年才能到手的钱，不是小数目啊！
　　 又有人来我这里“讨招”。我说：“如果我是双职工的话，我就先签订一个。另一个多少都不签。将来就是一时安排不了工作，起码生活不存在问题。到卷烟厂关停工作结束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申请失业救济金，理顺两项基金。再接着就是安排再就业。这样的话，即就是一个人没有工作，起码还有一个人公家非管不可。对你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吃不了亏的。像我们这样的单职工，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要么就占便宜，要么就吃亏吧。”
　　 “那你签还是不签？”来人迫不及待地问。
　　 “我到最后再说。”
　　
　　 整整三天，谁也没去签订协议。
　　 王世平下令：留守人员的家属和子弟、亲戚朋友先签。第一批人员，由白波的家属带头先签。如果不带这个头，就把白波列为被“清算”人员。
　　 第四天，白波的家属带头签了协议。
　　 第五天，第二批人员由袁春民的家属带头签了协议。至此，卷烟厂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和厂里签订了协议。
　　 第六天，卷烟厂竟没有一个人去签订协议。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这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袁春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你准备签不？”
　　 “我不准备签，我签了怕将来找不到工作就瞎了。”
　　 “你要找什么工作，你就在咱保卫科先干着还不行？你要是不签的话，从明天起，就先把你的工作停下来。你明天如果再不签，白白的2千多元就没了。如果你明天能带头签，厂里就把你留下来继续负责保卫科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想了半天：“是这样的话，我只得签，不签怎么办？”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第一个去签了协议。一直等待观望看我签不签的人，这时候也都陆陆续续地去签订了协议。到下午下班的时候，只有十多个人，没有签了。
　　 这十多个人里，有的就是听了我的“鼓动”。他们都是双职工，都是已经签了一个人了，自己准备不签了。可他们不明白，我说的好好的是不准备签的，怎么就突然又带头去签了呢？看来，我是靠不住的，有的就赶紧改变主意，也去签了。到晚上12点时，最后的时间到了，卷烟厂家属区出现吵闹声，原来是最后几个人，不去签，可他们都是“妻管严”，被老婆吵着、骂着、赶着一同去签订了协议，不为别的，就是怕白白丢了那2000多元啊！
　　 最后，卷烟厂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去签，那就是张桓。（一年后张桓悄悄对我说卷烟厂给了他18万）。
　　 就在卷烟厂工人喜忧参半，心情各不相同，等待数钱的日子里。一名从学校回来安排到卷烟厂上班的工人，去和王世平说自己的事情。三句话没说落点，就抄起一个瓶子，一瓶子就把王世平打倒在地上了。
　　 王世平当天就住进了延长县医院。住了两天，说伤情严重，就转院去了西安。这一去，至今，延长卷烟厂人就再没见到过王世平。
　　 当延长卷烟厂人把拿到手中的钱还没来得及捂热的时候，物价涨了，工资改了。延安卷烟厂的职工，月薪从2000元一直到8000元的消息，让延长卷烟厂人一次次心里都如同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这以后，延长卷烟厂人就抱着当年争取到的“档案身份”，死守城隍庙，左右挪不动。延长县，不准安排。要就业，离开延长。西安上访，被打折返。北京说理，延长追管。一句话：谁再上访，办班伺候！从此后，偃旗息鼓，苟延残喘。生老病死，无人问津。两项基金，自己打理。想养老，先交5万元。不交钱，老了没人怜。想当初，日思暮算怕吃亏。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如今，当年壮士皆苍头，十有八九病跟随。未见阎王心先死，羞对人称卷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