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寇种
　　
　　 寇种，是我们胶东一代的土话，意为厉害，尤指女性。
　　 但“寇种”这个词儿，用在我身上那会儿，是发生在我还不会走路的年代，那时我没记事儿，是后来听我母亲讲的。
　　 一天，母亲带着我去后园薅玉米苗，就是把多余的玉米苗儿拔除，使其有一定的间距，以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采光透气和拥有茁壮成长的养份。总之，为玉米结个大棒子打基础。
　　 母亲把我放在地头的蒲团上，便去干活了。
　　 我大概只是玩耍了一会儿，抓抓过眼的蝴蝶，扑扑过路的蚂蚱，吃吃脚边的泥巴。但除了吃泥巴之外，其它也不过是嘴上功夫，唔噜哇啦地虚张声势一番罢了。因为那时的腿还嫩，只是个摆设，走不了路。
　　 时间一久，我便腻歪了，而且，头顶太阳越来越晒，我的只穿了一件肚兜的肉身子感到燥热难耐。我一定是叫我母亲了，可我母亲听不见，她在干活。她听见了，也不会理我。我母亲和我一样，噢，不，是我和我母亲一样，都是一根筋的人。干活的时候，眼心中只有活。其它，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不见回应，我便自己行动了。不会走，但我会爬。我离开蒲团，飞快地向前爬去。不单是爬，碰到玉米苗儿，我就学母亲的样子顺手薅出来，我为找到一种新的玩乐方式而兴奋而昂扬。而且，我一定认为我是在帮母亲的忙----我从小就希望帮上母亲的忙，就知道取悦我母亲。
　　 我薅得很努力，很欢快，很快。一会儿功夫就追上了母亲。我去拉她的后衣襟儿，让她看我的成绩，我在等她喜出望外之后的夸赞。
　　 可是，我母亲回过身，看到那些躺在地上有些蔫了的玉米苗儿，脸却一下子皱了，一下子带了哭腔。她肚子痛似地“嗯哼”着转了一个圆圈，突然抓起我，“嗵嗵嗵”走出地头，一下把我掼回到蒲团上。
　　 “没想到，这一下，竟把你的腿摔坏了。”母亲说，“我没觉得用劲呀......可能是孩儿太小了，可能是腿太嫩了，也可能是我气极了，感觉不到使了劲......”唉----母亲讲述时的恐惧还在，还在弱弱地自我开脱。
　　 我忙去按自己的两条腿，哪条？哪条？
　　 我母亲警觉地说：“什么哪条，不过是脱了臼，当时就让侯婆子给拿上了。”
　　 “看你嚎哭不止，我当时吓坏了，以为真把你的腿弄断了。你爹一边骂着我，一边抱起你就往前夼村的侯婆子家跑，我在后边一溜小跑跟着，一声不敢吭，直到侯老婆子给你推捏了一阵，说没事了，我的心才放下。”
　　 “你可真是个寇种！”母亲恨恨地说，“拖着一条腿，还噢嚎着扑上来打我。你想想，你打小、你那么小，就那么‘寇’......你想你该有多‘寇’就行了。”
　　 我母亲笑着，却抬手擦起了眼睛。
　　
　　 【二】笨种
　　
　　 我说过，我一直想取悦母亲，一直想得到母亲的肯定和夸奖，哪怕没有语言，只是赞许的一瞥也是好的。虽然，我知道我母亲不喜欢我，嫌我笨，嫌我丑，嫌我不像俊俏灵巧的姐姐能时常给她赢来邻里的赞誉，给她挣些面子。但我却非常执著、坚持，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
　　 有一次，应该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总之，是春末夏初，我们家请了人换屋顶。屋顶是草坯的，风吹雨淋，两年就糟烂了、塌陷了，就得换新的。
　　 换屋顶，大人叫“倒褂”。
　　 “倒褂”是个技术活儿，母亲专门请了村里的泥瓦匠疤眼陈。别看疤眼陈是个疤拉眼，但手上的活计好，每到春季“倒褂”，他就成了村里的香饽饽，不提前预约，你家的屋顶就得等到下年。
　　 这个时候，那个背地里被我们喊作“疤眼陈”的泥瓦匠，就成了我们家的上宾。尤其是我母亲，“叔”长、“叔”短的“叔”不离口。我父亲、我小叔这样在村里数得上的汉子，却只配给他和和泥、搬搬梯、递递拿拿，打个下手。
　　 疤眼陈有个嗜好，爱吃萝卜丝小豆腐，新出锅的，白嫩嫩、鲜润润地盛上一海碗，碗顶加点儿芝麻酱，一口气能进两三碗。之后，才哈出一口气儿，抚抚有了底的肚子，这才去挟别的菜吃，也会端起早已满上的酒杯，一仰头，“啁”了。
　　 一大早，我母亲就连吆喝带骂地把我们一干人从睡梦中“攉捋”起，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擦萝卜丝。并指着我们家最大的那只黑陶盆说，要擦满。
　　 我是个干活不惜力气的人，所以，我经常被我母亲骂寇种、犟种、拗种，却从来没被骂过我懒种。
　　 面对一筐萝卜和那只我坐进去就可洗澡的大盆，我不忧反喜----我完全有把握把这大盆装满、满得超出母亲的期待。就是说，我这次完全有把握能取悦母亲了。
　　 拿只小方凳，稳稳坐下，我开始对着大盆擦萝卜丝儿。
　　 萝卜很大，我的手很小，擦起来很吃力。擦一会儿，手腕就酸麻地拿不住萝卜了。但，萝卜也就擦得意气昂扬、铿铿锵锵。
　　 盆里的萝卜丝一层层上涨，我还不停地用手压压。既然心里铁定要取悦母亲，就来不得半点马虎。
　　 就这样，我保质保量还提前完成了任务。那时候没有钟表，但母亲回家做饭的时候就是钟表，在后园帮工的母亲还没回来。
　　 我稳操胜券地起身直直腰，擦擦汗。可是，我却起了一个凡有点脑子的人都匪夷所思的蠢念头：既然母亲没回来，我就端着萝卜丝让母亲看看够不够？其实更真实的念头是，尽快让母亲看到我的业绩，尽快听到母亲欣喜后的那声赞扬——我实在等得太久了太焦急了！
　　 我端起冒尖的一大盆萝卜丝，弓着腰往后园走。成功地走出堂门，迈出院子，转出胡同，拐过屋山，我看见我母亲了，我喊了一声：“娘，你看......”话音儿未落，大盆就“啪”地一声落在地上了。
　　 盆是当地土窑烧的那种黑粗陶，桃酥似地没有筋骨，落地都不带响儿，是母亲用小半袋子面和小贩子换来的。“啪”，是我的心落地的声音。
　　 那次，母亲却没有打我。总是因为有外人在，尤其碍于上宾“疤眼陈”的面子。母亲只是走过来，看了眼一地的萝卜丝，又看了眼呆若木鸡的我，冷蔑地扔下一句：笨种！
　　
　　 【三】拗种
　　
　　 我母亲那一辈的人上学识字的不多，但对上学识字分外重视。暑假后入学的前几天，就开始归拢家里玩疯了的野妮子、混小子们，把他们从山上、河里、庄稼地里捉回来，按到裤档下，强行给他们理发、洗澡、修手理脚，试图把他们横生旁逸的刺刺棱棱修剪掉，好送给老师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
　　 那天，我就是这样被我母亲拉到柿树底下的，她说我的头发像“三点水”，难看死了，要给我理掉。
　　 “三点水”是个什么发式？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我母亲有一怪癖：极爱头发，又极嫌头发。爱所有长在头上的头发，嫌所有落下来的头发。爱就无须说了，哪个女人不爱自己的头发？
　　 单说嫌。凡是落下来的头发，我母亲都有一种从骨子透出来的嫌恶。每次梳完头，她都要像法医出现场一样满脸警惕、全神贯注地收拾梳上、篦上、炕上、地上、肩上、袖上的头发，确认所有落下的头发都被她收集在手上了，她才能继续做别的事情。
　　 我们家女孩七个，早上起床后最壮观的功课就是梳头。炕前站着梳的、窗台盘着理的、门坎坐着扎的、满院子走着编的......这个时候，我母亲晨骂的内容，就是我们飘落得到处都是的头发了。
　　 收集起来的头发，母亲都把它们缠成一个个小疙瘩，掖在院墙的窟窿里。掖得满墙都是。细心的人去我家，就能发现我们院墙独特的“发”景。不过，那些头发倒有个好的去处，村里来了货郎，就拿去“头发换针”了。
　　 我母亲最恐惧的是吃物里发现头发，如果饭菜里发现了头发，她这一顿饭也就不用吃了。
　　 让人不解的是，极嫌头发的我的母亲，却愿意给邻里理发，无论是老女人、大女人，还是小女孩，随叫随应，随应随到。但剪发的场所绝不能设在我家，得去胡同口的大柿树底下----那里开阔，便于打扫。
　　 虽然母亲是个邻里公认的“理发师”，但我对把头发交给母亲，没一点信心。
　　 因为我知道，我母亲是个怎样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怎样凡事只讲实用、不管其它的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比如，给我们缝棉袄，她首先想的一定不是穿的人怎样合身、如何好看。而是想着棉袄的主人正长个儿，一定要缝得够肥够大、一定上包头下包腚，如此，才能在明年或后年装下那个长大了的身子。所以，我的新棉袄除了难看一个特征，再有就是大。鞋子也是，点灯熬油的做双鞋子不容易，不穿个新一年、旧二年怎能合算？所以，我的新鞋子从来都是比脚大一码，留着空档等脚长大填充。不跟脚咋办？好办，拿团棉花塞上。
　　 所以，我很怕我母亲剪发也奉行这样的实用主义----好不容易剪一次发，干脆剪短一点。她知道我是女孩，自然不会给我剪成男孩的板寸光头，但万一剪成“木碗”也要命呀。
　　 “娘，别铰短。”见母亲要开剪，我忽然恐惧地双手护头。
　　 “知道。”
　　 听见剪响，仍不放心，又叮嘱：“娘，别铰短。”
　　 “知道啦！”娘不耐烦。
　　 见头发缕缕往下落，心下惴惴，拿手摸摸，语气软得像恳求：“娘，别铰短，别铰成‘木碗’。”
　　 “看剪着手......”娘生气了，用力打掉我的手。
　　 一旁的愣种奶奶笑了，说：“哎哟哟，曼儿知道俊了哎！”
　　 小婶也附合：哎，就是的。小曼天生爱俊，就是和小小子不一样。我家健，前天我给他铰了个“狗啃”，他摸摸，照也不照地跑出门玩了，呵呵呵......
　　 我不听女人们说什么，我就爱俊！而且，这可是开学的第一天亮相，我必须好看，我必须俊。
　　 我的格格夏衫儿早就缝好了，板板正正地叠在衣柜的最上方。毛蓝裤子有些褪色，但没有补丁，和粉色格格上衣应是很搭的。凉鞋有些破，两只都有断带，但前天父亲拿去炉匠铺用火钳粘好了。用火钳粘就是和母亲用煤钩子粘的不一样，不细瞧，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粘过的。
　　 父亲也爱俊。而且，父亲懂我。
　　 一个夏天，我的头发长长了好大一截，但还是扎不成辫子。想留两条可以搭在胸前、可以用手指绞着把玩的长辫子一直是我的心愿，可这意愿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明天就要入学了，头发却不长不短很难看，只能先剪短一些，之后再慢慢留。总之，入学的第一天，我一定要漂漂亮亮出现在老师和同学面前。
　　 正想心事呢，母亲说剪完了，我迅即抢过镜子一照。我想，我想，几乎在我的头像进入镜子的那一瞬间，我手中的那面菱花镜就飞出去了，飞向了大柿子树......
　　 果然是个“木碗”！果然是一只可笑的“木碗”扣在我又圆又胖的脸上，不仅难看，还滑稽。
　　 所以，我只能把又难看又滑稽的我，连同那面无辜的菱花镜一齐摔向大柿子树。
　　 镜子粉碎，我也歪歪斜斜的靠在了树上，众人皆惊。
　　 我也惊住了----我闯祸了，那面镜子是我母亲的陪嫁，跟了母亲十几年，是母亲天天擦试天天摩挲的爱物。这个祸，可闯大发了......
　　 我爬起身来夺路而逃，身上却早挨了我母亲好几条帚。幸亏，那天有姥爷在，姥爷从王台村来女儿家串门，正巧碰上了这场“母女大战”。
　　 因为有姥爷奋力拦挡着他发了疯的女儿，我才得以奔逃进家。企图关门，却未果，我猛狮一样的母亲已呼啸而至。我慌不择路，逃进猪圈。
　　 那天的景象，我至今想起都觉生动，生动得想笑又想哭----想笑着哭。
　　 那天，我们仨，我母亲，我，我们家的壳罗猪，就在猪圈里转开了圈。气极又疼极的我的母亲，举着条帚歇斯底里地追骂着，我护着我的“木碗”头、恐惧又气急败坏地躲闪着，那只糊里糊涂卷进来的壳罗猪，不知就里地夹在我俩儿中间乱跑。猪圈像个舞台，我们仨就像演员，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追逃大戏。对了，还有我姥爷呢！站在圈墙外的我姥爷像个导演，舞动着两手，一会儿说，二曼，跑，快跑。一会说，二曼，告饶，快告饶。
　　 快跑？圈墙这么高，我往哪跑？告饶？从小到大，我还没告过饶呢，我所有挨的揍，都是因为不会告饶而挨的。现在让我告饶，我，告不出！
　　 跑不了，不告饶，那只有挨揍的份了。我想起那面镜子，那镜子是母亲的心爱之物，更是我们姐妹们的心爱之物，我们每天要用它照模样的频率不知要比我母亲高多少倍呢。可是，它却命丧我手，不，是我的坏脾气......我也心疼死了......为了那面镜子我也不逃了，我要替那倒楣的、无辜的菱花镜挨这顿揍。
　　 我站住了，看着母亲。我母亲看我突然站住，怔了一下，接着条帚疙瘩如急风暴雨般落下来，落在我的头上、脸上、脖子上、手背上，火辣辣地热、火剌剌地疼。之后，红杠子就一道道起来了。可是，我的首当其冲的“木碗”却没有飞扬起来，却岿然不动----它实在是太短了。
　　 我咬唇攥拳，不哭，不叫，不讨饶。
　　 我越是这样，我母亲越是气恼，越是痛下狠手打我。暴风骤雨一阵紧似一阵......
　　 我不哭，姥爷却快哭了，他跺着脚，叫着我母亲的小名大骂：“你个拗种！她小，她是个孩子，她不懂事，她拗！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也不懂事，也拗吗？你打吧，打死她吧，我不管了，我走，反正她是你养的，你打死她也没人疼......个拗种！个拗种！一窝子拗种......”姥爷真的走了。
　　 母亲停了手。脸煞白煞白地喘着粗气。之后，蹲下身，嘤嘤地啜泣起来……
　　 我麻木地站着，一动不动。突然想到明天上学的事，用手去摸头顶，遂一腚坐下，一声嚎啕，冲天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