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村里有个姓陈的老人，人们都叫他陈小狗。这“小狗”究竟是他的大名还是小名？估计没几个人搞得清楚。从我记事起，大家都直呼他“小狗”。如果论起关系，他那早逝的老伴，还是我父亲的干妈呢。
　　 解放前，陈小狗没有土地，只能每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靠推鸡公车挣脚钱。那些推车人推着载货二百多斤的鸡公车，从庙镇到堡镇当天来回，要走一百三十多里崎岖不平的沙石路，逢到下雨，更是泥泞难走。
　　 陈小狗为人忠厚老实，几乎不与村人闹事。可他老伴却不是省油的灯，一有空就跟人玩长牌，赌钱上瘾。有几次玩大了，着实输了一笔钱，却在丈夫面前瞒得贼紧。有好心人看不下去，就在村口把陈小狗拦住，悄悄地跟他说：“你呀整天风里来雨里去，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挣几个铜板容易么？你老婆昨天玩长牌输掉不少，你呀几天白辛苦了！”
　　 陈小狗听了，心里恼火，气呼呼地推着车回家。老伴心里有鬼，看见小狗沉着脸进门，心里就如吃了萤火虫般雪亮。立即到小店里打一大壶米酒，多炒两个菜，殷勤地照顾小狗吃喝，并操起一把大蒲扇坐在小狗身边给他扇风纳凉赶蚊子。等小狗吃喝得沟满壕平了，老伴就柔声问：“泮珍（儿子）他爹，你今天受了啥委屈，进门就气呼呼的？”
　　 小狗吃喝了一通，气也消得差不多了，斜着眼问老伴：“你这几天又输钱了吧？”老伴立即跳起来发誓赌咒地说：“没有没有！这几天我在家纺纱织布，忙的饭都没工夫吃，更别说摸牌了。这是谁给我涂烂药哪？”小狗听到老伴这么贤惠，既欣慰又感动，就连忙安慰她：“是某某说的，我原本就不相信有这事。”
　　 第二天，陈小狗又推着鸡公车卖苦力去了。老伴左手操起一个旧搪瓷脸盆，右手拿着根木棒，敲着脸盆在村里边走边骂大街：“我赌钱，是我家老头子允许的。是谁屁嘴发痒涂我烂药？老娘没用你家卖x钱！要你来多管闲事？”
　　 几次海骂后，村人再也不敢跟陈小狗说真话了，反正输的是他的苦力钱，关村人什么事呢？而且村人从这件事上看出，陈小狗是个老实人，一根肠子通到底，谁给他说悄悄话，他经不起老伴的哄骗盘问，会把告密者和告密话全盘托出，一点也不晓得人家是一番好意。后来村里人就把守不住秘密的人笑称；第二个陈小狗。
　　 陈小狗是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死的，那时他已经七十左右了。由于长期静脉曲张，双腿烂得脓血模糊，俗称“老烂脚”。
　　 当他临终前一天下午，已经好多天不吃不喝的他，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床上爬起来，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瞪着房间里某个黝黑的墙角，不断磕头跪拜，哑声哭喊着：“求求你判官爷呀，别让小鬼们打我啦，我认错了行不行？我偷了干儿子家的一把铜广勺，我不是人呀……”
　　 他的儿子陈泮珍跟我爸是干弟兄关系，听到陈小狗的忏悔，臊得胖脸成了一块大红布，捞起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铡刀，站在小狗床前“哇呀呀”大叫几声，往空乱劈几下，厉声喝道：“太上老君急急令！哪里来的饿死鬼，竟敢冒充我父亲败坏我家的名誉？快快滚你妈的蛋！不然，被我抓住，将你大卸八块，扔油锅炸了喂狗！”
　　 我家确实有把缺了口的广勺，纯铜的，约有半斤多重，平时放在院子里的猪食槽旁，后来不知被谁偷走了。听了小狗的忏悔，父亲在小狗的孙子老德家里果然发现了这把铜勺，那个缺口太好认了。父亲发现这事实后没有声张，装作不知道这回事，也没把铜勺要回来。
　　 陈小狗一辈子天性老实，从不偷东摸西，因此偶尔做了次贼，心里始终惴惴不安，临终前竟害怕受到阎王的谴责而忏悔不已。如果不是他自我揭发，我们一家人怎么也不会把“偷窃”这两个字按到陈小狗身上。
　　
　　 【二】
　　 陈泮珍比我爸小几岁，平时一直以干弟兄相称，关系比较密切。
　　 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泮珍的妻子。村里人都说陈泮珍他妈常年聚赌，有时放高利贷，伤了阴鸷，所以陈家的媳妇都活不长久。
　　 陈泮珍是个大胖子，身高也就一米七，体重绝对超过二百斤。每到酷暑时节，他就如热锅上的蚂蚁般难熬，恨不得把皮扒下来才凉快。当然，皮是不可能扒下来的，但衣服可以尽量少穿。所以每当知了在树丛深处歇斯底里鼓噪时节，我总会在陈家宅的老杨树下，看到打赤膊的泮珍，腆着一身肥肉，仰躺在一张破旧的藤榻上，两胳肢窝里各夹一根粗大的老黄瓜，借其凉爽的感觉。肚子颤微微地耸立着，犹如往他身上倒扣了一口大锅。他张着大嘴，像条狗似地伸出舌头哈气，不停地摇着破蒲扇。
　　 因为妻子走得早，四十不到的陈泮珍耐不住寂寞，傍上了一个大他十几岁的麻脸老寡妇。这老太是我本家，见了面我还得尊称她一声“三奶奶”呢。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泮珍就悄悄地走村越宅过小桥，前去麻三奶奶家幽会。其实这早已是村人尽知的秘密了。于是就有人使坏，将他必经之路的一条小木桥上的木板起出来，将板头稍微搭住桥桩那么一点点。夜色中看起来小桥依旧，可一旦有人踩上去，木板必定侧翻，人就掉沟里了。碰巧那晚泮珍没去幽会，他爸陈小狗去上早市，经过这条动过手脚的小桥时连人带物一起栽进了沟里。这算是子债父还，村里当做一出笑话，流传了很久。
　　 当麻三奶奶八十多岁寿终正寝前夕，泮珍和三奶奶的亲人们一起，彻夜守着三奶奶。据说麻三奶奶断气前，努力睁大了眼睛，伸出干枯如柴的手，轻轻地触了触泮珍。泮珍回想起数十年的恩爱，竟然感动得当场失态，失声痛哭起来。
　　 尽管泮珍是个二百斤出头的赳赳大汉，但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唠唠叨叨；做起事来黏黏糊糊，婆婆妈妈。而且最喜欢给未婚青年说媒拉纤，简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丑八怪说成美天仙，活脱脱一个男“媒婆”模样，因此村里人送他个雅号：骚娘子（意即娘娘腔）。还有人造谣说他是个同性恋者，对于前一种说法，村人都认可；但对于后一种诬蔑，几乎都不怎么相信。
　　 如果泮珍跟人吵架，那就是另外一种腔调，他不按村里男人那般气势汹汹地摞袖攮臂，一个劲地往前扑，而是站在原地一蹦八丈高，双手使劲拍击肥大的臀部，叫骂得白沫飞溅。站在一旁看吵架的闲汉总是担心一场争吵完毕，泮珍的两瓣屁股会不会被他自己拍打得艳若桃花？
　　 七十年代初，泮珍身边添了俩孙子、一个孙女，有空时就含饴弄孙，享受那天伦之乐。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余钱给孩子买玩具，所以孩子们的玩具只能因陋就简，抓到什么玩什么。据陈家宅其他人恶意泄露；有一天那两个孙子缠着爷爷要买玩具，坐在大灶后烧火做饭的泮珍实在拿不出钱，就解开大裤裆让两孙子玩他的球。两孙子你争我夺的，惊动了隔壁房里的五岁小孙女，哭喊着：“爷爷，给我也玩一会。”吓得泮珍赶紧推开孙子，系上裤子下田干活去了。
　　 泮珍的孙女跟我大哥的大女儿同岁。有一天，泮珍喜滋滋地上我家，告诉我爸：“我那宝贝孙女会说话了！她说‘爷爷我饿了。’”我爸笑了笑，把大孙女叫到跟前，刚问那丫头一句，她竟像个话痨，一句又一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泮珍赧然，灰溜溜地走了。
　　 九十年代初，我父亲走后的第二年，老妈来我家，随便说起泮珍叔死了。死因好像是中风，病发得很突然，根本来不及送医院抢救。
　　
　　 【三】
　　 泮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务农，大名汉昌。小儿子在市区工作，很少返乡。
　　 汉昌这名字很响亮，可村人很少用这名字叫他，只是叫他“老德”。
　　 陈家宅的男人大都老实憨厚，不会算计别人以牟取薄利。老德当然也很老实憨厚，但他的精明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我婶婶因没有零钱，少找他了一分钱，说好第二天还给老德。偏偏第二天婶婶忘记了这件事，老德等了半天也不见婶婶还钱，他就跟在我婶婶身后不断提醒：“婶，你还欠我一分钱呢。啥时还我？”
　　 据说老德年轻时曾想追求隔壁生产队的一位姑娘，就花了一分钱买了一粒最便宜的水果糖，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塞到那个姑娘的手里。结果那姑娘把这粒糖展示给大家看后，手一扬就扔到猪圈里。老德见状，立即跳进猪圈，从一头母猪嘴里把那粒糖抠了出来，至于老德后来如何处理这粒糖，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生产队里集体劳动时，老德从不使奸偷懒。一旦下雨不能干活了，他就握着一根竹竿，竹梢上按着自行车辐条制作的三叉戟，靠着河边和沟边前行。一旦发现水里有鱼，将手中竹竿歘的扔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老德结婚时，我妈说老德媳妇可是当时村里最漂亮的新娘子。人也很谦和，几乎不招惹谁。有一天，几个妇女发现老德媳妇的脸上似乎有被打肿的手指印。大家都知道老德绝不会打老婆，那么这是谁下的手呢？在我婶婶仔细盘问下，那媳妇才不好意思地说是公公嫌她做的菜咸了，被公公扇了一耳光。婶婶们私下里经过热烈讨论、分析，一致认为那是泮珍想扒灰，可儿媳妇不同意，就借故打了她。婶婶们想为她出头警告公公，但征求老德意见时，老德却显得很淡然，说没这回事，婶婶们空怀侠义心肠，只得作罢。
　　 老德媳妇刚嫁来时，她母亲到女儿家来走亲戚。刚走到陈家宅前，平白无故地摔了一个大跟头。后来才知道，老德媳妇娘家人有软骨病基因。她也继承了这种可怕的遗传基因，生下三个孩子后身体就垮了，三十才出头，走路就趔趔趄趄，老给人一种要倒下来的感觉。勉强过了几年就再也不能自由行走，彻底瘫痪在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七十年代末，村里重新规划民居，陈泮珍和老德的房子就建在我家后面，一排四间。因此我回到乡下老家，半夜里经常被老德媳妇的哀嚎声吓出一身汗。那是一种痛不欲生的惨叫，犹如冤魂在深夜里悲吟，让人听了身上起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
　　 这苦命的女人，忍受了无数病痛后，终于在五十岁之前得到了解脱，走进了极乐世界。
　　 每年冬天，横贯村庄那条河的水就要全部放干，然后进行河床清洁。老德每年碰到这个机会，总要下到河底摸些鱼虾改善生活。在老德七十岁左右的某年冬天，他还想趁河水放干到河里捞鱼虾。孰料下河没多久，老德身体一歪就栽倒在泥水里。等到村人发现后把他拉上来，已经气绝身亡。大概是突然脑中风，因为他父亲陈泮珍也是中风死的。
　　
　　 【四】
　　 老德死后，给两个儿子各留下一万多现金，以及足够造一栋九十平米两层楼的砖头和木料。
　　 他的大儿子跟我弟弟同岁，老德给他取了很好听的名字；爱国。可村人还是按老规矩，没人叫他学名，而是叫他“屁男”，意思是傻乎乎的男孩。
　　 文革快结束时，我弟弟和屁男都初中毕业了，但生产队里只有一个高中生名额。村支书对我爸说：你家孩子上大学、高中的已经很多了，但陈家还没出过一个高中生。你就发扬发扬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把这个高中名额让给屁男吧。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村支书既然开了金口，我弟弟只得发挥阶级感情，就此告别了中学。可屁男在初中就没学到什么，进了高中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勉强读了几天，辍学了。
　　 屁男结婚了。老婆在医院生第二个女儿时，因医院方面的工作疏忽，大出血后死了。屁男跟他的父辈一样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好人，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大闹医院，狠狠敲医院一笔竹杠。稍微得到几个赔偿金他就满足了，他老婆算是白死了。
　　 女人死后，屁男在妹夫和村人的帮助下，用父亲老德留下的砖木，勉勉强强建了栋三楼三底的二层小楼。该小楼外表看起来跟村里其它小楼差不多，但进门一看，可以说是简陋萧条，家无长物。小楼造了十来年，外墙不粉刷，所有窗框上也没玻璃，只是钉张塑料布挡雨防风。我每次到三哥家总要经过屁男的小楼，发现他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中间踩出一条小道供他出入。村里养羊户经常到他院子打草，总能满载而归。简单一句话，屁男懒得出格，哪怕荒草淹没了院子，也不愿意弯腰拔一棵草。至于分给他的地，干脆白送给别人去种。
　　 村里曾安排屁男进镇办的机械厂去上班。因他没有任何技术和长处，只能做些打杂扫地看门之类的活。他干活、走路时没眼色，像只没头苍蝇般东一头西一屁股地乱撞。厂方怕他发生工伤事故，干了没多久就把他辞退了。有时他在村里见人就哼哼：谁能给我找份工作呀？再这么下去我要饿死了。幸亏村委和民政部门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给他办了个低保。
　　 自从屁男的女人死后，他从没断过想重新成个家的念头，经常恳求村里人帮他介绍个女人。村里人听到他的恳求，总是咪着讥讽的眼睛，反问他：“你自己都快饿死了，拿啥养活女人？”
　　 于是，他每天沿着门前的河，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每当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就停住脚步，耷拉着厚嘴唇，两眼如雷达般死盯着女人从远处走来，擦过他身边，再走向远处。然后叹息一声，继续沿着河边来回走。甚至半夜三更也在河边溜达，让不明就里的过路人吓得心头撞鹿般惶恐不安。
　　 这几年，村人经常看到屁男天一黑就往镇上跑，村里人纷纷传言说他到洗脚房嫖娼了，而且还看到他提溜着裤子出洗脚房的大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