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的老百姓在接连不断的社会动乱中身心疲惫，开始期盼能够早日恢复安定平和的生存状态。
　　 那一年我是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早已被打倒的“阶级异己分子”爸爸和“反动技术权威”妈妈相继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于是他们的儿子也有幸卸下了“狗崽子”“黑五类”的沉重枷锁，先是参加了红卫兵，而后又加入了学校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从此，我也“解放”了，再不会一听到外面的大喇叭响就战战兢兢，再不用受父母、老师的管制，困在乱哄哄的教室里“复课闹革命”。那时候学校里不分“快班”“慢班”，能“演节目”的就让人另眼相看。
　　 同学们开始用羡慕却也不无嫉妒的目光远远打量着我们这群身穿黄军装，臂带红袖标，整天价尽情地唱啊跳啊撒欢啊打闹啊的男孩女孩。宣传队里的女生大都是我在干部子弟小学里的同学，一个个聪明、漂亮，大大方方，都梳着羊角辫，都扎着牛皮带，神采奕奕，英姿飒爽，和她们一起排演节目，总会觉得养眼睛，提精神。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她，就是那群甩来甩去的羊角辫中的一张秀美的脸，当时宣传队分配我的任务是每天晚上送她回家，结果，越送脚步越慢，越送时间越晚，难怪后来二驴说：你这是职务犯罪。
　　 二驴是谁啊，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当时，我们经常要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庆祝活动，什么迎接毛主席的芒果啦，什么欢庆最新指示下达啦，什么祝贺革委会成立啦……许多文艺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连夜赶排的，只是把老段子里头添上新词就行，最常演得是对口词，枪杆诗、三句半、小合唱什么的，说唱起来轻车熟路，台上台下热热闹闹，可是怎么热闹也别出错，出错就是政治问题。演出的时间长了，有些台词倒也背得滚瓜烂熟，譬如开场白：营口市二纺厂东方红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现在——战斗开始！！！
　　 除了庆祝活动，还有红代会经常组织的文艺汇演——各个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同台竞艺，心里都憋着一股争强好胜的劲儿，当然，我们是最棒的，每次汇演总能捧个带镜框的大奖状回来，最拿手的节目是压轴的舞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因为女孩子的脸蛋一个比一个俊俏，因为男孩子的跟头翻得又高又飘，更因为节目最后那三层叠罗汉的精彩造型，把红旗几乎高高举到了台顶。于是掌声雷动，大幕拉上了还是久久不停，直到我们再次谢幕。那种感觉真是美到姥姥家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酷叫帅叫绚叫爽。
　　 那会儿的中苏边境已经燃起了战火，“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的热浪席卷全国，学校里三天两头的组织野营拉练，每次把队伍拉到郊外搞急行军的时候都要让宣传队员们前前后后的奔跑，进行政治鼓动和战地宣传。而且，在行军的路上，我们的步伐一定要比别人更整齐，我们的口号一定要比别人更响亮。越是风狂雨骤，越是斗志昂扬。跌倒了再爬起来，美人变成了泥人；嗓子哑了也要喊，直到说不出话来。早已湿透的军装紧紧贴在男孩女孩的身上，可是谁也没有解开束腰的皮带；尽管我们肩上的枪都是仿制的，但在当时就觉得自己是个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我们的宣传队就是战场上的突击队、排头兵。
　　 十五岁真好！红袖标真好！宣传队真好！黄军装真好！羊角辫真好！牛皮带真好！排头兵真好！演节目真好！
　　 好是好，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于是在后来的日子就不怎么好了。
　　 当时的宣传队长叫二驴，尽管这是他的小名，可是叫着叫着他也就没了大名。二驴脾气的确很“驴”，尥起蹶子谁也不好使。工宣队大不大？军代表横不横？可二驴仗着他是宣传队里出身最好的“红五类”，竟敢当面质问工宣队的白酒壶（久福）为什么老是偏向女生，不说有错的二丫，却打无辜的二扣；而且他还敢给军代表脏（张）参谋写小字报：干嘛一找二胖谈话就到深更半夜，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扣是说快板书的。他妈年轻的时候怀了几次孩子都没保住，后来听算命先生说，要给孩子起个带“扣”字的名才行，结果，大扣真的给“扣”住了，二扣也没出任何意外……除了打快板，五大三粗的二扣既不会唱歌也不愿跳舞，只好在二丫登高造型时当个“底座”。谁知矛盾来了：上面的二丫总是埋怨二扣站得不稳，下面的二扣却嬉皮笑脸的说二丫你实在太沉。二丫急了，竟在汇演的紧要关头摔耙子“拿把”，于是，醉醺醺的白酒壶便给了二扣一鼓槌儿。
　　 二丫是宣传队的台柱子，能歌善舞，娇小玲珑。本来挺合身的军装，她非得把衣服改的瘦瘦的，把裤子改得短短的；新买的黄胶鞋，一定要用火碱把它刷成乳白色；冬天里从不穿棉装，却总是戴着大口罩；即便不带口罩了，也要用白鞋带绕在脖领子上，再把鞋带的两头别在前胸的扣子里，好像是把口罩掖在衣服里。想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白金项链”吧。业务能力强的二丫和大男子主义的二驴一直不对付。只有二驴敢揭二丫的短，譬如有一次二丫说二扣经常对她“飞眼”，二驴便说：你不去看人家，怎么知道人家看你？！二丫气哭了，又到白酒壶和脏参谋那告了二驴一状。
　　 其实二胖并不胖，只是刚出生时的体重九斤多。她的嗓子特别好，人也长得非常漂亮，小学二年级就有男生给她递纸条。后来她真的谈恋爱了，是邻家的一个大哥哥，两人好的死去活来，等那大男孩下乡时，二胖竟在自己的身上刺字示爱。于是学校便把这事当作生活作风问题，班主任把她推给了宣传队，同学们管她叫“小皮子”，害得她在人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尽管每次演出时她总是神采飞扬，可是一下台便换了个人似的躲到旮旯发呆，特别是脏参谋把她作为“重点帮教对象”后，二胖的心事就更重了，眼睛经常红红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宣传队的男孩子渐渐聚拢在二驴身边，与白酒壶、脏参谋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理由嘛，也很简单，就是觉得这两个家伙对女生太偏心，而有些女孩子在他们的庇护下，毛病和脾气见长，动不动就去工宣队和军代表那里告状，并且准能胜诉。
　　 久而久之，宣传队里男女生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个怪圈：男孩子越想接近女孩子，也就越是痛恨横在他们面前的白酒壶和脏参谋，可是在这两个人的淫威下又无何奈何，最后便迁怒那些被惯坏了的女孩子，几个回合下来，宣传队里的男女生矛盾逐步升级，台上演出还好，台下对面说话不抬眼皮。
　　 那天，因为二丫熊二扣，二驴损二丫，二丫跑到白酒壶那告刁状，白酒壶把二驴找去好顿训；还因为二胖曾经和我们说过，脏参谋不是个好东西，可是当我们把检举信送到校革委会，调查组下来核实情况时，二胖竟然矢口否认，结果那检举信成了“诬告信”，搞得我们狼狈不堪。
　　 当然，还有一些气人的事，譬如女生甲批判男生乙把毛主席语录背错了，不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是“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并且“上纲上线”：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不希望红太阳快快升起来的大是大非问题！吓得那个男孩险些尿裤子；譬如男生甲与女生乙对唱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智斗”一场时，那“阿庆嫂”竟把调起高了，害得“刁德一”扯破脖子变成了叫驴，结果被观众哄了下来……事后那个男孩竟因为这场“政治事故”而被工宣队和军代表好一通“路线分析”。
　　 为了给受气受辱的哥们儿复仇，我们开始组织“反击”，主意是我出的，二扣负责后勤准备，二驴负责作战指挥。
　　 因为经常要排练到深夜，后来我们都住进了学校。男生宿舍的左边住着脏参谋，右边是女生宿舍，各屋之间的简易墙很薄，隔壁有什么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我们悄悄爬将起来，每个人都操起事先准备好的“兵器”：锣鼓钹镲，板胡唢呐，锅碗瓢盆，水桶拖把。这时探子来报：那帮丫头都已睡熟，脏参谋又在找二胖谈话。
　　 二驴沉着脸，用冷冷的目光扫了一眼大家：有没有后悔的，现在走还来得及。看到没人吱声，他便轻声发令：预备——起！猛然间，所有的家什都在拼命敲打，所有的乐器都在狠吹猛拉，所有的嗓子都在嘶声嚎叫，所有的脚都在使劲跺地板——整个房子都在颤动，墙皮哗哗地往下落，窗户上的玻璃因为共振也发出骇人的响声。
　　 战歌嘹亮，划破夜空：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
　　 后果可想而知。
　　 女生们大哭了半宿。第二天，家长来了，校长来了，红卫兵团的团长来了，工宣队的队长来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事情闹大了，慌忙订立“攻守同盟”，就说是连夜赶排新编大型歌舞剧《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没想到女生已经睡觉了。末了，二驴还特别叮咛大家，就是有一天事情露了，也决不能把出主意的人供出去——他爸刚“解放”，还没被结合呢。
　　 那天，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被传讯，但是到了晚上也没审出个结果来，领导们急眼了，做出三条决定：撤消二驴的队长职务；停止宣传队的演出任务；把宣传队的男生都下放到二纺厂最苦最累的织布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劳动改造三个月。
　　 听到这个决定，我便想去自首，却被二驴坚决拦住了，他说：你要是招了，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大家同样会受牵连，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改口了，就是新编歌舞，就是连夜彩排。
　　 好在“下放”没多久，我们就被“解放”了，原因是脏参谋竟然真要对他的“帮教对象”下手，于是，忍无可忍的二胖终于把他告发了；脏参谋调离不久，“代队长”白酒壶的老婆莫名其妙地疯了，于是他那酒喝得更厉害，而后无论坐着站着走着都能睡着，结果稀里糊涂地错过了文艺汇演报名的机会，气得二丫大哭一场，擦干眼泪后便和其他女生联名上书，恳请校革委会对我们实行大赦，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合作，赶排新编大型歌舞剧《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争取在文艺汇演中再次获奖。
　　 其实，二丫她们是在拿汇演做借口、找台阶。撵走了脏参谋，甩掉了白酒壶，她们也在反省着自己，心里早已原谅了我们——女孩子们这时才觉得没有男孩子的宣传队既不快乐也不完整更不安全。
　　 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悲壮乐曲，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的回来了，二驴也像当年毛委员似的重新回到了革命领导岗位。随即在宣传队里开展了整风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针对男女生的团结问题，宣传队里还组织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或是组织安排，或是自由选择，反正每一个男生都要找一个女生结成帮教对子，每天晚上两个人都要坐到一起互相汇报思想，共同“斗私批修”。考虑到“帮教”二胖的风险比较大，她的“对子”是由组织包办的——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二驴莫属：根红苗正，立场坚定。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这“一对红”“一对忠”腻在一起谈着谈着就开始“跑题”了“变调”了——毕竟少年钟情，毕竟少女怀春。每天排练，开始有人心不在焉，只盼着夜色快快降临；每天傍晚，花前月下，校园里的角角落落，常见一对对亲密缠绵的身影。因此，宣传队再次整风，把“一对红”变成了“一串红”或“对对红”——谈心时要么三人以上，要么两对一并。这时，那个令我心仪的羊角辫已被选送到市歌舞团主演《白毛女》去了，于是形单影只的“大春”便被派到二扣和二丫的对子中间做了“灯泡”，让人家好大的不乐意。
　　 危机再次过去。我们突然觉得学会了许多，长大了许多。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极高的质量排练出威武雄壮、精彩纷呈的新编大型歌舞剧《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当年的文艺汇演中一炮打响，获得大奖。
　　
　　 后记：如今“大春”和“白毛女”已经住到一起，不用再送来送去；二驴后来当了很大的官，却步温莎伯爵的后尘去了赞比亚；二扣的婚姻不幸而嗜酒如命，几年前得了脑血栓，有点像宾努亲王的样子；二丫早就停薪留职，做了夜总会的老板，凡是宣传队的老同学去唱歌一律免单；二胖和他的“大哥哥”历尽坎坷，终成眷属，在城里挣了不少钱，又突然决定搬到乡下去住。有一次同学聚会，酒至酣处大家又表演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虽然青春不再，歌声依然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