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在中国近代辉煌的史册上，她注定是永远值得纪念、也必须纪念的日子。
　　
　　 九十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囯败民衰。世界格局更让中国伤痕累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振奋了全中国；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爱国要求，呼应了全民族。学生痛打了章宗祥，火烧曹宅，火烧赵家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抛下课堂，走上街头，打响了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第一枪。并很快席卷全国！
　　
　　 在爱国学生看来，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发出了悲壮的怒吼：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何等的爱国呼声！何等的热血澎湃！一直激荡到今天………
　　
　　 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发扬和光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理念。这一精神理念，不仅是“五四”青年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更是中国青年理想和目标的体现。今天的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为其注入时代的特点，注入新的内涵。
　　
　　 一、魅力时代
　　
　　 “五四”是多元化的时代，更是魅力时代。民营经济、私营企业、私有制、股份制等等在五四时代天经地义，引领当时的经济市场。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企业或者银行，注册银行甚至都不要巨额资金。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就只有7万元，而后成为了“中国的摩根”。“棉纱大王”穆藕初、“纺织大王”荣德生、“面粉大王”荣宗敬等都是当时的多元化时代造就的大亨。当今的中国，也是魅力四射的时代，继承和光大了“五四”精神，在中国特色的旗帜下，着力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呈现了五彩缤纷的经济结构和模式，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同台唱戏，同时发展，共同壮大，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共献力量。
　　
　　 然而，时代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上，仍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仍远远没有“五四”运动的激烈壮观。你只看，要死不活的公有制，苟延残喘的拉着“国有”的救命草死不放手，死活不愿走入优胜劣汰的大市场；你再看，公有的体制也迟迟不愿放弃尚有“油水”的国有企业，不想放手任其自由发展。请想想，目前有多少私人银行？又有多少私立医院？等等等等，由此可见，“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多么的任重道远。
　　
　　 二、自由时代
　　
　　 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性的解放和自由。“五四”时代，自由的空间相当宽泛。而自由的先驱当是言论自由。“五四”时期，言论自由是不言而喻的，什么政见、什么说法都可通过舆论公开表达。那时的报刊报社多达400多家，有维护统治的，更多的是自由心声。周恩来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在长沙有新民学会，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了先河。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思想的发展和进步不得不归功于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心声。
　　
　　 几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也赋予时代以自由，人们撅弃了文革期间“口不能言、嘴不能动”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论是文学界、文艺界还是政界、经济界，大家激情满怀，畅所欲言，为祖国的发展和兴旺献计献策。现今，更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群策群力，无所不言。但鉴于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坚持“集中管理下的自由”或者说“自由有限制”，虽遭外强的非议，但我认为尚有必要，很有必要。不过，如何把握尺度，让自由名副其实，既要人民真正的享有自由，又要国家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确是个科学命题。我们既要从“五四”精神中吸取自由的精华，又要在历史教训中去其混乱的糟粕，这才是我们纪念“五四”、光大“五四”的核心。
　　
　　 三、人才时代
　　
　　 “五四”前后的中国是个乱世，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你方上台我登场，群魔乱舞、群雄争霸。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军阀混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明争暗斗。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这种乱世最大的成果就是酿就了不少时代的精英，从而也就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像陈独秀、蔡元培、鲁迅、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等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应运而生。包括“五四”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游行示威的北大等学生以及后来响应和支持学生的全国各界仁人志士都是时代的人才和精英。这些，大家都很熟知，我不想多说。我单就“五四”时期的企业界和知识界的交往说说精英眼光的深远。“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非常默契，而且，很多知名企业家最讨厌和政客结交。上文说到的穆藕初创业不久，赚钱不多，但却拿出巨款，赞助“五四”运动中的优秀学生留美深造，他委托北大校长蔡元培精选出了五名大学生（史称“五大臣出洋”），这五名出洋深造的学子，也未辜负企业家和老师的希望，后来都在中国历史上均有建树。从这点看出，企业家对知识的敬畏，实质上是对精神的敬畏，是对信仰的敬畏，是对人才的渴求，也是人才成就的途径和基础。正因这样，中国文化中温情、美好的精华和西方文化中进取、活跃的精髓，在进步的中国才有了最佳的结合，达到了学贯中西，才有了人才救国的前提和希望。
　　
　　 任何时代离不开人才。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人才，更需要真才实学、踏实务真的人才。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是人才急需的时代。改革开放也产生了不少的人才。然而我总觉得在人才济济的同时，也充斥着与“五四”精神背道的现象，某些企业家不是靠才华和勤劳成家，而是靠投机取巧、偷税漏税等起家；有些企业家成名成家后，不是投资知识、继续发展经济，而是投靠政界，谋求官位；而少数政客也热衷于企业家的投靠………这虽属极少数现象，但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格格不入，百害而无一利，比起90年前的穆藕初和蔡元培们是多么的逊色，离“五四”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理念又多么的遥远。
　　
　　 最后，我想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结束我个人的陋见：“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
　　
　　 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注：附后的《天安门大会宣言》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历史资料摘引多家，在此致谢）